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时，他仍兼职于西北工学院和西北师范学院。
在大学任教时，郁士元在教育救国的思想指导下，同萧一山先生（萧一山是郁士元的同乡挚友，曾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国民党参政会的参政员）商量后，从1929年开始，至1950年代私立学校一律交政府公办前，先后创办了北平市私立文治中学、城固私立文治中学和西安市文治中学，担任这三所中学校董事会的执行副董事长、董事长，并一直兼任着三所学校校长。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郁士元被推举为北平市中等教育学校的校长代表，参加了蒋介石在庐山举行的抗日动员大会和培训班。
在抗战的危急关头，国民政府教育部发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为基干，成立西安临时大学。郁士元在庐山开完会回到北平后，日军已侵入北平市，北京大学已开始内迁，他本来是要跟随北大立即离开的，可才从庐山回来，北平私立文治中学的很多事情急需他处理，面对战端，学校只能解散，等郁士元办妥学校的停办及教师安排与发放遣散费等善后事宜后，迁往长沙的大部队已经走远，而且向南的路也已经走不通了。因他还在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兼课，这时通往西安的陇海路还能勉强通车，他便决定随这几个学校一起迁往西安。在此期间，日本人一直在抓捕郁士元，从来没带过太阳镜的他出门时都戴着墨镜，并且压着低低的帽子，不愿被人认出，他是文化界、教育界知名人士，这样做是不想让日本人发现被扣住。这时，郁士元已经有四个孩子，最小的两个是双生的龙凤胎，才两三岁，刚会说话和走路，夫人廖秉珩患有肺结核卧病在床，不便长途跋涉，也无法照顾四个孩子，夫妻俩商量后，决定由郁士元带龙凤胎先走。就这样，郁士元一手抱一个，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到了西安，后至陕南汉中城固。
抗日战争胜利后，西北大学从城固迁至西安，郁士元一直在西北大学地质系任教和进行研究工作，1946年，他也曾有机会回北京，但因舍不下他在西安所办的西安市文治中学，于是便留在了西安。1949年后，郁士元历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陕西省地质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秘书长，陕西省科普协会常务委员等职。
郁士元一生从事地质教育事业近60年，先后主讲过七门地质学方面的课程，主持编写过多部地质学教材，参加了西北大学地质系的创建工作，他重视地质实践，勤于野外调查，在西北地区时对陕西省的地质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发表了《西安附近的地质简述》、《汉中梁山地质》、《勉县煤矿区之地质》等学术论文，为陕西地区地质工作的奠基人物之一。郁士元认为科普读物能够开发民智，教育救国，所以还一直坚持做科学技术普及方面的相关事宜，亲自撰写和编辑《有没有鬼神？》等多种科学普及读物。
仅仅从这些经历来看，郁士元只是一名普通的教授，他教书育人、忠于自己的职责。可是，他的一生不仅如此，他把自己的个人际遇与国家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造就了别人没有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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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郁士元就是个热血男儿，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他参加了五四运动，头部被北洋军警打伤，三块疤痕伴随终生。1920年代，经胡启东先生（胡乔木父亲）介绍，郁士元加入国民党（郁士元和胡乔木两家是世交，不仅过去来往较多，共和国成立后，仍时有联系和见面。而正是由于这样通家之好的私人关系，后来给郁士元带来了七年的牢狱之灾，此事下文将有详述）。1923年3月2日为农历癸亥年元宵节，北京学界与各界联合会为促进“废督裁兵”、“电请孙中山速兴义师，克日北伐”，举行元宵节提灯游行，遭北洋军警殴打，被打伤的师生和各界人士中，轻伤者190余人，重伤者约30人，郁士元即为北大13名受重伤的师生之一。冯玉祥将军领导热河抗日时，郁士元参与组织了北平市赴热河前线慰问团，又积极投入募捐购置飞机支援抗日的活动。对于这些购置飞机的募捐钱财，郁士元发表了一个言论，坚持将捐款直接交给抗日前线而不是交给国民政府，如果不这样，他担心这些钱不会作用于真正抗战，而是另做他途，或被人挪用，那是万万不可的。为此郁士元被逮捕入狱，后经北京大学作保，历时十余日后才得以获释。郁士元还曾兼任宋哲元的参议，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作为北平市社会名流和有名的抗日分子，被推举为北平市中等教育学校的校长代表，参加了蒋介石在庐山举行的抗日动员大会和培训班。
