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长征精神微党课4篇弘扬长征精神微党课 弘扬长征精神微党课讲稿 按照局机关党委微党课活动的安排，根据个人近期所学、所知、所悟，今天向各位领导汇报讲解“长征精神&r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弘扬长征精神微党课4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弘扬长征精神微党课
长征精神 微党课讲稿按照局机关党委微党课活动的安排，根据个人近期所学、所知、所悟，今天向各位领导汇报讲解“长征精神” ，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长征的整体介绍；二是长征的背景及其原因；三是长征的会师地点为什么选在了陕北？四是长征精神及其重要意义。
2019 年 5 月 20 日，在江西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赣州市于都县，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敬献了花篮。在 2016 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信念的胜利，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时代变了，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事业没有变。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历史是现实的镜子，今天，我们必须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一、长征的整体介绍 1934 年 10 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
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
中央红军共进行了 380 余次战斗，攻占 700 多座县城，红军牺牲了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余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其间共经过 14 个省，翻越 18 座大山，跨过 24 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红一方面军于 1935 年 10 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 年 10 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
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
陕北红军，是指徐海东、刘志丹、程子华领导的红十五军团。
红二方面军，是红军长征中唯一没有损失的部队，总指挥是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
红四方面军是工农红军主力之一，由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领导。
1、中央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 最初，是在 1929 年 1 月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出发，创建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到 1931 年9 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后，革命根据地扩展到 35 个县，在 24 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府。1931 年 11 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
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
2、长征的路线 瑞金→突破敌四道防线→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陕北吴起会师(1935 年 10 月)→甘肃会宁会师(1936 年 10 月)，宣告长征的胜利结束。
3、长征中的重要事件 1）长征前毛主席在一直赋闲。1932 年 10 月，在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军事“围剿”期间，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召开“宁都会议” ，左倾领导人王明、博古批评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为“纯粹防御路线”和右倾路线危险，随后毛泽东被解兵权。虽仍然是中央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但博古指派张闻天“分管”政府工作，后来又安排张闻天出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由此，毛泽东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政府首脑了。
当时，王明因顾顺章叛变、总书记向忠发被捕感觉危险，已随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兼国际代表米夫去了苏联。苏区党、政、军、民一切事物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组成。政治上博古作主，军事上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实行。“三人团”开会时，不用翻译。博古精通俄语，李德会将德、英、饿三种语言，周恩来英语最为流利，法语、日语次之。
博古原名秦邦宪，无锡人，出身书香家庭，他极具学习天赋。李德掌握军事大权，在军事方面的特长是能言善辩，举例时可以引用凯撒、塔西佗、拿破仑、费雷德里克大帝等一连串名人的话，他决定问题从不犹豫不决，不只知道堑壕战、阵地战。
2、湘江战役。蒋介石妄图阻止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他调动湘军和桂军，在零陵至兴安之间近 300 里的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蒋介石则亲率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及部分湘军在后面追击，欲将红军全歼于湘江、潇水之间。于是在 1934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1 日，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从全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部队指战员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 8 万多人锐减至 3万余人。由此引起了广大干部和战士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到达了极点，纷纷要求改换领导。
3、通道会议。在红军长征的初期，毛泽东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但他并没有终日自怨自艾，而是在行军中积极思考着使党和红军摆脱当下困境的出路。在 1934 年 12 月12 日的通道会议时，毛泽东建议放弃原定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避免进入敌人的包围圈，得到大多数与会人员的认可，史称“通道转兵” 。
4、黎平会议。1934 年 12 月 15 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周恩来和大多数与会者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确定向贵州转兵的战略方针。
12 月 20 日，军委纵队到达乌江边一个叫黄平的橘子园地里，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均因身体有恙而坐着担架行军，每当休息时，三人的担架常常被放在一起，这就让他们有了更多深入交谈的机会。毛泽东向张闻天和王稼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党和红军要想转危为安，必须首先改变最高军事指挥“三人团”所执行的错误军事路线。他关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思考以及对红军战略方针的分析，逐渐赢得了张闻天、王稼祥的认同。当天晚上，两个人就将商议结果分别致电告知了彭德怀及其他领导同志。这些开会前的“个别酝酿”及“通气吹风” ，为党之后纠正自身的左倾路线错误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
橘子园中担架上的谈话，使原来在黎平会议决定的在遵义地区召开会议又增添了一项重要内容，那就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即要求进行人事上的变动。由此，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五是猴场会议。1935 年 1 月 1 日，红军长征到达贵州瓮安的猴场。作出的《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
