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出版通史》;出版史;学术价值
摘 要:《中国出版通史》是一部意义重大的出版史专著,其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详细地勾画了长达三千年出版历程,梳理了少数民族文字的出版脉络,推进了学科建设,并体现出尊重史学规范、把握时代风貌等特点。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88(2009)06-0117-03
2008年12月中国书籍出版社隆重推出了九卷本、近400万字的《中国出版通史》,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该课题是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承担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国家“十五”、“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参与学者多达200余人,历经八年磨砺,终于与读者见面。2009年2月26日,《中国出版通史》出版座谈会在新闻出版总署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出席了会议,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副署长李东东、邬书林、阎晓宏,原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等,《中国出版通史》编委会的领导以及20多家出版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学者参加了座谈会。与会专家对该课题的立意高度与社会效益给与了高度的评价。作为一位图书出版事业的热诚爱好者,仔细品味《中国出版通史》,爱不释手,感触颇多。在此不顾才疏学浅,就该书的学术价值谈几点体会,以期与学人共享。
1 勾画中国出版历程,透视三千年学术轨迹
中国有着长达3000多年的图书出版历史,这在世界历史上极为罕见。据统计,中国曾先后出版了300多万种图书杂志、报纸、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等,为丰富人类知识的宝库做出了极大贡献。
一般认为,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有两种古老的文化——中华文化与犹太文化,历经沧桑巨变比较好地保持了原典特色,即数千年来一以贯之得以延续,没有出现巨大的文化断裂,而出版业的兴盛正是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汗牛充栋的图书典籍“记载了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反映了我国从远古以至现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学的发展进程,在传承文明、积累文化、凝聚民族力量、巩固多民族大团结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出版通史》的研究期限上起商周,下迄公元2000年,以中国出版业的起源、产生、演变、发展为对象,以朝代更替为线索,将全书分为《先秦两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辽夏金元卷》、《明代卷》、《清代卷(上)》、《清代卷(下)》、《中华民国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卷》。基本内容涵盖十个方面:
第一,各个历史时期出版事业发生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包括时代特点、学术思潮、文化政策。
第二,各个历史时期的出版业概貌,包括历史阶段的划分、区域概况、出版数量统计等。
第三,各个历史时期的出版管理与出版机构,包括管理机构及制度、政府出版机构、民间出版机构、官修私撰的编撰活动和校勘整理。
第四,各个历史时期的出版业分布,包括出版中心、重要出版地区、各地出版特色的区域性分析。
第五,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出版人物和社团,包括编辑家、出版家与出版思想、发行家、刻书家、出版群体、出版社团、文化团体。
第六,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出版物。
第七,各个历史时期的出版技术和装帧设计,包括复制技术、书籍制度、装帧设计。
第八,各个历史时期的出版物流通与经营,包括流通渠道、版本记录、经销策略、作伪与粗制滥造。
第九,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外出版交流活动,包括中外出版物交流、中外版权交流、中外技术交流、技术的外传。
第十,各个历史时期出版业发展的总体特点及影响。
《中国出版通史》在梳理中国出版社史的发展历程时突出了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通古今之变”与专题研究有机结合。
《中国出版通史》作为一部通史性著作,其基本立意为“通古今之变”,即在追寻历史轨迹,描述不同时期出版风貌的同时,又强调对某些问题进行学理层面的分析与探讨。例如,在展示重要出版物时,不仅仅局限于出版物本身的来历演变与数据介绍,而且注重类型分析、选题分析与机制分析;为了避免通史编纂中容易出现的简单拼盘、浮光掠影的现象,该书注重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出版业发展的总体特点,包括编辑思想及实践、出版策略及分析、出版研究及成果、优良传统及经验教训以及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等等。譬如在研究宋代出版业时,作者并非泛泛论述宋代刻本之兴盛、出版业之繁荣,而是着眼于分析宋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政策对出版业的影响,探讨宋代的出版思想,即“行教化、存史鉴、精校雠、广流传、共享用、敢创新、便披览,”并指出这些思想“不仅符合当时的朝野需求,也表现为理念先进,放之四海,所以影响其后历代封建王朝。”上述出版思想也正是宋代官、私出版业留给后世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出版通史》还注重于沿革流变之中体现中国出版事业自身的发展特点,从而展现中国出版史的文化特征,揭示出版业与社会大环境以及文明演进之间的关系。