郁士元和龙凤胎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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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士元参军且被授予少将军衔的事，要从1943年以后的抗日战争形势讲起。
1943年以后，中国驻印和入缅作战远征军的作战极为艰苦，缺员很多。而与英军协同作战中，中下级军官和士兵普遍存在着外语交流与文化素质的迫切需要。这些因素，决定了只有知识青年从军才能适应战场上的变化与需要。时任中国战区副参谋长的美军少将魏德迈，多次对蒋介石及军政部官员提及中国士兵素质问题，他批评道：“国民党政府征来的兵，首先是肚皮吃不饱，有的人骨瘦如柴，素质不佳；一般下级官员又缺少文化，不能掌握新式武器。”为弥补兵源不足状况，改善兵源质量，迅速提高军队战斗力，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定以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为骨干，开展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广泛动员学生参军。1943年3月，国民政府立法院公布新的《兵役法》，扩大了征兵范围，缩小了缓役者范围；鼓励青年学生参军，规定学生服役期间保留学籍，使得青年学生特别是大学生消除了学籍的顾虑。1943年11月，四川省军管区开始对青年从军运动进行广泛宣传，号召各地青年积极从军，收效显著。
1944年日本侵略军由湖南长驱直入，为打通在华的南北大通道，支援太平洋战争，已经广西占领贵州独山，逼近陪都重庆，这时正是国民政府急需高素质的兵员，以接受美援军事装备之时。1944年9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即席演讲称：“国家在此紧急战时关头，要先其所急，使知识青年效命于战场，因为知识青年有知识，有自动判断的能力，队伍中增加一个知识青年，就不啻增加了十个普通士兵。”他号召全国知识青年积极从军，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各地方当局纷纷响应，从重庆到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湖北、陕西、贵州、云南、甘肃等省市，出现了抗战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知识青年报名参军热潮，至1944年底，已有12万5千多人报名入伍从军。1945年1月1日，应征入伍的知识青年陆续入营接受训练，训练时间为3个月，训练科目由兵器到战术，学科、术科及思想并重。之后，国民政府正式命名其为青年远征军（简称青年军），期望青年远征军部队能够像远征军第200师一样功勋卓越，所以把青年远征军的番号从201开始，直到209师，共计9个师另2个团，后者因为人员不足被撤消，否则就是10个师了。青年军9个师分别归属于中国远征军第6军、第9军、第31军，另外有相当一部分调入新1军、新6军、第5军，辎重汽车第14团、第15团，宪兵教导第3、4、5团，伞兵总队，译员训练班，无线电训练班及派赴美国受训的海空军等单位。拨给印缅远征军的青年军总数在1万余人，在印度受训结业后很快派到印缅前线担任交通运输、坦克车兵等技术兵种工作。