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加强了中央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实际上等于开始动议限制博古、李德指挥权。事实上认可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基本结束“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政治局决定重大问题的原则，为遵义会议奠定基础。
六是遵义会议。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对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犯的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将毛泽东重新纳入核心决策层，实际上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的决定深刻影响了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成为党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七是扎西会议。1935 年 2 月 5 日到 9 日，中央红军在被称为“鸡鸣三省”的云南威信县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三次政治局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和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决定。扎西会议充分肯定并决定贯彻实施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思想，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调整常委分工的决定，开创以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与红军实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相互配合、共同领导全党全军的新局面，为红军取得长征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周毛谈话，他们认为由博古继续领导有困难，如果调整
党的总负责人，按当时的形势理所当然应该由毛泽东担任。但是，毛泽东提出由张闻天做党的总负责。这个考虑顾及了各个方面，包括共产国际因素。周博谈话。遵义会议后，博古对会上的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为此，周恩来同博古有一次长谈。周恩来认为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他和博古都不合适当领袖。毛泽东搞农民运动出身，熟悉中国国情，有很强的军事才能，也是很有智慧的帅才。因此，建议博古摒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大局。最终，解开了他的思想疙瘩。周张谈话。毛泽东从多方面考虑认为应该由张闻天担任党的总负责，据此周恩来与张闻天进行了一次谈话。
八是苟坝会议。1935 年 2 月 20 日前后，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并取得娄山关战斗胜利。2 月 28 日，二次夺取遵义。3 月 8 日，毛泽东和军委纵队进驻苟坝。3 月10 日，红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但毛泽东却根据最近破译敌军电报，推断敌军已准备向打鼓新场集结。由于不少领导人都赞同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双方由此引发了较长时间的激烈争论。尽管毛泽东再三阐述自己的见解，无奈众人未被说服，争论的结果还是同意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负气离开会场，会议随后表决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虽然出于一时激愤而辞职不干，但毛泽东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努力，他在这天深夜提着马灯出发，
决定再找周恩来争取一下。二人交流过后，又一起去找朱德进行详细讨论。3 月 11 日早，周恩来提议继续开会讨论攻打打鼓新场问题，并和毛泽东一起最终说服与会者放弃这一主张，使红军避免遭受重大损失。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县枫香镇的苟坝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放弃攻打打鼓新场。事实很快证明，毛泽东的军事预见是正确的，红军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失败。
这次会议同时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新“三人团” ，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其后的半个多月内，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中央红军先后完成了三渡、四渡赤水，继而强渡乌江威逼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待蒋将滇军调来“救驾”之际又向西直插云南，趁敌回援造成金沙江防线空虚之时越江北上，最终将几十万追兵甩在南岸，从而赢得了战场的主动权。
毛泽东在受排挤的人生低潮期，毛泽东既没有心灰意冷，也没有随波逐流，更没有作壁上观甚至于改换门庭，他所做出的一切努力，都彰显出他因坚定信仰和坚强信念而生、不因个人荣辱利益而移的强大政治定力。正是这种定力，让党和红军重新走上了正确的路线，于低谷处迎来了新生。
二、长征的背景及其原因 1、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 随着军阀之间混战的结束，1930 年 12 月，蒋介石调集
10 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 ，红军兵力不足 4 万。
1931 年 2 月，国民党调集 20 万大军发动第二次“围剿” ，红军兵力仍不足 4 万。
1931 年 7 月至 9 月，国民党调集 30 万大军发动第三次“围剿” ，红军兵力 3 万多。
1932 年 12 月至 1933 年 3 月，国民党调集 40 万兵力发动第四次“围剿” ，红军兵力 4 万多。
2、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3 年 9 月～1934 年 10 月，国民党调集 100 万军队，200 架飞机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围剿和反围剿争夺一整年。
第五次围剿，蒋介石采用堡垒战术，在根据地周围构筑大量的碉堡，包围圈平均每天推进两三里，甚至几百米，一面前进，一面筑碉堡，达到“抽干塘中水，捉住塘中鱼” ，一举消灭红军的目的。
在此期间，被剥夺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曾建议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被李德否定。李德指挥以堡垒对堡垒，敌人修碉堡我们也修碉堡，战术上采用“短促突击” ，打“阵地战”和“堡垒战” ，但是一打，敌人进碉堡，我军暴露在外，尽遭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十分被动，加上军力悬殊，节节失利。主要看以下数据：
一是林彪、寻淮洲、罗炳辉的红 1、7、9 军团，在福建与敌蒋鼎文、汤恩伯第 2 陆军 6 个师拼杀一个星期，无力抗衡，失守建宁城。
二是彭德怀红 3 军团与敌刘和鼎第 9 总队 4 个师交战永安失利，永安城陷落。
三是敌南路军陈济棠占领会场筠门要塞，敌李延年第 4纵队占领福建连城，敌薛岳、吴奇伟第 6 路军占领江西永丰龙岗。
四是彭德怀、董振堂的红 3、5 军团，以步枪、机枪、手榴弹和大刀，组织汤恩伯、樊菘甫第 10、第 3 纵队 5 个师近 8 万人的进攻，红军伤亡 2300 人，其中干部就达 600余人，广昌以南全部失守。
中央苏区仅剩瑞金、会昌、于都、宁都、长汀等狭小地区，所以突围“大转移” ，只剩这一条路，且刻不容缓。
3、长征前做了哪些准备？ 在 1934 年 5 月，李德首先提出“大转移” ，但并非是长征，而是迫于内线作战失利，企图到湘西与第 2、6 军团会合，寻求外线的无堡垒作战。大转移，保密工作很稳。1934 年 5月，只有党中央常委会成员张闻天、项英和军委领导人朱德、王稼祥知道。8 月，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陈云、刘少奇及候补委员邓发、凯丰等才知道。9 月初，才个别向主力军团首长透露。但只说明了大转移，但未说明转移方向。
一是舆论上的准备：
1934 年 7 月至 9 月，中央红军以“北上抗日”为口号，深入进行了思想动员。
1934 年 7 月 8 日，博古在演讲时指出：“工农红军已经必须，而且能够分拨一部分的力量直接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中央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在这方面作了相应的决定” 。
7 月 15 日，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8 月 1 日，中央苏区纪念“八一”建军节，在瑞金举行了阅兵典礼，突出“红军北上抗日”这一中心，将“北上抗日宣言和抗日的誓词，向全体部队宣布，并要传达到每个战士中去。” 二是兵员上的准备：
1934 年夏秋，中央苏区再次掀起猛烈的扩大红军的运动，从 5-9 月，召集了红军新兵近 10 万人。
9 月 4 日，在“大转移”前夕，中央军委为扩大红军发出紧急动员令，并...
