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庭如果孩子出走，父母必定焦头烂额、寝食难安，不惜花费大量人力财力，也要在茫茫人海中，把孩子找回来。重庆人李勇，急天下父母之所急，以寻找、护送流浪儿回家，收取感谢费为工作。这种赚钱牟利的“善举”是否合情合法？
水果贩决定靠捡流浪儿为生
今年37岁的李勇出生在重庆市綦江县。1994年，他和同乡姑娘张含结婚，然后在火车站摆起了水果摊。
2000年8月的一天，李勇夫妇正准备收拾摊位回家，突然看到广场台阶上躺着一个病恹恹的男孩。仔细问了才知道男孩名叫肖强，今年12岁，因为成绩不好，老师经常批评他，父母经常打他，所以一个月前从家里逃出来了，现在已经饿了好几天了，还感冒发烧着。李勇看孩子很可怜，拿出苹果削给他吃，接着把他送到附近的医院去输液。几天后肖强病好了，李勇夫妇问清他的住址后，给他的爸爸发了一份电报。
第二天，肖强爸爸就赶到重庆，抱着出走快两个月的儿子左看右看，然后放声大哭：“儿子，爸爸错了，再也不会打你了，你跟爸爸回家吧！”肖强父子团聚，流淌的亲情让李勇泪水涟涟，他不由自主地想起十几年前自已流浪的情景。
李勇生性机灵，入学后成绩非常优秀。进初中后，他认识了几个不爱学习的“哥们”，成绩一落千丈。初二寒假，他忍受不了父母的打骂，从家里偷出几十块钱，悄悄乘车来到重庆市区。
几天后，身上带的钱花光了，李勇饿得两腿打飘。那几天，他喝自来水龙头里的水解渴，躺在车站的长椅上睡觉。由于重庆的冬夜严寒刺骨，他被冻得彻夜难眠，多么渴望有人送他饱餐或一张温暖的床铺呀。几天后，一位卖报的老大爷收留了他，让他帮忙卖报。半年后，他攒下三百多块钱，决定回家看看父母。
到了家门口，李勇怕挨父母责骂不敢进屋，一直等到晚上才溜到屋后窗子下打听动静。透过灯光，他看到母亲伤心地坐在床头，一边念叨着自己的名字一边叹息，父亲在旁煎着中药，也陪着长吁短叹。“母亲身体一向很好，竟然因为自己生病了。”李勇的心被猛地扯痛了，他冲到屋子里“扑嗵”一声跪到地上向父母谢罪。
时隔十余年后，看到肖强流浪街头，李勇毫不犹豫地收留他并帮他联系家人。事后，肖强的父亲掏出一个塑料袋，递到李勇面前，感激地说：“这里面是500块钱，是我这几年卖鸡蛋攒下来的，请恩人收下！”李勇深知父母寻儿的艰辛，当即严辞拒绝，并在心里发誓：“一定要让更多的流浪儿童早点回家！”
从此，李勇只要在街头遇到流浪儿，就先 “收容”在家，再设法联系他们的父母来接孩子。但是，有的孩子家居农村无法联系上家人，他就自费买车票护送孩子回家。3年时间里，李勇先后将100多名流浪儿童送到了他们父母身边。当孩子父母拿出现金或礼物表示酬谢时，李勇一一拒绝了。
李勇和张含在火车站靠摆水果摊为生，起早贪黑的，每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缠上”流浪儿的事后，生意常被耽搁不说，还要管孩子吃住，自付往返路费。到2002年春，李勇夫妇辛苦积攒的1万多元家底就这样没有了。
有一次，李勇送江西上饶的流浪儿张冲回家，中途接到妻子的电话说女儿得了急性腹泻，现在没钱医治。李勇的心绷得紧紧的，三天后，当他急匆匆赶回重庆时，见到女儿重度脱水的样子，心里疼急了。一惯支持他的妻子对他大发脾气：“人家的孩子你倒是挺上心的，自个儿的女儿病成这样你却不管不问，有像你这样做父亲的吗？这个家，被你掏空了没法过了……”李勇也知道妻子的心情，他连连向妻女道歉，并掏出400元钱，送女儿去了医院……
这400元钱，是张冲的父母给的。为给女儿治病，李勇第一次接受流浪儿父母的酬金。“病险”风波之后，李勇不得不思考一个现实问题：是否继续送流浪儿回家的善举？如果坚持，很快就会把家庭逼上绝境；放弃吧，有多少父母会在寻子的苦海中挣扎？他苦思着两全之策，一个想法突然在脑海闪现：“反正我现在卖水果是个挂名，不如把这个当作职业来做，把孩子送回家后收取感谢费。”妻子听了，用手指着他的心窝说：“不行，不行，做好事哪有收费的。你这样做善心变味，人家不骂死你才怪！还是老老实实跟我做生意吧。”李勇说：“做好事又能挣钱，怎么不可以呢？”经过再三考虑，李勇把水果摊交给妻子一人打理，自己迈上了职业救助流浪儿的道路。