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1944年，郁士元做出了一生中最具影响的一件事，43岁的他要放弃大学教授的职务，要求参军、上前线杀敌立功，他认为自己正当壮年，加之授课于地理地质系，经常到野外考察，练就了一副好身板，理应为国效命，遂不顾夫人孩子们的阻拦，向汉中师管区申请入伍。同年晚些时候，经张治中将军引领陪同，郁士元到重庆，受到蒋介石的接见慰勉，被特授予少将军衔，安排在蒋经国中将领导下的重庆青年军总部受训。这件事是当时国内的一大新闻，全国报纸竞相报道，监察院长于右任先生还书赠他条幅一件。1944年8月20日的《大公报》如此报道：“各方闻讯，极表敬崇。先军政部已核定郁氏入驻陕之教导团充任同校级之政治指导员。自知识分子从军运动成为风尚后，大学教授之申请入伍者，此为第一人。”郁士元没想到此事会宣扬得如此之大，他从没想过要出名、做官，加之看不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官场习气，一心想赴前线，一再申请，但未获批准，只是调任当时暂驻防汉中的青年军206师任少将视导，身着军装，负责部队的抗战宣传工作，到各地视察，据说是待命开赴前线。
回到汉中后，郁士元一边在军中工作，一边又回到西北大学兼课。汉中市离西北大学所在地城固仅数十里，又有班车，郁士元便每周坐木炭班车往返汉中、城固两地，每周他一半时间在206师服役，另一半时间在西北大学授课。郁士元的参军入伍行动，的确鼓动了当时知识界、教育界的参军抗战热情，其他高校也有三四位以他为榜样参军的教授，同时，也带动了更多的爱国学生参加抗日青年军，西北联大就有约300名学生参军。郁士元对参加爱国救亡活动的学生，是支持和爱护的，对国民党迫害一些进步学生的事，也总是仗义执言。解放后，西北大学曾对他的历史问题进行过调查，做出如下结论：“曾保护过我党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
据郁士元的大女儿郁和平女士讲述，她见过父亲穿军装的样子，很英武。笔者在采访1944年参加抗日青年军的西北大学地质系学生高启伟老人时，曾问他郁士元教授是否在课堂上给他们讲过自己抗日参军的事情，他回答说没有，由此可见，郁士元本人对他参军入伍这件事情是很低调的，他的初衷，真就是只想上前线打仗杀敌，没想过别的。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郁士元谢辞了蒋经国的挽留，从青年军复员返校。
国内内战爆发后，郁士元不满国民党的腐朽统治，欲申请或宣布脱离国民党，又怕引起特务注意。正当进退维谷之际，国民党在1948年进行国民党员重新登记，他抓住这个机会不去登记，波澜不惊地脱离了国民党，结束了近30年的国民党员身份。同年，著名学者、陕西华县人杨钟健先生来西北大学任校长，杨校长抵制了国民党当局将西北大学南迁四川的成命。郁士元和杨钟健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时是同班同学，两个人的思想也一致，站在反迁校一边，迎来了共产党对西北大学的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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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文革”开始后，郁士元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批斗、抄家。不久由于矛头指向“走资派”，对他的批斗火力渐弱。不料，1968年5月的一天，下午两点多，郁士元正在西北大学地质系参加学习，突然闯进几个自称中央文革的人，将年已69岁的他打倒在地，并五花大绑，在众目睽睽下塞进吉普车带走，当时家人都不在场，不知道郁士元被抓走，得知他被抓的消息后赶忙往回赶，看到抄家的人把整个家里翻得乱七八糟，但也不知道究竟是何原因，就这样，从此长达七年，家人都不知道郁士元的下落。
说起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要从郁士元与胡乔木的关系说起。
胡乔木，本名胡鼎新，“乔木”是笔名。他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任毛泽东主席秘书，协助毛泽东起草了很多在中共历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文件。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新华社第一任社长、新闻总署首任署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56年中共“八大”时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78年补选为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80年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7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主持起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多项重要文件，在1982年到1987年间，曾是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最高领导人之一，被邓小平誉为“党内第一支笔”。
