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上海将来的面貌在总论上被刻画之时，我父母都还在他们的青春年代，热血而苗条。母亲是个歌喉婉转的初中生，父亲作为伍修权将军的随员正在东北军事调解处工作。他不会知道自己会在十多年后参加创立新中国的远洋船队，进而参加组建位于中国各大港口的远洋运输公司和外轮代理公司。他也不知道因此自己的家将要安在上海，以至于他的后半生都要贡献给中国的远洋运输业，甚至他的遗骨最后也会埋进上海终年潮湿的泥土里，营养了家族墓地中的第一棵罗汉松。在父亲的晚年，上海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港，但世界航运的时代已衰落，伦敦泰晤士河两岸的那些码头和货栈都已转型成为金融中心和创意中心，汉堡的旧码头仓库城转型为大型文化空间，里面开设了世界上最大的东方地毯博物馆和各种与东方货物有关的博物馆，而在公海航行的美国商船队差不多已消失匿迹。
父亲去世后，我在德国汉堡附近的高速公路上突然看到隆隆驶过的载重卡车上印有COSCO标志的集装箱，它与我擦肩而过。这实实在在的中国远洋标志，它让我忍不住流过泪。我想起了少年时代跟着父亲去过的外滩的办公室，以及吴淞湿漉漉的锚地码头，还有在一个小女孩眼里非常性感的各种远洋轮船，水手们左右摇晃的走路姿势。在读都市计划时，我想到这些原本看上去非常偶然的个人经历，那一纸调令带来的家庭迁徙，甚至与亲人惜别的盈眶之泪，实际上与上海的历史密密相关。而我这样移民的孩子，在这种盘根错节的关联感受中，终究可以将上海称为我城。
那是个有着现代主义精神和世界主义理想的城市总体规划。在规划里，上海想要对照的是世界重要的航运目的地与自己的差异，诸如自己的城市增长方式与伦敦的差异，自己的人均绿地面积与柏林的差异，自己的黄浦江与巴黎的塞纳河相比，建立大桥的必要性。面对战后世界大城市的工业化趋势，它预测到城市人口会有很快的增长，尤其是当时的中国是个年轻化的国家，有旺盛的生育力，所以它对人口与城市扩张的前景，是与纽约对照的。
我想，它做如此对比，并不只是因为它在1946年时，人口是世界第四大城。还因为它是一个航海时代东亚最重要的港口城市，欧洲和美洲都是与它联系密切的生意伙伴。在地理位置上，它需要这样的对照。当然，在精神上，它通过这样的比较获得了归属感。那时整座城市都不知道，当几年后人们把地图转了九十度再打量这座城市时，将河岸线变成地图上的一横，延安路便成为地图上的一竖。当地图上出现这样一个“丁”，这座城市会出现另一种可能性，会显现出它的另一个传统，获得另一种归属感。
内战愈演愈烈，这部城市规划虽然在1949年6月得以全部完成，这个城市规划的执行秘书，国民政府的工务局长赵祖康最终也将它平安移交到人民政府手中，并在1950年由市长陈毅签发内部印行。但此时苏联专家巴莱尼柯夫也向上海市政府提交了《关于上海市改建及发展的前途问题》的报告，报告认为上海的服务人口远远大于直接从事生产的基本人口，是受帝国主义侵略的、没有思想性的城市。因此，应该用社会主义理想来改造城市，将上海的城市职能由多功能外向型的经济中心转变为单一功能的内向型生产中心城市，变堕落的消费型城市为健康的生产型城市。按照新中国要将上海改造成生产为先城市的宗旨，大上海都市计划被整体否定。
也许正是因为它的未能实施，所以过了这么多年读它，仍留着一股青春诗意之气。这股诗意不是田园的，而是城市的。不是古典的，而是现代的。不是内陆的，而是海洋的。
它在战火与兵乱中，竟奇迹般地完成了。从1946年到1949年期间，主持规划的市长吴国桢退出，随国民政府前往台湾，从此再未回到上海。规划中曾作用重要的中国建筑师陆谦受退出，阖家避战乱于香港，从此再未回到上海。而规划中实际上的技术负责人，德国城市规划设计教授鲍力克一直留到最后，直至写完总体规划的后记与致谢辞才离开上海，前往民主德国。他在东德成为重要的城市规划专家，在东柏林留下许多作品，但再未回到上海。一直具体负责都市计划的工务局长赵祖康，即使在国共政权更替之际，旧同事各奔东西之时也不曾停止工作，他带着这份总规留在新政权中。他与人民政府的陈毅市长在移交市政府时便谈及都市计划，作为旧政府移交的最重要财产之一。此后，他上任人民政府的城市规划与建设局局长，参加了上海重要的建设。他从未离开过上海。当年作为年轻工程师参与都市计划具体工作的钟耀华和李德华，日后成为建立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的元老教授，他们的工作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大学的城市规划教育。直到2014年，这份都市计划重新进入大众视野，垂垂老矣的李德华在上海接受记者访问，他阐述了这份都市计划里的精神内涵。他也从未离开过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