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的一天，钱学森在其寓所里设宴为一个人饯行。当时在美国还处于被监视状态的钱学森郑重地叮嘱此人：你回国后要极力做到两件事，一件是运筹学，希望你和清华大学的钱伟长教授说一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如何进行科学管理、加强计划性方面，运筹学会起着重要作用。另一件是，只要国家需要，哪怕是最简单的工作也要做。
时隔59年，2013年1月18日，这个人站在了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获得了国家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他就是刚刚获得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著名力学家郑哲敏院士。
对于当年的情景，郑哲敏至今仍记忆犹新。回国以后，他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调整了自己的专业方向，着手创立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爆炸力学专业。此前连雷管都没碰过的他，终生致力于研究爆炸产生的巨大威力，在这一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辗转回国路
1943年，郑哲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电机工程系。在联大政治民主和学术开放的气氛影响下，他的思想变得更加活跃。由于和年长的哥哥同在一个系，后来他决定转入机械工程系。抗战胜利后，学校搬回北京，郑哲敏在清华大学完成了大学最后一年的学业，之后留校做了钱伟长先生的助教。在钱先生的影响下，他选择进一步深入学习力学。1948年，郑哲敏作为全国唯一一名出自中国的国际扶轮社奖学金获得者，由钱伟长、李辑祥等人推荐，前往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力学。一年后，他获得该院硕士学位。在选修钱学森开设的关于火箭的课程时，钱先生严密而生动的讲授引起了郑哲敏极大的兴趣，之后他成为钱学森的博士生，做热应力方面的课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后，郑哲敏在即将获得博士学位并着手准备回国时，却遭到美国方面的阻挠。从1952年开始，整整两年多时间，护照被扣留，并被严厉告知不得企图离境。郑哲敏说，在那段时间里，他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个人成就和人民的利益相比，后者要重要得多。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美国移民局取消了对一批留学生不得离境的限制，郑哲敏终于等到了允许离开美国的通知。
“59年前的此时，我正在从美国返回祖国的轮船上。现在想想，当时我做出了一个正确的抉择。国家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我很幸运，我是幸福的。”如今，郑哲敏认为，回国是他一生最坚定、最正确的选择。
1955年4月，31岁的“海归”郑哲敏被分配到中科院数学所力学研究室工作。不久，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筹建工作就开始了。
“钱学森先生1955年10月到达北京，11月就来看望我们，安排力学所的研究方向。当时根据国家的需要，对原有方向做了一些初步调整。”郑哲敏回忆，那年年底，他参加了钱学森创建力学研究所的工作。1956年，他被任命为弹性力学组组长，研究“水坝抗震”。
主任的近代力学系里开设了工程爆破专业，1962年改名为爆炸力学专业，并由郑哲敏负责为这个专业进行课程设计、聘请专业课教员、安排毕业论文等工作。从那时起，郑哲敏开始研究和解决爆炸加工、爆破、核爆炸、穿破甲、爆破安全、高速射流运动的稳定性以及材料的动态力学性质等理论与应用等问题，对创建和发展这门学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郑哲敏从事研究的第一个重大问题是爆炸成形的理论和应用。在“大跃进”思潮的影响下，爆炸成形研究一开始便下工厂实践。郑哲敏知道我国缺少万吨水压机，爆炸成形可能是一个替代方法，便下到汽车厂、锅炉厂研究爆炸成形新工艺，并逐渐将其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技术。爆炸成形方面的成果一直没有公开发表，直到1981年英国皇家学会会员B·克罗斯兰德在访华过程中听了郑哲敏的报告，他由衷地赞叹道，“现在发表，仍然很有价值。”
多年来，郑哲敏通过在爆炸力学上的科学实践，深化和开拓了该学科的发展，推动了爆炸技术的应用和创新，也为国家解决了一大批实际问题。鉴于他在爆炸力学理论和应用方面的贡献，1993年2月，当选为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发来贺信说：“您的成就证明，您获得这一称号是当之无愧的。”
科学发展的见证者
几十年来，郑哲敏不仅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而且满腔热情地致力于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多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参与或主持制订了各阶段力学学科发展规划，显示了他在力学和技术科学领域的战略思想。
1956年，我国开始制订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当时，郑哲敏便以年轻专家助手的身份参加了钱学森主持的第一次全国力学规划的制订工作。1977年，郑哲敏主持制订了中国科学院的力学发展规划。几十年来，几乎每一次对于中国力学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和会议，郑哲敏都亲自参与和见证了。
郑哲敏在力学领域做出了系统性、开创性的工作，曾先后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科院自然科学一等奖、陈嘉庚技术科学奖、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1996）等。
谈及获奖的感受，郑哲敏一直都强调自己在回国后，才真正有动力去大干。“现在很多人也是想回来的，因为在美国做到一定程度就到头了，难以再有什么进展，但中国的舞台就大多了，毕竟是自己的国家，回来我们是给自己干，比给外国人干感觉好多了。”
他清楚地记得，当年在“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登记表”上，他写了如下的话：“回国本是一贯的主张。我们之所以获得教育，直接或者间接的是由于全国人民的劳动，因此回国服务是不可推辞的责任。同时，一个人如果不是为群众的利益工作，那么生活便失去了意义。”在郑哲敏看来，人活一辈子，唯一有价值的，就是为社会做有价值的事情。
科学研究就是追求真理的过程，必须实事求是。郑哲敏明确地反对科技界论文署名排序的某些做法，不赞成单纯用论文的SCI引用率来评价一个科学工作者的成绩。他说，和同事的交流合作往往才是灵感火花碰撞产生的时刻，因此，应该冷静地评价自己所做的工作在整个学科中的实际地位。
当被问到什么情况是他感觉最好的时刻，郑哲敏说，“通过艰辛努力，仍百思不解，突然柳暗花明，一切又都变得井然有序，这个感觉很奇妙。在激烈的讨论中，你几乎可以听到或触摸到思想在急速地奔跑、在飞跃，这种感觉也很奇妙。”他接着说，“科学研究是很辛苦和枯燥的，但这些感觉是无价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