郁士元和胡乔木两家皆为江苏盐城人，是同乡世交，胡乔木的父亲胡启东比郁士元大12岁，郁士元比胡乔木大12岁，胡启东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国民革命，郁士元参加了国民党便是胡启东介绍的。郁士元上大学时，胡乔木还在上小学，每年寒暑假期间，郁士元都要带胡乔木这个邻家小弟玩耍。后来郁士元到北京大学当副教授时，胡乔木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上学，经常到郁家小聚，郁士元的夫人廖秉珩总是亲切地叫着胡乔木的本名“鼎新”，热情接待，并亲自下厨为他做家乡菜吃。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胡乔木是共青团北平市委委员、宣传部长，他参与并领导北平学生进行游行示威，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向政府请愿，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积极主张出兵抗日，收复失地。他们还组织各界抗日救亡团体，积极开展抵制日货等多种抗日救亡活动。然而，由于当时的王明路线在中共党内占着上风，一些不切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左”的口号很有市场。胡乔木等团市委领导很不赞成这些脱离实际的“左”的东西，为此遭受中共河北省委的严肃批评。不久，因为团市委内部有人捕风捉影，又出现了所谓“北平团市委与托派有联系”的新的风波。于是，共青团北平市委被下令解散了，胡乔木当时的名字“胡鼎新”同时也上了北平市警察局要抓捕的黑名单。于是，胡乔木隐蔽在郁士元家，躲避特务的迫害，并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胡乔木每次给家里写信，都会标明“回信请寄到北京大学地质系郁士元转”。不久，胡乔木的父亲胡启东在胡乔木的家书中看到有“难言之隐”的句子和“回信寄北京大学郁士元代转”的提示，很不放心，于是让胡乔木的姐夫张肃堂作陪，到北平了解情况。胡启东虽同郁士元很熟，但不知道郁家在北平的家庭住址，只好到清华大学找到乔冠华，由乔冠华引领到达郁家。乔冠华也是盐城同乡，当时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学习，和胡乔木有同乡、同学之谊。这样，胡启东才知道了胡乔木因参加党的地下活动，已被迫从清华退学，并上了特务追捕的黑名单。鉴于胡乔木的处境，胡启东认为他继续留在北平不是长久之计，建议胡乔木向组织上请示并获准离开北平。这样，在郁家住了一段时间，胡乔木同郁士元互道珍重后，从郁家离开北平，返回家乡盐城隐蔽。当时，郁士元夫妇俩完全知道胡乔木的情况，但从来不问，心照不宣，只是感叹：“鼎新走另一条路了，不知何时能再见。”
“文革”开始后，胡乔木在报刊上被“半点名”批判（半点名即不写胡乔木的名字，只写胡××，但大家都知道所指是谁），称其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揪斗、游街、抄家。还有人说胡乔木是叛徒，是因为有人认为他在1930年代被国民党逮捕过，实际上，从前文的叙述可以了解到，胡乔木根本就没有被国民党逮捕，而是躲在了郁士元家中。
1967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毛泽东参加天安门检阅活动后，车驶入南长街，看到了胡家门前墙上批斗胡乔木的大字报，毛泽东忽叫：“停车！去看看胡乔木。”随行人员立即下车敲胡家的门，但敲的是东大门，此门胡家从未启用，而一直用的是北边胡同中的北门，所以大门未敲开。第二日，中央办公厅通知胡乔木，毛泽东于当晚九点来胡家。当晚，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跟胡乔木在胡家一同等待毛泽东的到来。夜里十二时，中南海来电话说，“毛主席不能来了”，但转达了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一句话：“我心到了”。胡乔木知道后，说了一句话：“我心领了”。此事在北京迅速传开，红卫兵、造反派再不敢揪斗胡乔木了，但江青、陈伯达对胡乔木仍不放过。陈伯达在答复中共中央办公厅请示对胡乔木如何对待时说：“中央文革的意见是背靠背地斗，不要揪他。如有人问是谁说的，可以告知是陈伯达同志。”这个“背靠背地斗”，就是不触及胡乔木本人，而从他外围的人下手调查。就这样，给郁士元和所有胡乔木的亲属、好友带来了无妄之灾，有的被长期审查，有的被投入监狱。