“捡流浪儿”生意风风火火
2003年3月的一天，李勇遇到蓬头垢面、遍体鳞伤的女孩倪阳。小倪阳刚满11岁，出生于贵州省余庆县农村，父母感情不和“战火”不断，她便成了出气筒。一年多前倪阳离家出走，在成都当了乞丐，由于时常讨不到钱，不断受到“帮主”的毒打，前几天混上火车来到重庆，她不停哭泣着说要回家。
倪阳家住的是土坯房，一穷二白。到家后，倪阳的父母几天前又外出寻找女儿了，家里只剩瞎眼的奶奶。她用手抚摸着小倪阳，老泪从干瘪的眼眶里漫出，为感谢救孙女的“义士”，她扔下拐杖，跪在地上连嗑了几个响头：“家里穷，没有钱感谢你，只有这样才能感谢你的大恩大德。”李勇哪敢受此大礼，慌忙扶起老人的身子，没勇气提报酬的事儿……
贵州之行，李勇倒贴了400多元，妻子因此又跟她吵了一场。半个月后，李勇护送来自武汉的流浪儿周强回家。周父见到从天而降的儿子喜极而泣，连连感谢。当李勇提出解决车费的事情时，周父脸色突变，怀疑李勇绑架了孩子反过来敲诈他，两人争执了起来，最后李勇还是没有拿到钱。
两次失败之行，李勇不得不改变挣钱策略：不管孩子家境如何，只要父母不主动表示感谢，他就绝口不提；父母执意给的，他就照单收下。
一天，李勇在火车站转悠时，发现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正在捡垃圾。他上去一问，原来男孩在网上偶遇一名重庆女孩，两人爱得死去活来。他从四川跑到重庆寻找意中人，女孩却一直未露面。男孩怕父母打骂，不敢回家，只好在这里以捡垃圾为生。李勇将他接回家像朋友一样对待，后来这个孩子的父母很高兴，主动给了李勇500元现金。
这样一个月下来，李勇挣到1000多元，他信心大增。为尽可能多地找到流浪儿童，无论阴雨晴雪、严寒酷暑，他每天6点钟起床开始满城转悠，仔细搜索各个角落，特别是汽车站、火车站这些地方。
期末考试前、开学后和春节前后都是孩子离家出走的高峰期，在这些时候，李勇常常每天都会“捡”上几个孩子。
李勇听朋友说，珊瑚广场附近来了两个十七八岁的流浪儿。一连两天，他就在附近反复搜寻，两少年始终没有出现。第三天下午，天空突下起瓢泼大雨，出门未带雨伞的李勇被淋成了落汤鸡，可他仍然冒雨继续找寻。突然，他看到远处两个浑身脏兮兮的少年跑过来避雨，他凑上前问了一句：“怎么不回家呢？”两人望了他一眼扭头就跑。其实像这样十七八岁的流浪儿，大多不愿意听别人的劝告，有的身无分文甚至走上偷盗、抢劫的犯罪道路，所以他们对人非常警惕。
此后，李勇把寻找的目标锁定在6到15岁的孩子，这些流浪儿多是因为一时冲动而离家出走，要在他们误入歧途前进行挽救。但是，流浪儿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况且主城六区范围很大，他一人孤身作战，一点点时差就可能与流浪儿擦肩而过。为此，他在扩大搜寻范围和时间的同时，发动亲朋好友留意线索。在妻子的建议下，他还特意制作了名片，向六城区的出租车司机、车站附近居民派发。
但是，救助流浪儿也有棘手的时候。孩子离家出走，有的是因为家庭教育不当；有的是因为父母离婚而失去了父母的爱；也有的是因为学习负担过重导致厌学；还有的则是被人拐骗后又被丢弃等等。而离家出走的孩子，一般都有较强的自闭或戒备心理，只有先取得他们的信任，才能与他们进一步交谈。流浪儿在外多是饥肠辘辘、衣不遮体，因此，李勇每次出门都背着一个行囊，里面装上水果、零食甚至孩子的衣服。多数孩子饱受流浪困苦，突然遇上好心人救助，很快就把他当作亲人或朋友。但例外情况也时常发生。
一天晚上，李勇看见一个12岁男孩睡在冰冷的地板上。他上前询问，男孩子一骨碌爬起来就走。李勇赶紧抓住他，男孩竟大喊“救命”。附近两名警察赶来，幸好其中一位认识李勇才免除了误解。小家伙对警察非常信任，警察劝了他几句，他就同意住到李勇那里。
事后，李勇带着户口薄、身份证和几十面流浪儿家长赠送的锦旗，找到当地派出所，要求将自己的名片散发到值勤民警手中，同时记下所有民警的联系电话，必要时寻求他们的帮助。公安局也满足了他的要求，此后，遇到久攻不下的流浪儿，李勇就打电话找来附近民警帮忙做工作。