篇二：弘扬长征精神微党课
长征精神，坚守初心使命第一篇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 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 80年前那段苦难和辉煌，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长征在我们党、国家、军队发展史上具有十分伟大的意义，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今天让我们一起重温和学习长征精神与党的初心和使命。
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于都。
他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敬献了花篮，说：“我们不能忘记党的初心和使命，不能忘记革命理想和革命宗旨，要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主力 8.6 万人历时 9 天，分别从于都县城东门等 8个渡口过河。为了隐蔽战略意图，避免敌机轰炸,连续多天架设临时浮桥，晚上渡河，早上拆桥，不留痕迹。为支持红军渡河，于都河沿岸群众倾尽家中木材，捐出门板、床板甚至棺木，在约 30公里的河段架起了 5座横跨 600 多米宽水面的浮桥。
周恩来后来回忆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感言道：“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1962 年建军节前夕，叶剑英写下《建军纪念日怀战烈刘伯坚同志》，回忆夜渡于都河，怀念战友刘伯坚：
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于都溅溅鸣。
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
毛泽东说：“刘伯坚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优秀党员，中国工农红军早期优秀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刘伯坚曾参加留法勤工俭学，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创建中国少年共产党。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1年，刘伯坚进入中央苏区，先后担任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参与领导宁都起义并任红 5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坚持斗争，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他积极组织留守部队和群众，在于都河多处架桥，护送中央红军主力渡河长征。1935 年 3 月负伤被捕，壮烈牺牲。
叶剑英怀念当年在于都河畔与刘伯坚告别的情景。特别是诗中引用战国时期高渐离击筑高歌送别壮士荆轲去刺秦王的典故,怀念刘伯坚为自己送行的壮烈场面和动人情景。
我想从三个方面与大家讨论和分享。
一、红军长征概况 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中央红军和红二、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相继离开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
中央红军于 1934 年 10 月 10 日由江西的瑞金等地出发，1935年 10 月 19 日到达陕西的吴起镇（今吴起县），行程达二万五千里； 红二十五军于 1934 年 11 月 16 日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1935年 9月 15日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行程近万里，是最早到达陕北的一支红军； 红四方面军于 1935年 5月初由彰明、中坝等地出发，向岷江地区西进，1936 年 10 月 9 日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一万余里； 红二、六军团于 1935 年 11 月 19 日由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1936年 10月 22日到达甘肃静宁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两万余里。
（一）第五次反 “ 围剿 ” 失利
导致红军长征的直接原因，是红军反第五次“围剿”的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把革命的重心从城市转移至农村，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建立革命根据地。
从 1930年 10月起，蒋介石调集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接连发动大规模的“围剿”。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第四次反“围剿”在周恩来和朱德的指挥下，按照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也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曾经填写了两首“渔家傲”，反映了粉碎敌人第一、二
次“围剿”的情形。其中第一首《渔家傲• 反第一次大“围剿”》这样写道：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
不周山下红旗乱。
1933 年 10 月，蒋介石调集 100 万军队、200 多架飞机，采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和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堡垒主义战略，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对中央根据地，蒋介石动用 50 万兵力，配合步步为营战术，政治上推行清乡、保甲制、连坐法、政治怀柔等政策，加上经济封锁，分路“围剿"中央红军。
1931 年 1 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在苏联和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选入中央政治局，取得了中央领导权，开始了“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在全党的统治。1931 年 6 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共产国际指定王明为代理总书记。9月，党中央机关遇到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任中共驻国际代表。指定博古为临
时中央负责人。
1933 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苏区。博古、洛甫动身前，要求共产国际远东局将李德派往苏区，担任军事顾问工作。同年 9月李德到达瑞金。
在敌人的进攻面前，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企图以阵地战、正规战制敌，保守苏区每一寸土地。既不懂军事指挥又不知中国国情的李德实际掌握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权。
临时中央领导人拒不接受毛泽东外线作战、变战略防御为战略进攻的正确建议，致使红军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1934 年4月广昌失陷，敌人进入苏区腹地。
为牵动敌人和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1934 年 7 月，中央派红7 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寻淮洲、乐少华、粟裕领导下，从瑞金出发，经福建省向闽浙皖赣边挺进。同时派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出发，向湘中转移和发展，并设法与红三军联系。以调动和分散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敌人。
经过一年苦战，终未取得反“围剿”的胜利。10 月初，国民党军占领兴国、宁都、石城一线，进入中央苏区中心区域。红军在苏区内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已无可能，经共产国际同意，退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
（二）红一方面军的长征 1.湘江战役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残酷的一仗。敌人利用湘江构成第四道封锁线。11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26日，红 1、3军团主力迅速前进，27日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60 华里长的湘江两岸。此时，军委纵队距最近的湘江渡河点只有80 多公里，如果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赶到。但由于山路狭窄，加之携带着从苏区运出的大量物资，行动迟缓，每天只能走二三十公里。29 日，敌人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两岸的红军战士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至 12月 1日 17时，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
