实践、认识、再实践
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研讨当代中国史的人们都会记得。但它蕴含的深意可能已被一些“学者”淡忘了，这就是人们的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
“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所谓‘生活、实践底观点，应该是认识论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理由就在这个地方。”注1
可见，人们的认识总是在不断纠错的过程中逐步深化而接近真理的，与之相应，人们的社会实践也总是在不断纠错的过程中前进和发展的。
成功和错误都是财富
但是，在历史研究中，往往有人动辄给严肃的、实事求是地研讨历史上错误（那种否定一切、歪曲事实、故意夸大、恶意攻击不在此例）的书刊和文章扣上所谓“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这就提出一个怎样认识错误的问题。1988年，邓小平在一篇《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的谈话中说：“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注2错误也是财富，这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改革开放，经过30多年的摸索，闯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给了我们清晰而理性的回答。
大家知道，改革最先是从农村起步，这就是包产到户，而首先开这个口子的是安徽。对此，万里有过一段心酸的回忆，他说：“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去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的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我又不熟悉农村工作，所以一到任就先下去看农业、看农民，用三四个月的时间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干部，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非常受刺激。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社会主义吗？”注3这就是万里对我们搞了20多年社会主义的最初反思，是安徽率先实行包产到户的原始动因。
再看陈云是怎么说的，1978年12月10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中说：“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注4
正是有了领导人对此前历史的反思，在这以后，包产到户才逐步为党内多数所认同。
对于十年文革造成的伤害，更有刻骨铭心的反思。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说：文化大革命“把许多老同志打倒，把大批干部和群众打成‘走资派’、‘反革命’，进行残酷迫害。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这个教训是极其惨痛的。”邓小平还说过：“‘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只十年，这以前，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注5
正是基于这样的深刻认识，所以邓小平指出：“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注6
历史表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确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正是对十年动乱造成的严重后果和经验教训的反思、检讨结出的硕果。
对斯大林模式说“不”
如果说，以上列举的还是从政策层面的反思和检讨。那么，从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开始，就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战略层面开始反思了。
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说道：“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中国要“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注7
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怎么走，还远远没有解决。从1980年代初开始，对改革开放搞的是社会主义，还是走向了资本主义，一直是党内外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过去是怎么理解的呢？1953年，毛泽东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说，“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注8概括成一句话：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私有制。
对1953年之后近3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1982年6月，邓小平作了如下回顾，他说：“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止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注9进而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注10“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他还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注11
这就触及到了更深的层次，即按照此前30年搞的社会主义路子，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邓小平明确而坚定地回答说：“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注12他反复向人们说明：“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解决好。”注13“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注14
按批“历史虚无主义”先生们的逻辑，邓小平上述一系列评说，不是把建国30年来的社会主义历史全否定了吗？请看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作者写道：“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而并不确切的观点。”“这个理论观点，代表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对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所达到的认识水平。根本出发点是为了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了巩固人民政权。但是，认定只有使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即公有制）成为国家唯一的经济基础，才能做到这一切，是不符合实际的，尤其不符合中国这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的实际。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根本问题上的认识，还很不成熟，还缺乏甚至没有实践经验。这个理论观点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以后几十年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指导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过于求‘纯’的消极影响。”注15
这就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角度向人们说明，我们过去对社会主义的认知，不能不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私有制，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而并不确切的观点”，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在1950年代初确有它难以超越的认识根源。实践证明：“这个理论观点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以后几十年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指导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过于求‘纯’的消极影响。”这确实是一个严酷而不可无视的现实。
正是有了这样一步一步的深刻反思和检讨，才有从承认包产到户合法、允许个体经营、允许雇工不受数量的限制、确认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到认同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中国才最终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陷阱中跳了出来。
正确对待错误是郑重的党的标志
简单举以上几例，为的是说明，如果不对历史上的错误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检讨，我们怎么能走上欣欣向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共产党人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错误，老祖宗早有教导：
列宁说过：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进而又教育和训练群众。注16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讲党的三大作风一节中说：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注17
正是基于上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肯定取得已有成就的同时，并没有回避错误，《决议》明确指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在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同时，郑重指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强调：“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注18
对只热衷于歌功颂德，不懂得反思和检讨错误的历史教训。从1956年到1989年担任了30多年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书记的日夫科夫在回忆录中说：“我们有个弱点，就是记载下来的巨大成就有时压抑了我们总结失利的原因和后果的能力，从而也使我们对采取注意事物根源的方法不感到必要。在新的形势下，事情越来越清楚，失却这种新的方法不仅使我们面临困难，而且使我们面临对社会主义本身命运攸关的非此即彼的选择。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弄不清社会主义的哪些地方需要改变，是应该改变还是更换。”注19这就是日夫科夫总结的执政的共产党最终倒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历史研究的正确指导思想
如何通过历史研究，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著名理论家、中共党史研究专家龚育之先生曾有专文论述，他指出：
“对党的决策实施的得失成败，根据在实践的结果，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对现有决策的坚持和发展，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进行讨论性的探索。这样的研究，不但‘非官方’可以进行，就是‘官方’也是应该进行的。不然，谈什么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谈什么决策的调整和创新呢？”注20
对此，又有人用邓小平说过“宜粗不宜细”的话来辩解。诚如前引《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是错误的一样。把1980年在起草《决议》的时候，邓小平针对决议起草小组拟出的提纲内容说：“我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感到铺得太宽了。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总起来说，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注21这就是邓小平“宜粗不宜细”一语的原意所指，《决议》不是要叙述历史事件的具体情节，重要的是对历史事件作出准确的论断。根本不是泛指历史研究而言。现在拿邓小平这句话来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完全是对原意的曲解。
要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就必须对历史过程、历史事件作过细的研究。龚育之在《读张泽石的两本自述》一文中列举了上个世纪50年代前期发生的志愿军归俘人员受到有不公正对待、扬帆事件、潘汉年事件、胡风事件、广州的布鲁、陈坤事件以后指出：
“总之，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而历史的经验教训，只有在深入了解和总结历史事件、历史过程中才能为人们所把握。如果对这类历史事件人们都没有具体了解，都淡忘了，淡化了，或者根本就不知道，那么，历史的悲惨有什么把握能够避免重演呢？”注22
2015年8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去的贺信中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可以认为，这既阐明了历史工作者的使命和重任，也是历史研究所应遵循的正确的指导思想。
注释：
注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293页。
注2、注6、注7、注9、注10、注11、注12、注13、注1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第272页、第2-3页、第11页、第63-64页、第139页、第227页、第148页、第225页。
注3《万里谈农村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张广友韩钢记录整理。《百年潮》1998年第3期。
注4《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
注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
注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主办：《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
注15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67-268页
注16《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页。
注1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3、1094-1095页。
注18《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8、29、60页。
注19《日夫科夫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227页。
注20龚育之著：《党史札记二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2页。
注2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294页。
注22龚育之著：《党史札记二集》，第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