其二,挖掘最新史料,体现前沿成果。
《中国出版通史》不仅汇集了中国出版学的精英,而且汇集了历史学、文字学、文化史、思想史等学科的专家与学者集体攻关,精心打造,汲取了不同学科最前沿的学术成果。《中国出版通史》考证、补充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重要史料,比如新疆出土的焉耆龟兹文,是国内少数民族出版最早的文献,也是国内包括汉族在内最早出版的剧本;俄罗斯黑水城发现的用西夏文字印刷的书籍,为研究西夏的活字印刷提供了珍贵的依据;又如挖掘了太平天国时期农民起义军所控制区域内出版活动的史料,尤其是当时一些政治文书的印刷、发行情况;展现了民国时期各种势力的出版活动,尤其是梳理了出版业如何适应革命潮流、出版发行进步书刊的情况;系统整理、公布了建国以后,有关出版问题的一些重要法规与政策,以及对某些重大历史问题的客观把握等。
其三,收录珍贵图片,再现文化典籍。
《中国出版通史》收录了800余幅历史图片,包括一些珍贵的木牍、文书、壁画、经书等,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作者自拍、自留的珍贵新闻照片,具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通过这些图片再现了中国文化奠籍的独特魅力。
2 梳理少数民族出版脉络,填补民族史研究空白点
《中国出版通史》坚持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整体观点”,“全面反映各少数民族出版在中国出版史中的巨大作用和伟大贡献以及港澳台地区出版事业的发展情况,力图使本书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完整的‘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出版通史’”。
《中国出版通史》从第二卷《魏晋南北朝卷》开始就出现了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内容,其后贯穿在《隋唐五代卷》、《宋辽夏金元卷》、《明代卷》、《清代卷》、《中华民国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卷》中,累计内容超过15万字,撰写工作囊括了近30种少数民族文字文献,首次刊布了大量少数民族文字印刷品的文献资料,在很多方面填补了少数民族出版史研究的空白点。少数民族文献资料的发掘与整理,不仅证明了少数民族在我国出版事业中的独特贡献,而且大大丰富了我国文献出版事业的内涵,展示了我国民族文化的多元性特征。例如,现存的2世纪的佉卢字《法句经》写本不仅是少数民族古籍中的珍品,而且在同时代的汉文典籍中也难得一见。“在佉卢字流行的时代,纸张在当地还很稀见,现在看到的佉卢字文献,大多写在木牍上,也有少量写在羊皮、桦树皮和纸上。无论是使用的文字和材质,都带有浓重的地域和民族特色,这是属于与中原传统文化迥然相异的另一种文明。”又如,宋元时期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传播到回鹘与西夏地区后,北方少数民族广泛采用。特别是西夏不仅继承了泥活字印刷,还首先使用木活字印刷,并且朝廷设置了董理活字印刷的官员,使印刷出版成为官方行为。回鹘的活字印刷使用了字母活字,开创了字母活字的先河。上述相关研究对于我们研究活字印刷术的发展与传播有着很重要的意义。民国时期大量少数民族古文字文献陆续出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系列少数民族古文字的研究成果得以出版,为后世研究民族学、古文字学、少数民族史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民族都有了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少数民族文献出版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成为当代中国出版史上的一朵奇葩。
3 尊重历史规范,把握时代特征
《中国出版通史》把出版史的研究置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背景之下,“以‘求真求是’的学术研究服务于当代出版业,根据中国出版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对各种出版活动都予以关注和研究;既注重研究政治、经济、科技等诸方面对出版历史的影响,也研究出版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力图探寻并揭示中国出版事业发生发展过程的某些规律性,实现‘以史为鉴’的社会价值。”
出版史是史学的一个分支已为学界所共识,但在运用实证的方法时,不少学者忽视对史料的运用。《中国出版通史》恪守“史从考出、论从史出”的史料学观点,在史料挖掘方面用功尤深,新资料的发现与运用不仅对深化出版史研究,而且对一些相关学科的研究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中国出版通史》在每一卷的后面都附有详细的大事记,线索清晰,便于查阅。参考文献严格按照史学规范,也避免了某些通史性著作与教材忽略文献著录的弊端,为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