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 8.6万人锐减到 3万人。湘江战役受挫，说明了临时党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2 .通道转兵和黎平会议 长征初期，中央红军的既定战略方针是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也是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之后,蒋介石调集五六倍于中央红军的兵力在通道以北部署了一道严密的袋形防线。
12月 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中央主要领导人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毛泽东力主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方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
1934 年 12 月 18 日，党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参加者有：周恩来、博古、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李德等。黎平会议讨
论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在川黔边创建新苏区，20 日，中央红军分两路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
3 .遵义会议和四渡赤水 1935年 1月 15日至 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在后来扎西会议通过。
遵义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解除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35年2月 5日，在部队行军至四川省叙永县石厢子这个“鸡鸣三省”的地方,决定由张闻天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周恩来后来说：““就在那个地方，洛甫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 3 月 11 日，在遵义附近的鸭溪-苟坝一带，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负责指挥军事。
遵义会议后，按照中革军委下达的《渡江作战计划》，中央红军各部进至赤水、土城附近地域，准备北渡长江。
由于土城战役未能得手，毛泽东等决定撤出战斗，1 月 29 日起一渡赤水河，寻机北渡长江。但川军已加强了长江沿岸防御，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改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红军遂向川滇边的扎西（今威信）地区集中。
鉴于川滇敌军向扎西地区逼近，企图对红军分进合击。2月 18至 21 日，红军二渡赤水。接着发动遵义战役，从 24 至 28 日，历时 5天，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取得中央红军长征后最大的一次胜利。
红军 3月于 1617日在茅台及其附近三渡赤水，再进川南。
在国民党军重兵再次向川南集中的情况下，毛泽东等决定乘敌不备折兵向东，3 月 21 日起四渡赤水。接着南渡乌江，进逼贵阳。至此，中央红军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合围圈，将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甩在乌江以北。
四渡赤水之后，中央红军主力趁滇军东调增援贵阳之际，乘虚进军云南，并于 5月 9日巧渡金沙江，进入四川。
四渡赤水战役是遵义会议之后，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指挥下，中央红军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1960 年 5 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华，他对毛泽东说，您指挥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泽东却说，三大战役没有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1961 年 9 月，蒙哥马利再次访华，回国前毛泽东送他一件礼物：亲笔书写的自己的词《水调歌头• 游泳》。
词里的“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既是毛泽东游泳的心情，也是他对长征的感受。
4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和反对张国素分裂的斗争 1935年 6月 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越夹金山，与先期从理番出发翻越虹桥山到达达维的红四方面军部队会合。6月14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到达达维。
张国素应党中央要求前往懋功，1935年 6月 25日下午，张国素一行赶到懋功北面的抚边。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包括张闻天（遵义会议后党内负总责）、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朱德（中革军委主席）、博古（原中央主要负责人），连病中的周恩来（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王稼祥（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也在雨中等候张国煮到来。
随即举行了欢迎仪式。会场上，响起喷亮的《两大主力会师歌》，毛泽东、张国森手挽着手，并肩走上主席台。
朱德首先致词：“同志们，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合，欢呼快乐的不只是我们，全中国的人民，全世界的被压迫者，都在那里庆祝欢呼！这是全中国人民抗日土地革命的胜利，是党的列宁战略的胜利。” 张国煮致答词:“我代表四方面军全体同志，向党中央致敬！四方面军过去一直远离中央，没有直接受中央领导。现在好啦,中
央就在我们身边，和我们在一起。今后我们要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去战斗，去奋进！” 两军会合以后，战略发展方向问题提上了日程。1935 年 6 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两河口召开。根据会议精神，6月 28日，中央政治局发布《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集中主力向北发展，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首先夺取松潘和控制松潘以北地区。
6 月 29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素为中革军委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为中革军委委员。会议通过《中革军委关于松潘战役的计划》。
会后，两个方面军分成三路北进。由林彪、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十六个团为左路军；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十个团为中路军；陈昌浩率八个团为右路军。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在战略方针上发生了分歧，中央坚决北上，张国素则犹豫不定。
面对经过 8个月艰苦长征，严重减员、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刚刚离开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军容整齐、兵强马壮。张国森的行为举止表现出傲慢，政治野心开始膨胀（李德回忆说：“6月中旬，中央纵队到达两河口。张国煮，一个高大的，仪表堂堂的,四十岁左右的人，像主人一样接待了我们。他显得很自负，看来已充分意识到了他在军事上的优势和行政上的权力。”）。
特别是遵义会议只是解决了亟须解决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
并未涉及党的政治路线问题。这一方面是党内受“左”倾路线统治长达 3年之久，思想认识的觉悟还有一个过程。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更需要加强党内团结。另一方面是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党内的重大变动都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影响了双方的沟通。比如，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中央红军为什么受到如此大的挫折，仅仅说军事指挥问题是缺乏说服力的。这就助长了某些误解。
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煮回到理县红四方面军总部，开始鼓动上上下下向中央伸手要权，理由是要“统一指挥”。
张国煮对中央慰问团的李富春提出统一组织问题，7 月 6 日李富春电告中央，张国森“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徐、陈参加...