郁士元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被中央文革的人抓进秦城监狱的，并且被作为重犯单独囚禁在一个单间牢房内，目的就是要逼他承认胡乔木是叛徒，被捕后是由他保出来的。当时，其他所有的活口都没了，郁士元是唯一一个能说出此结论的人。胡、郁两家的亲密关系，胡乔木曾经躲避在郁家，以及郁士元在历史上曾被蒋介石接见过，这一切形成了一系列串联的逻辑推理。在狱中，审讯郁士元的人不听他的说明，多次逼迫他承认胡乔木当年被捕叛变，是他作保获释，郁士元本身就是大特务，否则无此能力保共青团市委领导出狱。审讯者多次讯问：“胡乔木的故旧和同学求见他一面都很困难，为什么他却把家中的电话号码告诉你？把他父亲的诗词集《鞍湖诗集》赠给你？你来北京出差，一个电话，他就派车或亲自接你到他在中南海的家中？他到西安为什么还请你到西北局同他见面，并与刘澜涛一起观看文艺演出？这说明你们互有把柄。”等等。
这个变故，给郁士元家带来巨大的灾难。他的大儿子郁协平从西北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参军，在兰州空军系统工作，大女儿郁和平从西北农业大学园艺系毕业后，正在乡下考察学习，都不在家中。夫人廖秉珩被安排到一间狭小的房间中居住，受到中央文革派到西安的人轮番逼供，要她交待胡乔木的所谓问题，廖秉珩是位性情刚烈的人，最终连病带气，死在家里，死前已是皮包骨头，瘦弱不堪，死后，还被扣上了一顶“反革命分子臭老婆”的帽子。当时，西北大学另一位著名教授岳劼恒的夫人与廖秉珩被安排在一个院子内，廖秉珩生病时，岳劼恒的夫人曾送来过感冒药，那时药品是不好弄到的，廖秉珩怕吃了药之后没法还给人家，一直就没舍得吃，她去世后，大女儿郁和平偷偷赶来办理后事，还发现屋内放着一把感冒药没有吃。后来，郁和平因为精神压力一直过大，得了癌症和心脏病。郁协平长期在兰州空军系统任职，当时是兰空政委秘书，亦被看管到兰州空军系统“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交待问题，接受审查，母亲去世时，部队劝阻最好不要去奔丧，以免引起更大麻烦，以至于最终也没见到母亲最后一面，之后，被下放至干校去看果园、喂猪，最终解除了军籍。此事还殃及第三代人，郁协平的大女儿不满16岁，即被下放旬邑丘陵山区扛二百斤重的大麻袋粮包，造成终身残疾；二女儿数次被军队和地方文工团选中，因郁士元的所谓问题不能接收，身心受到极大刺激，得了多种慢性病至今；儿子当时不到10岁，心灵也受到极大伤害，他由于经常看到街上贴有反革命分子的判决布告，一次竟怯怯地问他妈妈：“爷爷是不是也会上布告”；郁士元从小带在身边的外孙杨刚在心灵上也受到了创伤。
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胡乔木随邓小平的复出而复出，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负责人。一段时间后，报纸上才有消息说郁士元还活着，郁家人接到消息的那天晚上，不敢开灯，在一起抱头痛哭。又过了几个月，西北大学接到通知，让去北京秦城监狱将郁士元先生接回复职。
从北京回西安时，郁士元还身着囚服。在火车站，刚与家人见面时，他的精神还有点发木，走路也傻傻的，他问郁协平：“你母亲在家吗？”郁协平说：“已经不在了。”郁士元喃喃说道：“我想可能也不在了。”回到西大“新村”后，他居然蹦蹦跳跳的登上宿舍楼梯，一边还说：“你看我的身体还行。”回到家中，脱掉囚服后，家人发现郁士元里面穿的绒线衣居然还是七年前被抓走时的那一件，外面已经被郁士元在狱中用白线缝的像一个密织的网，破烂不堪，没有一个地方是整片的布。
郁士元很少向家人讲述在监狱中的经历，也一直没有任何不满和埋怨，他怕家人听到难过，别人问起，他就说在监狱里一切都很好，还对郁协平说：“共产党好，给我的待遇是单间，每天还有《人民日报》看、听广播，能放风，我的满口假牙都是秦城监狱给换的，感谢党还我一个清白。”但实际上，长期的囚禁生活，给他在身体上和心理上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出狱后的头三四年，他见人就鞠躬、发呆、语言不清、思维紊乱，夜梦中常常哭泣惨叫，大声说：“乔木从来没有被捕过……”等等，家人按都按不住，令人惊骇。