《中国出版通史》立足于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全景式地描绘中国出版史的发展脉络与变革路径。编撰者还以世界史为视野,关注“研究中国出版史对世界出版史和文明史的促进作用,研究出版、印刷、造纸技术的对外传播和出版物的对外交流及其影响;同时也注意研究国外出版技术、出版物在中国出版史上的作用,使中国出版史的研究兼具世界出版史的功用。”
《中国出版通史》特别注意把握时代特征、彰显时代主题。出版事业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十分密切,社会发展状况制约着出版业的发展走向,而出版业也深刻反映着社会现实与变革趋向。晚清以前,中国社会相对封闭稳定,出版业也始终以经史子集为大宗,很少呈现出大起大落的变化趋向。晚清以后,中国社会急剧动荡,出版业也卷入时代大潮,因此《民国卷》在梳理民国年间出版业的历史脉络的同时,也反应出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曲折历程。民国的出版活动以其特有的方式与时代潮流共起伏,从独有的角度折射出历史巨变、政治风云与文化思潮的汹涌,反映时代变化,接受时代影响,在时代潮流中显示其本身的阶段性特点-“变革、转型、救亡图存”。《民国卷》特别关注了三大历史事件对出版业的影响:“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给出版业带来的突变-出版物数量激增、出版物内容革新、出版物形式变化、出版机构崛起与调整”;二是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后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从形式上实现了全国统一,国家政治的相对稳定、经济的发展、交通的进步、教育的提高和图书馆事业的增长,“造就了民国出版史上的黄金年代-”原有的大书局,规模进一步扩大;新设中小书局,兴跌更替,生命力顽强;书刊出版的数量,更是逐年攀升,至抗战前夕达到历史的最顶峰,其中不少出版物质量上乘,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三是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彻底遏制了中国出版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势头,战争直接导致了民国时期出版业由盛而衰。“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卷》虽然只包括了50多年的出版史,但却是中国出版业走向辉煌的50年,内容十分丰富。编纂者不仅彰显了中国出版业的突出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飞跃式发展以及近年来出版业的体制改革与产业形式的更新,而且关注了各种“左”,“右”倾思潮、政治运动对出版业的冲击,特别可贵的是用了两章的篇幅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出版事业”进行了系统研究,揭示了当时的真相,澄清了一系列的模糊认识,使读者从出版业的角度再次解读了中国历史上这风雨坎坷、值得深思的十年。
4 拓宽研究视野,推进学科建设
出版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以中国历代出版活动、出版管理机构及制度、出版人物、重要出版物等为研究对象,充分利用文献典籍、考古发现及前人的研究成果,“钩沉稽玄,探幽发微,考镜源流,传承文明,力求翔实而又清晰地展现中国出版滥觞、形成、发展的轨迹。它不仅对于当前的出版事业有借鉴意义,而且在加深和拓展‘中国通史’等领域的研究和阐述方面,也起着其他论著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出版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表现在研究范围不断扩展,研究方法不断革新,研究层次不断深化,但仍然存在着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尤其是理论研究还显薄弱,尚且有很多分歧与争议。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着力于用史学的框架与语境来构筑学术规范,明晰学科界限。《中国出版通史》在出版史学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探讨工作。该书大大拓宽了学术视野,界定了编辑、印刷、管理、发行、版权及书籍装帧等图书出版活动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之间的关系,对“什么是出版?”、“出版的社会功能”等一系列学理概念进行了研究,而且澄清了中国出版史上一些重大的事实,对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展开了总结性的探索,“以社会史的视野,从出版的角度,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史进行全面的解读,把图书史、印刷史、文字史等各个出版史分支学科整合到‘出版史’的框架内,由此在立意、结构、行文等方面形成出版史特有的学术风格,以初步确立出版史研究的新范式。”
作为一项巨大的学术工程,《中国出版通史》还有一些尚待完善的地方,对一些重大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专题研究。如对造纸及印刷术起源、发展与传播途径的描述还不够清晰;对明清时期出版业的亮点像“藩府刻书”等的探讨还显不足;对中国出版业与同时期世界各国出版的比较研究还很薄弱。另外,该书的体例与写作风格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瑕不掩瑜,《中国出版通史》的学术价值与深刻影响不容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