篇三：弘扬长征精神微党课
扬伟大的长征精神 （党课讲稿）前
言
我现在给同志们讲的是长征精神。我想了一下，这个题目可以这样，我们比如说真正要把长征精神学习好，我认为应该学习了解长征的历史。长征可以这样说，对党内的干部，包括党内的干部在内的，对我们党的历史有一定了解的社会上的群众朋友，我认为长征这个概念应该是不陌生。因为我们从小学我不太清楚，初中是肯定会有这么一个概念，历史概念名词。
但是实际上，我们通常一般了解的长征很容易狭义化。也就是说成为一个它的群体来讲狭义化，这应该是长征它的历史的一个主要的组成，也是一个主要的代表。但是如果说我们作为一个历史，如果就作为长征来，我觉得实际上是以偏概全。所以基于这一点，我想有必要先简单地给大家介绍一下，参加长征的几支队伍。也就是说长征它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宏观的体现，它有一个群体：第一个群体我说了，包括我今天讲长征历史，也主要是讲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的长征。但是在这之前，我们是有必要给同志们介绍一下，以避免出现那样一种以偏概全的这样一个认识。
首先介绍一下红一方面军的长征，等一下我们主要按照红一
方面军的足迹来讲长征的历史。为什么？因为党中央跟它在一起，所以要不为什么红一方面军也叫中央红军？因为党中央跟它在一起。红一方面军的长征，是从 1934 年的 10 月 10 日，由江西的瑞金等地出发，1935 年的 10 月 19 日达到陕西的吴起镇，今天的吴旗县，行程二万五千里。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是 1935 年 11 月 19 日，由湖南桑植县刘家坪等地出发，1936 年 10 月 22 日到达会宁以东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二万余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于 1935年 5 月初放弃川陕苏区，由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出发，向岷江地区西进，1936 年 10 月 9 日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一万余里； 第四支是红二十五军的长征，1934 年 11 月 16 日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1935 年 9 月 15 日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同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行程近万里。
长征应该说是包括这么四支队，大家去看，如果感兴趣看有关的比如说中国红军长征史，那它会全景式地呈现这四支队伍的长征。
那刚才这里头没有讲到这四支队伍，比如说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是谁率领的？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红四方面军，谁领导的？如果要简单来讲，那就是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红二方面军是贺龙、关向应、任弼时。红一方面军，那就李德、博古开始了，后来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等。
好，2016 年 10 月 21 日，中共中央隆重召开纪念红军长征80 周年庆祝大会。总书记在这次庆祝大会上重要讲话中这样指出，从四个方面概括了长征的伟大历史意义：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所以它的意义非同小可，是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一幅壮丽的辉煌的画卷。这幅画卷中，形成的凝聚了许多红军指战员战士鲜血的，那就是长征精神。
我们可以通过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学习来强烈地感受到，长征精神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宝贵。所以我们强调，全党同志学习党史，我认为其中当然很多内容，其中长征历史毫无疑问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历史。我们讲中国共产党的精神，长征精神也是我们共产党的精神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体现。
好，那我们下面先来学习长征的历史。首先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要进行长征？长征这个概念是后来出现的，是在长征的途中，实际上是国共两党军队的文件中都有这个概念。所以长征的最初出现，实际上就是一个中性词、军事术语。一直到毛主席在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中讲到长征，才赋予了长征非常积极的、体现了我们共产党人的精神的一个褒义词，也就是赋予了历史内涵的特殊的一个名词——长征。
这个讲话，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里头收进去了，
但是实际上这个讲话，前不久我接到延安市甘泉县的领导发给我的一个材料。他们称历史一些数据中，党史数据也这样讲，就是毛主席当时到达甘泉县正好下雪，所以发表了这个讲话，给红军指战员发表了这个讲话，高度地赞扬长征，概括了长征精神，叫雪地讲话，也就是后来收录到《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里头的这篇文章中的一部分内容。
一、为什么进行战略转移 所以为了遵照历史，我这里的标题我用的是为什么要进行战略转移。因为开始不叫长征，它体现出来的也不是长征，说我们要到陕北去、要走多远。实际上当时的战略转移的目标不长，所以也称不上长征。那好，我们一定要从历史的源头讲起，为什么要进行战略转移。从我们的民间文化来讲故土难离，不是万不得已不可能会离开故土。从我们党的事业来讲，好端端的一个根据地，怎么要离开它？所以我觉得我们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我认为我们有的时候要还原历史本身。
因为否则的话，我们会仅仅从历史的结果，实际上有的时候对历史的理解，我认为实际上已经有点偏移了历史本身。也就是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红军指战员离开自己的父母，离开家人，像毛主席不得不把自己的几岁的，三岁的喜爱的非常可爱的儿子毛毛，丢在根据地，最后下落不明。可能有些红军战士是妻离子散。
如果我们仅仅用长征，因为说是长征是好事，然后就觉得，
你怎么来解释这样的一种，从事情本身来讲，它是一场灾难。那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灾难的呢？所以一切要从源头说起，那就是给1931 年 1 月 7 日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的上台，在党内形成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最后统治我们党达四年之久造成的这个灾难。
（一）王明上台与左倾错误的危害 所以首先我们来讲讲王明的上台。王明，对党的历史稍微熟悉的同志都知道这个人物。当然很了解也未必了，这个也没关系。王明原名叫陈绍禹，这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客观的原因造成的，我们为了那叫一种，可能有一些非常危险的局面，所以很多人要改名换姓，用笔名、化名，王明也是这样。当然他用这个化名，好像不是那种，他是后来改的，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王明原名是叫陈绍禹，1904 年 4 月 9 日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现在六安市金家寨，现在金寨县。
1920 年，考入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1904 年出生，1904 年出生谁啊？邓小平同志是 1904 年，陈云同志是 1905 年。所以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讲，他属于 00 后。1924 年陈绍禹考入武昌商业大学预科，1925 年入党，当年秋去莫斯科。陈绍禹是 00后，参加过当地的学生运动。但是我们大家来比较一下，陈绍禹因为他的年龄，也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 00 后，跟前面的 90 后、80 后，80 后又跟 70 后、90 后，这应该说有一定的它的这种时代的，我们说这种年龄造成的这种差距，对一个人它的这种人生
