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的研制周期一般是10～15年，发动机则是15～30年，这使得航空发动机的发展一直追不上飞机前进的“脚步”，而国家又急于将飞机投入使用，于是只能购买国外的发动机。
最近我国在航空发动机粉末涡轮盘挤压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虽离产业化还有一段差距，但足以让我们看到航空发动机国产化的一线曙光。
让国产发动机与大飞机一起“翱翔”在蓝天之上，是几代航空人的梦想。如今，我们离这个目标又近了一步。
据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网站近日报道，我国在航空发动机粉末涡轮盘挤压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填补了我国航空事业的一项空白。
“这意味着我国在航空发动机的材料和加工制造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虽然距离民用航空发动机的国产化还有一段距离，但我相信，随着时间、资金和人力的投入，未来会有更大的突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法杰对记者说。
新的突破
涡轮盘是航空发动机的核心部件，其制造难度很高，被称为航空发动机的“皇冠”。
据了解，以前涡轮盘的制造采用的是铸锭一锻造技术，但随着航空发动机的发展，高温合金材料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如果用传统的锻造技术，一方面加工比较困难；另一方面，由于高温合金成分比较复杂，铸锭一锻造方式会造成偏析，无法保证材料的可靠性。
因此，将高温合金生成粉末，再通过热等静压、挤压、超塑性等温锻造等加工制造成涡轮盘的方法——粉末涡轮盘材料技术，成为航空发动机领域的主流选择，而我国最近所取得的突破正是这方面。
“航空发动机粉末涡轮盘材料挤压技术对于发动机制造非常关键，掌握该项技术的国家尚在少数，该项技术的突破对于我国发动机制造是极大的利好消息。”中投顾问机械行业研究员李文倩对记者说。
李文倩同时指出，突破此项技术也有必然性，是对我国航空工业发展的肯定，也是前期大量资金、人力投入的结果。
前瞻产业研究院行业研究员严超波也认为该项技术突破具有重要意义。“这说明中国在航空材料高精密加工领域已经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中国的先进国产航空发动机正由探索阶段走向研制阶段。”严超波对记者说。
仍面临挑战
虽然我国在航空发动机的材料方面取得了上述突破。不过距离真正实现“民用”航空发动机的国产化，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严超波告诉记者，在材料方面，中国在高温合金材料、钛合金材料、复合材料的高精密生产和加工方面仍有一段路要走，发动机涡扇高精密成型技术也难以满足先进发动机的需求。此外，在发动机整体设计方面，中国需要进一步优化。而在制造方面，中国航空发动机缺少质量控制方法，量产发动机的质量仍难以保证。
魏法杰说，造成我国发动机落后现状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体制机制问题。在过去，我国将航空发动机的发展和飞机绑定在一起，飞机型号若不立项，发动机也不能立项。然而，飞机的研制周期是10～15年，发动机则是15～30年，这使得航空发动机的发展一直追不上飞机前进的“脚步”，而国家又急于将飞机投入使用，于是只能购买国外的发动机。
另一方面是资金投入问题。魏法杰表示，由于航空发动机的结构非常复杂，只靠理论计算远远不够，还需要进行大量实物试验。在国外，一台发动机设计出来后，往往运行上千台样机进行测试，以确保其性能的稳定和可靠。而国内投资较大的发动机，也只有几十台进行运行测试，与国外的差距显而易见。
不过，我国航空发动机即将迎来改变落后现状的好机会。据记者了解，航空发动机重大科技专项目前正在国务院审批，该专项预计投入至少千亿元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国产航空发动机相关领域的自主研发。
“预计专项启动是一系列重量级技术突破的序曲。”李文倩说。
多重意义
实现航空发动机的国产化，不仅意味着我国在技术上不再依赖于人，在经济方面也具有多重的意义。
据统计，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购买2000架大飞机，需要6000台发动机，将产生300多亿美元的市场需求。到2026年，我国飞机需求总量接近3000架，有望带动航空发动机市场需求量达6500台，市场规模约为650亿美元。
李文倩表示，航空发动机重大专项的获批，将成为发动机市场的“强心针”，相关发动机制造企业在实体制造市场会获得较大飞跃，在资本市场也会备受追捧。“发动机市场会成为我国宏观经济的有力带动者。”
此外，发展航空发动机对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有重要的引领和带动作用。魏法杰表示。航空发动机的技术突破会带动一系列产业的发展。比如，航空发动机需要高温合金等先进材料，因此会带动原材料产业的发展。航空发动机加工难度较大，且需要高精度的加工设备，因此会促进我国制造业的升级及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据《中国科学报》)
中国发射首颗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卫星
记者从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获悉：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高分一号”任务，已完成卫星、运载火箭出厂审定工作，转入发射实施阶段，于4月份择机发射。
“高分一号”卫星是我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的首发星，突破了高空间分辨率、多光谱与宽覆盖相结合的光学遥感等关键技术，设计寿命5至8年。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工程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确定的16个重大专项之一，由国防科工局、总装备部牵头实施。
