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有企业走到20世纪90年代已是举步维艰，困难重重。1996年，预算内国有企业的净销售利润率降低到历史最低点。朱镕基作国务院副总理、总理后，他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使国有企业摆脱自身的缺陷走出低谷。朱镕基在此后的十多年内主导中国的经济，成为继邓小平之后，对中国经济改革影响最大的政治家之一。
一、清理三角债
朱镕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清理国有企业三角债。当时，各企业之间拖欠的“三角债”已累计达3000多亿元，其中80％是全国800多家大型国有企业拖欠的。朱镕基面对的是一个积重难返、几成无解乱局的债务连锁现象。
到京赴任之后，朱镕基就赶赴“三角债”纠结最深的东三省，亲自坐镇，现场清欠。只用了26天，清理拖欠款125亿元，东北问题基本解决。带着一片赞誉声，朱镕基回到北京。第二天他就召开全国清理“三角债”电话会议，他用长途电话、传真、电报向全国各地政府下达了一道口气强硬的“军令”：“各地务必在199i年9月20日21时以前，将你省(区、市)固定资产投资拖欠注入资金情况，报至国务院清欠办公室，如果做不到，请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直接向朱鎔基副总理汇报，说明原因。”朱镕基还明令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给予监督，详细披露各地清欠的进展情况。在此后的半年多里，朱镕基限时清欠、令出必行，让各地官员无从躲避。困扰中央和各地政府、企业数年的“三角债铁链”终于被解开。经此一役，朱镕基以前所未有的务实和强硬风格确立了自己的治理权威。
二、整顿财政金融
清理“三角债”首战告捷之后，朱镕基在金融领域开打“第二战”，在金融政策的调控上再显铁腕手段。
首先，他亲自兼任央行行长，下定决心清理金融领域的体制外活动，对于任何有可能扰乱现有金融秩序的行为都严惩不贷。在这种背景下，沈太福的集资案被视为顶风作案而受到了最严厉的惩处。
其次，他顶着巨大压力，提出分税制，重新梳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多年来，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国营企业的发展，靠的都是中央财政的投入。到90年代初期，中央财政已非常拮据，不得不靠大量发行货币来解困，因此带来的通货膨胀危机令人不寒而栗。1992年，全国财政收入3500亿元，其中中央1000亿元，地方2500亿元，中央财政支出2000亿元，赤字1000亿元。当时连某些中央机关都已经到了不借钱，工资发不出去的境地。鉴于这种现状，朱镕基采纳经济学家的提议，决定“分灶吃饭”，中央与每一个省份磋商分税种类和比例，实行分税制。为了说服各省，朱镕基在随后的两个多月里，奔波于全国一一做说服工作。分税制的实行，使中国的财政秩序大为改观，中央财政重获活力。1994-2002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7.5％；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为55％；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权利高度集中。
除了靠分税制拯救危机中的中央财政之外，朱镕基力排众议，实行汇率改革，作出让人民币大幅贬值的金融决策。人民币的大幅贬值，中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价格大幅下降，中国成为更具外部投资吸引力强的地方。同时，意味着亚洲四小龙低廉的劳动力优势从此丧失，中国必将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这是一个极具有标志性的政策变化。从此之后，中国公司开始集体远征，中国经济走上了外贸拉动型的道路，在2005年达到顶峰。
三、搞活国有企业
朱镕基主政的“第三战”，是贯穿十余年的治理主题——搞活国有企业。
自1992年7月国务院发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宣布全面落实14项自主权之后，在决策层看来，该给的自主权已经全部下放了，接下来就应该是企业八仙过海，到市场上各显神通了。但事实却让人非常沮丧，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在竞争中一触即溃。
1995年9月，《人民日报》刊登了长篇经济分析文章《来自“八五”(1991-1995)的报告》，用极大的篇幅谈论了国有企业面临的三大困境：一是亏损居高不下，国有企业的亏损数每年以14.2％的速度增加，年均亏损超过500亿元；二是企业资金的使用效率低下，库存产品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三是资金利税率和成本利润率低于非国有企业。
连年亏损，效率低下，产品难卖，资金紧张，那么，国有企业是如何熬过这个寒冬的?事实的真相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日渐活跃起来的中国资本市场给了这些企业输血和喘息的机会。
1992年夏季的“深圳认购事件”之后，决策层突然发现，股市可能是拯救国有企业的最佳手段。经济学家纷纷献策，指出“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是搞活和增强国有企业实力的战略选择”。北京新组建证监会，将股票发行的权力从上海和深圳两个交易所“上缴”到了中央手中。从此实行一种全面扶持国有企业的“指标配额制”的上市机制，即由中央政府确定上市额度，然后按系统分配到各部委，按地域分配到各省、市、自治区。这些指标绝大多数分配给了各地的国有企业。
就这样，“上市指标”成为政府救活国有企业的“最后一把米”。在上市的过程中国家财政及银行对企业的拨款或贷款，先变成了债权，接着又变成了股权，然后通过股票发行一股脑地卖给了股民。它一方面让已经陷入绝境的国有企业再次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另一方面还“意外”地解决了居民储蓄增长过快的“笼中虎”难题。通过股票上市为国有企业输血，只能解决少数大中型企业的难题，而量大面广、数以30万计的中小国有企业仍然是一团乱麻。这样，颇有争议的“诸城经验”进入了决策层的视野中。