道路，它的阅历，包括政治上面的成长，应该是有影响的。尤其是在那样一种动荡的急剧变化的时代，可能你小一岁、小几岁，可能思想境界那种差距就非常大。
所以我们来把王明，也就是陈绍禹跟李大钊，李大钊是 1889年出生，王明小他多少岁。陈独秀是 1879 年出生，王明小他多少岁。毛泽东是 1893 年，属于 90 后，李大钊属于 80 后，陈独秀应该说属于70后，就是互相之间的差距。那陈绍禹属于00后，如果说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第一代革命家相比，陈绍禹的出生和参加革命的时间都晚了许多。他是以一个涉世极浅的青年学生的身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陈绍禹缺乏第一代革命家苦闷、彷徨、寻求深刻思考的这样一个经历。
陈绍禹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情比第一代革命家显得浅薄多了，他的阅历说明他缺乏那种实际革命斗争的艰苦历练。这是陈绍禹和与其有相似成长背景的人，说得直白一点，也就是以陈绍禹为代表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包括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人，这些人陷于教条主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认识基础。而此后陈绍禹的人生经历则进一步加剧了他的认识与实践相分裂的双重性格。
1925 年秋天，他到达苏俄以后，陈绍禹一方面从书本上学了许多马列主义理论，另一方面苏共党内阴暗面的东西，特别是错误的党内党争，给了陈绍禹重要的影响。陈绍禹本人在这些斗争中，又成为“既得利益者”，使得他的虚荣心和个人英雄主义逐
步膨胀。陈绍禹很聪明，因为本来就是那种底层群众，家里就抱着那种有目的想往上爬，也很勤奋。所以他到莫斯科之后，很短的时间就掌握了俄语，能够跟斯大林用俄语，苏共的一些领导人，用俄语流利地对话。而且以他的聪明，所以他能够大段大段地用俄语背诵列宁、斯大林的讲话，这样的话就深得斯大林等苏共一些领导人的欣赏。
正是因为受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等人的赏识，在1926年 9 月陈绍禹就当上了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席、中共中山大学支部局书记。期间 1927 年的 1 月至 8 月，米夫还要陈绍禹专门陪同他到中国考察。在莫斯科期间，陈绍禹还被拥戴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领袖。这“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当时是历史上可能大家这么说，然后形成的这个说法，我的课件上有这28 个人，半个是最后一个徐以新，因为他年龄小，所以把他算成半个，这当然是一个讽刺性的，打了双引号。也就是他们自己号称是“布尔什维克”，实际上他们是教条主义，甚至可能就不是，因为其中后来确实这里头也出了叛徒。
所以尤其是在延安时期，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甚至今天这是讽刺性的一个词语。1929 年 4 月回国以后，陈绍禹是 1929 年回国的，5 年时间在莫斯科。党中央并没有一下子让陈绍禹担任要职，而是在《红旗杂志》做编辑，这种怀才不遇的感觉，使陈绍禹觉得自己在中共党内受到冷落。他在莫斯科很吃香的，是一个人物、是一个干部，能见到苏共的一些高级干部，
领导，包括斯大林。到了我们党内，我们党组织原则，你一个学生，把你放到一线岗位上去锻炼。那陈绍禹不高兴，觉得我是一个海归回来的，我满腹马列主义理论才华，你们不重用我，不赋予我领导责任。
所以大家想一想，我觉得陈绍禹这个人，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是典型的“三门干部”，所以这是很要命的，没有实际斗争的经验，又回避实际斗争的锻炼。那正是因为陈绍禹对党组织对他的安排心存不满，这就使得他发生落差。这种怀才不遇的感觉，使陈绍禹觉得自己在中共党内受到冷落，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他对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的“感恩心理”。觉得人家苏共对他好，中共对他不好，这成为陈绍禹处处以“百分之百忠于国际路线”自居，把苏联国家利益和苏共利益摆在中国革命之上的直接动因。
我们在研究分析共产国际、苏共与中国革命关系的时候，有些学者那就非常尖锐地指出，陈绍禹因为他自己觉得苏共比中共对他还好，所以他要报答苏共，所以宁可牺牲中国革命或者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来满足苏共。这就是毛主席延安时期说的，王明的问题就是屁股问题，屁股坐在别人那里，脖子坐着我们自己的党、中国人民的立场上，这个话我觉得说到点子上。
1930 年 12 月 25 日，陈绍禹被任命为中共江南省委书记，这个机构存在时间不长，江南省委，它管江苏、安徽、上海。1931年 1 月 7 日，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也
就是六届四中全会是由米夫一手操纵的。王明中央委员都不是，他怎么能出席党的全会呢？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人。但是米夫把他们安排进来，不仅安排进来，还让他们有表决权甚至被选举权。所以六届四中全会在第一个决议里头，我们把它定义为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的一次会议，的结果是形成了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路线。
在会议上，米夫是这样赤裸裸地夸陈绍禹的，说“在中山大学的斗争中已是一个天才的领导者，搞中国革命没有他是不行的。”事实告诉我们，搞中国革命还真的不能有他，有他就完了。所以这个当然也是苏联人、俄罗斯人那种共产国际大党、老子党的作风，说话一点余地都没有，最后历史笑话，哪里有这样说话的？我们中国人不会这样说话。这样的话陈绍禹在米夫共产国际撑腰的这样一个背景下，由一个普通的党员成为中央委员，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最后直接成为在向忠发叛变之后，直接成为中共中央的实际最高领导人。
但是王明，也就是陈绍禹，实际上他没有那样一个能够领导全党的才能，甚至没有一种复杂的非常艰难的局面下，领导全党同志进行斗争的起码的定力。所以，王明在上海左躲右藏，最后觉得非常危险的情况下，就决定 1931 年 10 月 18 日离开上海前往苏联。你看哪有这样的事情，你既然想当一把手，那就留下来带领全党同志，哪有一把手跑掉了，再艰难的局面？所以我觉得我们王明（陈绍禹），我们党历史上了解这段历史就发现，这样
的干部非常要命，有好处他要，困难的时候他就跑。所以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期间，对这些问题，因为王明（陈绍禹）这是一个代表，我们今天恐怕也有一些年轻干部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是学习历史，历史是一面镜子，对我们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这样的话王明就去了苏联，1931 年 11 月 10 日就到了，到了苏联之后就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团长，改名王明。所以我刚才说了，陈绍禹改成王明，是在那种很安逸的环境下，不是那种白色恐怖斗争的环境下，这样的话王明王明就成为我们今天熟悉的，陈绍禹这个名字可能我们大家很多人都不知道。王明王明，这个名字，即使今天恐怕在我们党内同志的印象中，也是一个带有贬义，甚至很有贬义意义的一个名词了，因为王明对我们党确实没做什么好事。临走时王明指定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团中央书记博古，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年仅 24 岁。这也是一个“三门干部”了，由一个这样的人来领导全党，实际上结果可想而知。
那王明为什么要指定听...