专项工程由天基观测系统、临近空间观测系统、航空观测系统、地面系统、应用系统等组成，计划“十二五”期间发射5至6颗观测卫星，目标是建成高空间分辨率、高时间分辨率、高光谱分辨率的对地观测系统。到2020年，高分系统与其他观测手段相结合，将形成具有时空协调、全天时、全天候、全球范围观测能力的稳定运行系统。
“高分一号”卫星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所属空间技术研究院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研制，主要用户为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和环境保护部。
专项的实施，将全面提升我国自主获取高分辨率观测数据的能力，加快我国空间信息应用体系的建设，推动卫星及应用技术的跨越发展，保障现代农业、防灾减灾、资源环境、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需求，支撑国土调查与利用、地理测绘、海洋和气候气象观测、水利和林业资源监测、城市和交通精细化管理等。
“高分一号”任务由卫星、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地面、应用六大系统组成。此次承担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所属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研制。
(据《人民日报》)
伊朗核问题对话结束 伊朗“要价太高”
最新一轮伊朗核问题对话近日结束。西方国家官员说。由于伊朗要价太高，对话没有取得突破。不过，相比先前，本轮对话更具实质性。
立场“相去甚远”
伊朗和伊核问题六国即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和德国近日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结束新一轮为期两天的对话。对话结束后，欧洲联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凯瑟琳·阿什顿告诉记者会：“我们的立场显然相去甚远。”
伊朗国家安全最高委员会秘书、首席核谈判代表赛义德·贾利利说：“我们提出我们的方案，不过其他各方没有做好准备，他们需要时间研究我们的方案。”
他承认，双方立场“仍有一些差距”。
美国等西方国家指认伊朗以民用核计划为掩护，试图制造核武器。国际社会要求伊朗停止铀浓缩活动。伊朗坚称核计划用于发电和医学研究，拒绝放弃。伊朗和六国就核计划已经举行多轮对话。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美国、以色列和欧盟多次就核计划对伊朗实行制裁，集中在石油和金融领域。伊朗强烈要求取消制裁。美联社报道，六国提出一些激励措施以换取伊朗停止铀浓缩，包括取消黄金交易和石化贸易制裁。伊朗不满足这些条件，要求取消石油和金融制裁。
贾利利说：“现在，他们(国际社会)必须努力获取伊朗人民的信任。我们相信，铀浓缩是伊朗不可剥夺的权利，无论是(纯度)5％还是20％。要建立信任，不能剥夺和否认一个国家的权利，而是应该基于合作。”
对话“没有谈崩”
对话结束后，各国将讨论伊朗提出的方案。双方没有确定下一轮对话时间和地点。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说，她将通过电话与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贾利利联络，讨论今后的活动。
评价本轮对话，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高级官员说：“我们可能没有取得突破，但也没有谈崩……我们相信这一进程可以继续，不过不确定什么样的方式最好。现阶段，我们不知道是以5+1方式与伊朗进行新一轮对话或是以其它方式。”
他说，相比先前，本论对话中，双方更加触及实质。“我们讨论了建立信任涉及的全部话题。就这一点而言，本论对话的质量与先前不同……的确交换许多意见，与先前很不一样。”
阿什顿给出相似看法，认为对话“真正有交流。我们能讨论细节，提出问题，直接得到答案”，不过“最终重要的是实质”。那名美国官员说，不排除今年6月伊朗总统选举前再次举行对话的可能性。
各国看法不一
以色列国际关系兼战略和情报部长尤瓦尔·施泰尼茨发表声明，重申以方立场、即伊朗利用对话为制造核武器争取时间。以色列认定伊朗能在数月内获得制造核武器所需的浓缩铀，多次警告将军事打击伊朗。
对话结束后，英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伊朗现行立场“距取得外交突破相去甚远”，敦促对方“认真考虑。是坚持现行政策，从而面对国际社会进一步压力和孤立，还是进入实质性谈判”。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则说，阿拉木图对话“无疑向前迈出一步”，俄方认为“必须承认伊朗的一切权利，包括铀浓缩”。同时，作为交换，伊方核计划必须接受更多国际监督。
(据《北京日报》)
外媒称 中国打击车牌腐败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在打击官员腐败现象的最新举措中，中国新领导层把重点放在军队官员享受的一项备受瞩目的特权上：他们的座驾。
对于从5月1日起，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将统一使用新式军车号牌的规定。据中共内部人士和参与豪车买卖的人透露，新规同时瞄准了其它滥用军车号牌的现象。挂军牌和武警牌照的车辆常常违反交规，但很少被交警拦下，在过收费站时也不用交费。
使用新一代军车号牌是迄今为止军队为反腐做出的最显眼的举动，其它反腐措施还包括禁止奢华宴请等。此外，中国政府计划采取措施，要求官员在购买公务车时首选国产品牌车。
汽车业顾问迈克尔·邓恩说，很显然，中国军方用车向国外豪车品牌关上了大门。但邓恩也说，这份名单似乎为部分在中国合资厂生产的豪车品牌留下了空间，比如深受中国官员和企业界人士喜欢的奥迪A6。
长江商学院副院长滕斌圣长期观察中国汽车产业，他称新规对于打击普遍存在的军车号牌滥用现象是“必要且重要的”。他说，政府试图通过打击使用假冒军车号牌和其它滥用军车号牌的现象来平息舆论。这并非最好的解决方案，却是一个实施起来相对容易的方案。
(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