朱镕基对陈光在山东诸城搞的企业改革十分感兴趣，专门派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洪虎前往调研。1993年7月，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周叔莲在《光明日报》撰文《关于国有企业产权的两个问题》。他提出，不能把所有的企业都抱在怀里，这样做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国家只要抓住关键少数，搞好500-1000家大公司、大集团，就会为众多的中小企业提供广阔的生存空间。那些没有竞争力，也无关国计民生的中小企业将被“放掉”，政府将主抓那些有成长潜力、具备资源优势的大型企业及赢利能力强的产业。周叔莲的观点得到决策层的赞赏。此后，“抓住少数，放活多数”的思路开始渐渐萌芽。这是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改革思想。据统计，当时全国有32万家国有企业，列为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有1.4万家，其余都是中小企业。在“抓大放小”的战略被确定后，企业变革进入一个全新的、以所有权改革为主题的时期。
由“诸城经验”而来的中小企业产权改造实验，在一开始进行得并不顺利，它受到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攻击。一些人士撰写“万言书”对产权改造提出质疑，认
为这势必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面积流失。而这些反对者提不出对现实状况的有效改革方案。1997年1月，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结果出炉，各项数据表明，局势已到了十分危险的地步，国有企业的资本收益率只有3.29％，大大低于一年期以上的存款利率。在39个大的行业中，有18个是全行业亏损，企业自有资产不足以抵偿其债务。换言之，就是整个国有企业集团已处在资不抵债的境地。在中央高层和社会改革力量的推动下，一场大规模的产权清晰化运动如期而至，并于1998年进入高潮。
1997年金融风暴的袭来，给中国企业变革带来一个意义深远的影响，它彻底击碎了人们对日韩财团企业的膜拜，尤其是被视为仿效对象的大宇集团的崩溃让决策层重新思考大企业的培植思路。日韩财团在金融风暴中暴露的脆弱一面，让中央政府对这条路径彻底失去了信心。在1996年刚刚形成的“抓大”战略意外地改弦易辙了。
于是，一种新的“国退民进”的新战略出现了，它的基本思路是，国有资本从完全竞争领域中大面积退出。在一份报告中，专家们建议国营企业应该从164个竞争性行业中“坚决撤出”，同时在上游能源性行业中强势地形成垄断格局，这些行业包括钢铁、能源、汽车、航空、电信、电力、银行、保险、媒体、大型机械、军工等。在这些领域，政府将竭力排斥民间及国际资本的竞争，通过强化垄断来保证国营企业的既得利益，作为国有资本的所有者，国营企业的角色不是被削弱而是更为增强了。
“国退民进”运动从1997年开始实验，1998年大规模推广，一直到2003年进入尾声，它意味着20年来以机制和放权搞活为主题的国有企业改革运动的悄然终结。如同过去很多年一样，“国退民进”被视为拥护改革的标准动作，各地官员纷纷表态支持。国有企业的退出速度和比例成了改革政绩的一个指标，很多城市将上百家企业一起“打包出售”以求其快。最轰动的新闻事件发生在2003年2月，西安市政府宣布一揽子出让600亿元的国有资产。
国有资产的大释放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成了一条制造千万富翁乃至亿万富豪的生产线，后来在全国各种财富榜上出现的富豪们相当一部分都是这场改革的最大胜利者。因而，它被人们称为“最后的盛宴”。
四、国有企业闪亮登场
2000年，一向委靡不振的国有企业居然表现最为抢眼，它们的数量大为减少，效益却飞速提高，全年共实现2000多亿元的利润，同比增长140％，创下90年代以来赢利水平的最高纪录。在国企垄断领域发生了三种大的变化：一是大规模整体海外上市，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石油等先后在纽约或香港上市。二是打破垄断、增强竞争的拆分重组。中国电信一分为五，中国石油、石化重新分家，中国民航酝酿重组，中国有色金属集团解散，中国五大军工集团五分为十，几乎所有的老牌国有公司都在“分家”。三是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群体浮出水面，初显企业家本色。
朱镕基用专业的和强势的方式全面改造了中国经济，在他任内，宏观经济一直安全地运行在“三八线”内，即通货膨胀不超过3％，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始终高于8％。他通过“分灶吃饭”，彻底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格局，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的能力。他在国有企业的改造上更是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效，在“抓大放小”、“国退民进”战略的推行中，一向委靡的国有资本集团获得了近乎脱胎换骨般的改观。1998年，当他宣布将在任内完成对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造任务时，国内外舆论一片质疑，最终的事实是他用自己的方式兑现了承诺。
2002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3786亿元，与1998年国有企业盈利213亿元相比增长了18倍。到2003年，利润数据达到了4769亿元。在后来的几年里，国企利润以年超过30％的惊人速度递增。在2003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宝钢集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七家公司实现的利润，就占到了全部央企利润的70％。这一年的3月国务院作出重大决策，宣布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资委直接管理中央直属企业196家，其中大多数是“国退民进”后的垄断企业。国资委的成立及相关政策的出台，表明在决策人士的心目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理想的企业格局：靠“轻小加52"’的民营企业在产业下游的竞争领域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而大型国有企业则全盘控制上游的垄断型行业。
兴起于1998年的“中国制造”，终于爆发出令世界难以抵挡的竞争优势。加入WTO的2001年，中国外贸规模为5000亿美元，到2004年就突破万亿美元大关，一举超过了日本，2005年达到1.4万亿美元。
2006年，世界媒体评选出全亚洲最赚钱的企业、全球最大的电信企业、全球第一大银行，这些黄金桂冠都一一落到中国企业的头上，此时再也没有人敢于质疑中国经济的强势以及垄断的力量。从1998年到2005年，国有企业利润节节攀升，实现利润从213亿元提高到9047亿元，短短7年，增长了42倍。至此，国有企业效益困局不但豁然全解，而且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盛。
(中共贺州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