一般情况下，李勇收留流浪儿后，就直接给他们家里打电话，可遇上没有安装电话的就麻烦多了。他要从拨打当地的114开始，逐级查询，直到查到当地派出所的电话为止。很多时候，为了找到孩子的家人，可能要打几十个电话，而且全是长途，光电话费就是好几十块钱。
到底是不是“人贩子”
李勇送流浪儿回家，经常会遭到家长误解。2005年12月，李勇把河北保定一个15岁的孩子送到约定地点，来接孩子的除了父母，还多了两名警察。他们不由分说地将李勇铐了起来。李勇大声辩解也无济于事，孩子的父亲坚称他拐骗了孩子。一旁的孩子看到后，就紧抱着李勇的腿，大声说：“爸爸，李叔叔没骗你，是我不喜欢学习逃出来的，他对我非常好，管我吃住，在车上天气冷，他还把大衣脱下来盖在我身上……”众人听了也很吃惊，民警最后通过核实，知道李勇是个好心人，就把他放了。
这次手铐之苦，让李勇学精了，再送流浪儿回家前，他主动将自己的身份证明材料、电话号码，通过传真发给对方，打消他们的疑虑。他还把本地各派出所的电话、自己身份证、户口薄和先前送孩子回家时积累的照片制成卡片、画册，见面时拿给对方看。
李勇拣流浪儿的事，在重庆迅速传开，许多奔波在寻子路上的父母打电话向他求助，他将这些信息专门搜集起来，建立了一个寻子档案。有些流浪儿记不清住址和父母姓名，他就逐一打电话询问，实在无果的，他先收留孩子，同时向派出所和救助站求助。
这时，李勇在重庆的名气越来越大。从2006年2月开始，被救助流浪儿父母送给他的感谢费，每月都在2000元以上。最多的，一次还收了2500元酬金。
以前，李勇义务救助流浪儿，当地许多市民把他当作大善人。得知李勇以此为职业并收取费用后，不少人猛然攻击他，骂他打着做善事的幌子骗取昧心钱。2006年7月，他在火车站拣回广西一个15岁的男孩，这个男孩跟单身母亲吵架后出走的。李勇同他相处两天后，孩子突然提出不想回家了。李勇好言劝说，男孩生气地站起身冲出门外，李勇追上去拉住他，争扯中引来很多看热闹的邻居，他们议论纷纷：“李勇想钱想疯了，见到孩子就抓住不放……”“这个孩子肯定是他拐来的，为了挣钱，这样的昧心事他也敢做……”
经受那么多的流言蜚语，李勇的心里也不好受，他也在考虑是否要坚持下去。后来，有一位来自贵州的家长，挑了满满的一担大米跋山涉水来到李勇家中，只说了一句：“孩子考上大学了，谢谢恩人。”李勇当时就感动得想哭，感觉自己做的事情有了回报。他将几年来流浪儿家长赠送的近百面锦旗拿出来，一溜儿挂在墙壁上，算是自我安慰。
现在，李勇救助过的流浪儿已近500人。李勇和他的职业经媒体宣传后，在社会上引起广泛争议。重庆市一位刘女士打电话质问李勇：“为什么不把流浪儿直接交送救助机关或者福利站？你收取流浪儿家长给的报酬，出发点是不是为了牟取利润？”一位流浪儿家长打来电话，批评李勇做好事可嘉，但赚钱是不应该的，亵渎了善心，跟人贩子没什么两样。李勇的一位司机朋友却不断给他打气：“把孩子平安送回家，这是好事。如果你做义工，你有能力和经济基础送500个迷途的流浪儿回家吗？”妻子也不停劝他：“你为别人做了好事，人家送报酬，是一种感激，更是对你行为的认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管，我会默默支持你从事这种造福社会的好职业。”
如今，李勇仍然在这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中，继续着自己的工作。
编后语：针对“李勇现象”，记者采访了法律专家、重庆国彦律师事务所主任文毅，他认为，李勇的行为并不违法。因为他主观上没有犯罪的动机和企图，而且使“失散儿童与家人团聚”的行为对社会有益。而且他在获取报酬时，并没有强迫对方给予，而是对方自愿的，其行为并不犯法。火车站派出所教导员李晋川也说，他们至今没有接到有关李勇违法的投诉和举报，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讲，李勇的行为有利于改善社会环境，他使火车站的流浪儿减少了，这也是一种民间救助的慈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