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决定治疗方案时，先进行基因检测，这在肺癌治疗领域已成为共识。不过，肿瘤基因检测的产品获批、商业化，还需国内公司通过长期随访、病例积累，自证临床价值
65岁的癌症晚期患者王卓武（化名），在一年零九个月的抗癌战斗中，曾做过三次基因检测。
他的每个治疗方案都由基因检测来决定。第一次做基因检测，未发现基因突变，于是采用化疗、放疗，经三个月虽有好转，但却发生肿瘤转移；第二次检测，突变的基因现出原形，治疗方案改为服用靶向药物，十天后他的脑部肿瘤缩小；半年后，做第三次检测发现肿瘤产生耐药性，他不得不更换靶向药物。
王卓武是幸运的，能用基因检测锁定驱动基因，找到靶向药物。他的诊疗经历，是最新的癌症治疗的一个缩影：基于二代测序的基因检测，让医生在决定部分癌症的用药、监控肿瘤时，有了新“帮手”。
对照；肿瘤基因检测产品，从Panel的设计，到每一个基因的测序深度与灵敏度等，都比NIPT复杂。产品的复杂性，也给监管带来一定难度。“各个产品都不一样，能够给临床提供的价值无从判断，监管部门很难判断各家的技术是否达到理想的要求。”黄昕说。
迎接一个新兴行业，监管规范或迟或早总要推出。“期待一定监管规范的出台，至少不能让不良竞争者坏了行业。” 张恒辉说。
按照NIPT的经验，当用量达到一定规模后，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不规范竞争，此时，行业和监管机构都希望规范市场，监管政策便会呼之而出。一如吸引各路眼球的共享经济。
“现在即便做不到规范与有序，产业公司、医院也应该更严谨一些，不能过于放松。”张恒辉对《财经》记者分析，目前行业里鱼龙混杂，甚至有原来做药品的渠道公司，在“两票制”施行、生意不好做后，尝试到上游找“货源”，靠关系卖到终端医院。
CFDA未来对肿瘤基因检测的监管模式，有可能模仿FDA的思路：如果哪家公司能超越只是跟某个科室、医生签约的模式，与一家大型医疗机构形成密切的合作，并且像MSK那样基于长期随访做出扎实的临床研究成果，证明检测服务对患者有明确的受益，其产品便可获批。
对竞争者们而言，打通医院壁垒，仅此一关，就是一个飞跃式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