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同志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那时，外交部还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制度。我仍在新闻司司长的任上，正在考虑设立新闻发言人，此事便成了立刻建立发言人制度的契机。
外交部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一次没有座位的新闻发布会。那是(1982年)3月26日，地点在当时外交部主楼门厅处。当时没有专门进行新闻发布的场地，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受邀出席，大家就站在我周围。当时担任翻译的是现任外长李肇星。”
——摘自钱其琛《外交十记》
从老外交部长钱其琛第一次出任中国新闻发言人的那天起，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设已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关于中国的新闻发言人，早在陈毅、乔冠华、钱其琛等老一代外交家的事迹中就有所耳闻，但这些发言人的身影真正走进公众视线还是这几年的事情。
从2003年9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的第一期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开始到今天，新闻发言人难以分清哪里是课堂，哪里是现场。因为新闻事件每天都在周围发生，无论怎样，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取得的长足进步是国际社会有目共睹的。
瑞士国家广播电台驻华首席记者阿鹤腾针对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曾说：“这项制度的建立表明了中国政府不断增强透明度的决心。它符合国际标准，对我们这些外国记者来说意义重大。”
2005年7月中旬，法新社记者撰文说：“今年中国湖南芷江出现了疫情，中国政府采取了很透明的方式，这是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方式。”
日前，在2005年全国外宣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王国庆作了关于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的发言，在他清晰、生动的介绍下，大家了解到这项工作正在各条战线上显现出良好进展的局面。
外宣会议结束后，王国庆很快接受了《对外大传播》记者的采访。可以说，作为国务院新闻办的领导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安排我们的采访，这本身就体现了作为一个主抓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的领导者愿意与记者对话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在三个多小时的访谈时间里，我们更是深切体会到了他对这项工作胼胝推进的愿望和热忱。访谈是从他发言中所提到的中国媒体曾有的权威舆论“失语”状况开始的……
“处理得好就变成了政府能力的显示”
《对外大传播》：您在这次全国外宣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谈到，过去由于“权威信息缺位”和“我外宣媒体失语”，造成境外媒体肆意炒作和歪曲，而现在这种现象已有所改善。本刊一直关注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设情况，请您谈谈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进展与这个问题的改善之间具体的联系。
王国庆：《对外大传播》是专门研究对外传播的刊物，对于从事对外宣传工作的同志来说，这是一本很好的刊物。我特别注意到你们一直在关注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所以接受你们的采访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借这个机会，我还要感谢你们对政府新闻发布工作的支持。
从某种意义上讲，政府的新闻发布工作实质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在第一时间抢占舆论制高点，把握舆论控制权。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只强调“保持正确导向”，而忽略在第一时间用权威信息抢占舆论制高点。这个问题在有的时候、有些地方还是很突出的。在地方新闻发言人的培训班上，我经常强调，在消息闭塞、通讯手段落后的情况下，一个地方发生什么事情，你可以采取“不说”，或等事情处置妥当之后“再说”。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习以为常的“不说”和“再说”不行了!信息传播方式和速度的变化，一个地方有什么事情可以在瞬间传遍全世界。1992年我在美国当记者的时候，写完稿子，要打个电话，告诉家里“我要发传真”，这边给个信号，稿子才传回来。即便这样也已经是比较先进了。在80年代，我的前任们还没有传真机呢!他们传新闻靠国际长途，一边对着话筒一句一句念，另一边一句一句写。专稿和录音报道就只能请民航班机捎带了。现在，手机几乎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话。互联网四通八达，网上传递信息是以秒来计算的，西半球发生的事情，我们东半球几秒钟后就知道了。
更重要的是公众意识的变化，公众要求对事情有“知情权”，会对政府处置事情提出一连串的“为什么”，而且要求“互动”，不是你说什么，他们就听什么。前些时候圆明园整修湖底渗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圆明园管理部门为了解决湖水渗漏采取了一些措施，工程刚开始，有游客就提出疑义：这么做对圆明园是保护还是破坏?随即引起了一场公众参与的大讨论，还专门开了听证会。这说明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一些涉及公众利益的事情上，公众对不尊重他们的“知情权”是不满意的，同时也不会满足于被动地“告知”，他们会要求互动。
还有一点应该认识到，我们的新闻媒体也在发生变化。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可以说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是我们的“喉舌”，大脑指挥嘴巴，大脑想什么，嘴巴就出什么声。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量的报刊走上了市场，为了发行量，为了更多的广告，有时你有“令”，他们偏不行，你有“禁”，他们就是不止。面对这种新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做，是应该认真研究的。前些日子，我问一位在澳大利亚地方政府当新闻官的朋友，他们是怎么管理新闻媒体的。当时在表述“管理”的时候，我用的英文词是“控制”。他随即纠正我说：“媒体是‘控制’不了的，它像一条大船，你可以采取方式使它稍微调整一下航向，但很难让它调头。”他说，在澳大利亚，政府应对新闻媒体可以说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是“媒体控制(Mediacontrol)”，后来叫“媒体管理(Mediamanagement)”，现在叫“媒体合作(Media cooperation)”。“控制”和“管理”都是居高临下的，而“合作”是把新闻媒体当作你的“客户”，是主动向他们提供服务。我们现在比较习惯的做法是“管”，特别针对一些敏感事件，新闻媒体接到的指令往往是“不采访”、“不报道”、“不炒作”。作为主流媒体的大报大刊是听招呼的，权威部门不说话，他们就“失语”了，舆论的主导权就让给了非主流的小报小刊。比如，2001年7月发生在广西南丹的矿井透水事故，当地政府为了隐瞒事故，对闻讯采访的新闻记者进行围追堵截，结果事故本身在主流媒体上得不到准确客观地披露，一些不负责任和缺乏职业道德的小报小刊和境外媒体却道听途说、捕风捉影，把矿难炒得沸沸扬扬。最后人们关心的不是矿难本身，而把矛头指向了政府，特别是境外别有用心的媒体就借事故和对事故的处置对我们党和政府进行恶毒攻击。
就像赵启正同志所说的，突发事件的新闻处置做得不好，“往往是对我们伤害最重的，”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我们政府的形象毁到极点，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