郁士元出狱后，给胡乔木写了一封航空信，告知情况。之前，胡乔木对郁士元因他入狱的情况并不知道，收到信后，胡乔木当日即亲笔给郁士元回了一封航空信，他在信中写道：“21日来信收到了，这给了我一个意外的惊喜，我深感负疚，你的身体还好，还能继续工作，真是幸事！我已经在三个月前重新参加工作，我的健康状况比以前有很大进步，每天可工作8小时以上，不觉疲累，承你多所勉励，谢谢！你一家大小情况如何？下次来信时望告知一二。”并邀请郁士元到他家中做客。当时郁士元的身心状况都不太好，故派大女儿郁和平先去了胡家拜访，受到热情接待。郁和平拜别时，胡乔木一直将她送至胡同口的南长街上，一路走一路连声表示歉意，让郁士元一定来北京玩，郁和平走远后回头看，胡乔木还站在家门口久久没有回屋。第二日，胡乔木还亲自到郁和平的住处看望，下车时双手捧了一大盒鸡蛋送给她，并说：“带回去给你父亲吃。”后来，郁协平陪同已75岁高龄的父亲去北京胡乔木家住了半个月左右。在这半个月中，胡乔木同郁士元谈话叙旧，并陪同郁士元去颐和园等景点散心。胡乔木对给郁士元一家造成的不幸感到不安，郁士元安慰他说：“不要不安，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形势使然，历史如能倒转，我不是还会这样做吗。”胡乔木听说郁协平失眠，便送给他一盒安眠药，并说：“这个药副作用小，先用这个吧。”胡乔木和郁士元父子照相留念，说：“劫后余生留个纪念吧！”
在京期间，郁士元还看望了他的老师、老同学和老同事，与原西北大学教授、老友黎锦熙见面时，黎锦熙把毛泽东在民国时期和共和国时期给自己写的信（复印件）给郁士元看，还讲了一个故事说：“几年前，报纸上一篇稿件中写道，‘已故黎锦熙先生’，我明明还活着嘛，后来报社知道了，还专门来登门道歉。”
粉碎“四人帮”后，郁士元的问题终于获得彻底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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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士元一生从事地质教育事业近60年，要讲他在学术与教育上的贡献，首先要讲西北大学的地质系，西北大学评价地质系沿革时曾写道：“我校地质系能有今天，郁先生开创奠基之功不可磨灭”。最初，西北联大设有“地质地理系”，但郁士元认为将两个专业合到一起不尽合理，遂建议校方向教育部申请将两个专业分别设系，他还向原北大地质系的老师和同仁，当时在国民政府任高官和在国家地质研究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翁文灏、朱家骅、李四光、许杰等反映情况和进行呼吁，不久地质系单独成立，郁士元为代理主任。抗战期间，因形势所迫，地质系又曾几度濒于停办的困境，郁士元积极奔走，使地质系免于停办的厄运。当时，处于战争年代，国家无暇搞建设，学地质的出路很窄，所以地质系很难招到学生，每年所招学生一般不会超过10人，最少时仅有3人，但郁士元坚信战端过后的中国建设必定会需要地质人才，所以就算地质学系只有3位学生的时候，他也坚持上课，使地质系一直延续了下去，成为1952年国家高校院系调整后，全国综合大学中保留下来仅有的两个地质学系之一。解放后，西北大学的地质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适应国民经济建设的急需，在系主任张伯声教授的领导下，地质系于1950年代，开办了石油地质专业专修班，郁士元被任命为这个专修班的主任。这个专修班连续办了多期，为国家培养了急需的大批石油地质专业的人才。正如美国《华侨日报》所说“西北大学在石油地质方面，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对中国能源工业有相当大的贡献”。西北大学地质学系也被誉为“中华石油英才之母”。
因为是搞地质的，郁士元重视野外地质实践，经常进行田野调查，身体也很好，西大有俗语称“某某教授的嘴，郁士元教授的腿”。他勤于探索，对陕西地质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经常去实地勘测考察的地方有陕南秦岭、汉中梁山和关中骊山等地，并发表了《勉县煤矿区之地质》、《城固地形图》、《西安附近的地质简述》等不少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论文，为发展我国地质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1951年7月，郁士元首先在秦岭南麓、汉水上游发现梁山遗址，并定为旧石器时期遗址，1980年，西安矿业学院地质系阎嘉祺先生果真陆续在此处采到上千件旧石器标本，并进一步提出梁山可能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旧石器制造工场之一。郁士元六十多岁后，在野外调查中，仍风尘仆仆，行走快捷，攀高轻快，随员和学生往往跟不上，一时传为美谈。