篇四：弘扬长征精神微党课
长征精神微党课讲稿 3 3 篇弘扬长征精神微党课讲稿 1 1 篇
茫茫长征路，途中艰辛谁能体会?寒风刺骨，风如刀一般割在脸上。在冰天雪地中，一支长长的队伍，宛如一条巨龙在云雾中蜿蜒盘旋，慢慢地蠕动……夜，伸手不见五指。草地上坑坑洼洼，沼泽连片，没有道路，没有人烟，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葬身泥潭。坚强的红军战士硬是咬牙挺过来了，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在 7 天内走过了 600 多里的黑草地……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毛泽东的《长征》读起来总是那么令人振奋，使人倍受鼓舞。是呀，敌人的围剿算得了什么?湍急的金沙江，奔腾咆哮的大渡河算得了什么?只剩几根铁索，令人毛骨悚然的泸定桥又能算得了什么?那高耸入云的大雪山和杳无人烟的黑草地，这些被人们视为可望而不可及的“天险”，不是都被我们这些坚强的红军战士征服了吗?
虽然曾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战士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但红军前辈们留给我们的丰硕的精神财富是永存的。他们在那种艰难困苦中对革命理想和对革命事业锲而不舍的追求和无比忠诚。英勇顽强，勇于拼搏，不怕牺牲的英勇气概;憧憬未来，充满乐观主义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亲密团
结的崇高品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及至今不忘的历史使命。他们高尚的品格永远是一剂催人奋进的催化剂，永远激励着我们。
这使我又想起了毛主席的语录：“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没错，长征是宣言书，它不仅宣告了共产党的胜利，更是宣告了我们建设祖国的决心。长征是宣传队，它既向人民宣布共产党是解放他们的队伍，还向我们宣传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性。长征是播种机，它播下了无数革命的火种，也播下了我们这些还未发芽的种子，总有一天我们会结出累累硕果报答祖国。
我们是祖国未来的主人，在这庄严的历史时刻，老一辈革命家点燃的革命火炬，无疑要靠我们擎起，祖国灿烂的明天也都要靠我们的智慧和力量去开创。如今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应该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好好珍惜。而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要肩负起建设祖国的重任。
让我们发扬长征精神，好好学习，努力奋斗，迎接新的长征。
弘扬长征精神微党课讲稿 2 2 篇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每次听到这首
豪迈激昂的《七律·长征》时，我的眼前都会浮现出这样的一组场景：泸定桥边、大渡河畔珍藏了他们英勇无畏的身影；雪山草地、高山峻岭留下了他们坚毅执着的脚步；四出奇兵，赤水河记录着他们胜利后的笑容；三军会师，会宁载歌载舞恭贺他们创造人间神话。七十年前，先辈用他们的热血和生命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长征之歌。七十年后，作为新世纪的主人，我们又会做出怎样的回答呢？
今天，我们重温长征的历史，并不是号召大家再次用脚步去丈量那漫长的征程，而是要我们用心灵去感受去领悟长征精神，去传承去发扬长征精神，进而培育我们新时代的长征精神。
坚定的信念和必胜的信心是战胜困苦的精神动力。长征途中，先辈们脚下踏着华夏坚实的土地，手中高擎着民族振兴的大旗，心中升腾着祖国飞翔的梦想。正是这样的信念将他们紧紧地凝聚在一起，筑成一道摧不垮、压不倒的钢铁长城。正是这样的信念支撑着他们走过艰难，走过凶险，走出希望，走出了一片蓝天。
今天，我们面前虽然没有了雪山和草地，但前进的道路依然漫长而曲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一次伟大而艰巨的长征。进行新的长征，我们同样需要有坚定信念，坚强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心。
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革命精神是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长征途中，在强大的敌人和险恶的自然环境面前，红军正是凭着这种精神，征服千难万险，战胜了强大敌人，取得了最终的伟大胜利，为中国革命闯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今天，步入新世纪的我们，是否还需要这种精神呢？轻歌曼舞的欢乐，鸟语花香的芳馨，相敬互爱的甜蜜，灯红酒绿的痴迷，艰苦的环境似乎已离我们悠然远去，然而，亲爱的朋友，你可曾想到，伴随着时光流逝的不仅仅是我们的青春，还有我们绚烂的.向往和似锦的前程啊。我们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需要甘于奉献的精神。有了这样的精神，我们才能从容地藐视困难、顽强地面对困难、乐观地克服困难，有了这样的精神，我们才能以蓬勃向上的风貌，激发创新能力，燃烧创业的激情，焕发无坚不摧的力量。这样的精神是我们人生走向辉煌的基石。
七十年前的长征，已经作为一个符号，走进了历史，铭刻在我们记忆的深处。而岁月积淀的长征精神，却像古酒一般在我们的心中酿出了感情，酿出了味道，成为我们多彩人生的一道美味佳肴。
新世纪，新时代，新希望，新蓝图，一切都是新的。作为有着鸿鹄之志的新青年，你可曾想过，在新的长征中，我们肩上负载着怎样全新的理想？“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了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一起书写我们新的长征。
弘扬长征精神微党课讲稿 3 3 篇
按照局机关党委微党课活动的安排，根据个人近期所学、所知、所悟，今天向各位领导汇报讲解“长征精神”，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长征的整体介绍；二是长征的背景及其原因；三是长征的会师地点为什么选在了陕北？四是长征精神及其重要意义。
2019 年 5 月 20 日，在江西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赣州市于都县，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敬献了花篮。在 2016 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信念的胜利，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时代变了，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事业没有变。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历史是现实的镜子，今天，我们必须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一、长征的整体介绍
1934 年 10 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
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
中央红军共进行了 380 余次战斗，攻占 700 多座县城，红军牺牲了营以上干部多达 430 余人，平均年龄不到 30 岁，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其间共经过 14 个省，翻越 18 座大山，跨过 24 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红一方面军于 1935 年 10 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 年 10 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
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
陕北红军，是指徐海东、刘志丹、程子华领导的红十五军团。
红二方面军，是红军长征中唯一没有损失的部队，总指挥是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
红四方面军是工农红军主力之一，由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领导。
1、中央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
最初，是在 1929 年 1 月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出发，创建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到 1931 年 9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后，革命根据地扩展到 35 个县，在 24 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府。
1931 年 11 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
2、长征的路线
瑞金→突破敌四道防线→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陕北吴起会师(1935年10月)→甘肃会宁会师(1936年 10 月)，宣告长征的胜利结束。
3、长征中的重要事件
1）长征前毛主席在一直赋闲。1932 年 10 月，在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军事“围剿”期间，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召开“宁都会议”，左倾领导人王明、博古批评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为“纯粹防御路线”和右倾路线危险，随后毛泽东被解兵权。虽仍然是中央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但博古指派张闻天“分管”政府工作，后来又安排张闻天出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由此，毛泽东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政府首脑了。
当时，王明因顾顺章叛变、总书记向忠发被捕感觉危险，已随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兼国际代表米夫去了苏联。苏区党、政、军、民一切事物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组成。政治上博古作主，军事上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实行。“三人团”开会时，不用翻译。博古精通俄语，李德会将德、英、饿三种语言，周恩来英语
最为流利，法语、日语次之。
博古原名秦邦宪，无锡人，出身书香家庭，他极具学习天赋。李德掌握军事大权，在军事方面的特长是能言善辩，举例时可以引用凯撒、塔西佗、拿破仑、费雷德里克大帝等一连串名人的话，他决定问题从不犹豫不决，不只知道堑壕战、阵地战。
2、湘江战役。蒋介石妄图阻止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他调动湘军和桂军，在零陵至兴安之间近 300 里的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蒋介石则亲率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及部分湘军在后面追击，欲将红军全歼于湘江、潇水之间。于是在 1934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1 日，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从全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部队指战员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 8 万多人锐减至 3万余人。由此引起了广大干部和战士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到达了极点，纷纷要求改换领导。
3、通道会议。在红军长征的初期，毛泽东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但他并没有终日自怨自艾，而是在行军中积极思考着使党和红军摆脱当下困境的出路。在 1934 年 12 月12 日的通道会议时，毛泽东建议放弃原定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避免进入
敌人的包围圈，得到大多数与会人员的认可，史称“通道转兵”。
4、黎平会议。1934 年 12 月 15 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周恩来和大多数与会者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确定向贵州转兵的战略方针。
12 月 20 日，军委纵队到达乌江边一个叫黄平的橘子园地里，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均因身体有恙而坐着担架行军，每当休息时，三人的担架常常被放在一起，这就让他们有了更多深入交谈的机会。毛泽东向张闻天和王稼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党和红军要想转危为安，必须首先改变最高军事指挥“三人团”所执行的错误军事路线。他关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思考以及对红军战略方针的分析，逐渐赢得了张闻天、王稼祥的认同。当天晚上，两个人就将商议结果分别致电告知了彭德怀及其他领导同志。这些开会前的“个别酝酿”及“通气吹风”，为党之后纠正自身的左倾路线错误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
橘子园中担架上的谈话，使原来在黎平会议决定的在遵义地区召开会议又增添了一项重要内容，那就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即要求进行人事上的变动。由此，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五是猴场会议。1935 年 1 月 1 日，红军长征到达贵州瓮
安的猴场。作出的《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加强了中央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实际上等于开始动议限制博古、李德指挥权。事实上认可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基本结束“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政治局决定重大问题的原则，为遵义会议奠定基础。
六是遵义会议。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对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犯的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将毛泽东重新纳入核心决策层，实际上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的决定深刻影响了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成为党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七是扎西会议。1935 年 2 月 5 日到 9 日，中央红军在被称为“鸡鸣三省”的云南威信县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三次政治局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和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决定。扎西会议充分肯定并决定贯彻实施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思想，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调整常委分工的决定，开创以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与红军实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相互配合、共同领导全党全军的新局面，为红军取得长征胜利奠定
了思想基础。
周毛谈话，他们认为由博古继续领导有困难，如果调整党的总负责人，按当时的形势理所当然应该由毛泽东担任。但是，毛泽东提出由张闻天做党的总负责。这个考虑顾及了各个方面，包括共产国际因素。周博谈话。遵义会议后，博古对会上的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为此，周恩来同博古有一次长谈。周恩来认为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他和博古都不合适当领袖。毛泽东搞农民运动出身，熟悉中国国情，有很强的军事才能，也是很有智慧的帅才。因此，建议博古摒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大局。最终，解开了他的思想疙瘩。周张谈话。毛泽东从多方面考虑认为应该由张闻天担任党的总负责，据此周恩来与张闻天进行了一次谈话。
八是苟坝会议。1935 年 2 月 20 日前后，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并取得娄山关战斗胜利。2 月 28 日，二次夺取遵义。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