在教学中，郁士元先后主讲过中国地质与有用矿产、普通地质学、水文地质学、地质测绘学、工程地质学等七门主课，同时仍兼职任教于西北农学院。1950年代后期，政策上不允许教授在多所高校兼职，他遂辞去西北农学院教职，但还是时不时受邀去西北农学院讲学。1960年代初期，他还应袁敦礼先生（中国体育界元老，著名教育家，曾任北平师大校长、西北师院院长，文革中受迫害致死）邀请，去兰州西北师范学院开讲座。郁士元讲课极为认真，课堂上一小时的内容，课下事先要准备六个多小时。在西北大学教学期间，他从来没有请过一天病事假，任何事都不能耽误教学，甚至高烧到40度以上也照样去上课，结果课刚一讲完便昏倒在讲台上了，学校的负责人将其送回家里后，家人才知道他生病了，免不了有些埋怨，但他对自己的身体很自信，对家人说：“我身体不会有事，如果我不去，这堂课咋办嘛？”郁士元从教近六十年，桃李满天下，在我国地质界和广大师生员工中享有厚望。郁和平回忆说，父亲退休后，她陪父亲上街，就觉得西安市真小啊，因为经常会碰到父亲的学生，有大学学生，也有中学学生，他们亲切的叫着“郁教授好、郁校长好”。
郁士元通晓英、德、俄三种外语，一生编写的活页文选和小册子很多，科技专业新闻和接受采访的稿件散见于北平各类报刊和汉中日报、光明日报、群众日报，重要著作有《煤铁概论》、《普通地质学》、《工程地质学》、《农业地质学》等多部教材，译著有《高岭土》（苏?麦尔尼柯夫）等。
解放后，郁士元长期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陕西省科普协会常委、陕西省地质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他团结不同学科的同志，为开展学会工作，筹办学术交流报告会及出版刊物，并亲自撰写和编辑《有没有鬼神？》等多种科学普及读物，多次受到中国地质学会的通报表彰，并被授予从事地质工作五十年纪念章。郁士元认为科普读物能够开发民智，教育救国，所以一直坚持做此事。
除地质教学外，郁士元付出大量精力办了三所私立文治中学——北平市私立文治中学、城固私立文治中学和西安市文治中学。北平市私立文治中学1929年所创办，1937年日军侵入北平后被迫解散；之后，郁士元随西北联大迁至城固后，重操旧业，办起了城固私立文治中学。城固私立文治中学的规模不小，不算学校校务、职员，教师就有三十多位，其中专职教师十多位，学生约有三四百人，有城固当地的学生，也有沦陷区的学生。郁士元办学得到了城固当地教育人士的支持，一位杨姓人士在当地经营书店，他经常向城固私立文治中学提供课本和书籍，和郁士元也成了朋友，有时书费一时付不上，他便同意赊欠，先用书再付钱，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付。抗日战争胜利后，郁士元随西北大学迁至西安，城固私立文治中学便交给地方管理，后来和城固当地一所中学合并，成为城固最大的一所中学。1946年西北大学定址西安后，郁士元又在西安创办了西安市私立文治中学，很多西北大学的子弟都是在文治中学上的中学。1950年代初，按政府规定，所有私立学校一律交给政府公办，西安市私立文治中学办理移交后，更名为市第四十二中学，此校如今仍在西安市西关正街原址。
当时三所私立文治学校的资金来源，是由学校校董成员凑集而来的，郁士元是校董会董事长兼校长，自然出得最多。当时，大学教授的待遇水平都不低，另外还可以自由兼职，在北京时，郁士元除在北大任教外，还在北洋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学校兼课；任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西北大学教授时，也兼职于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和西北师范学院，收入并不低，可是，他把相当一部分钱拿去办学了，为这事，夫人廖秉珩没少跟他拌嘴。廖秉珩也是盐城人，大家闺秀出身，师范学院毕业，与郁士元同年，她国学底子深厚，写过不少诗词和散文，曾有中等学校请她去教国文课，囿于当时的风气，不少女士即便大学毕业或已有职业，一旦结婚，也回家相夫教子，加之家境较好，故廖秉珩始终未踏入社会工作。廖秉珩为人聪慧，精明能干，又勤俭持家，对子女呵护周到，虽对郁士元倾尽钱财投入办学的做法不满，但也是口上唠叨几句，紧张之时，她宁肯拿出家里“压箱底”的存钱来补贴家用，从未使丈夫有后顾之忧。
郁士元在任教和办学中，珍惜人才，扶贫济困，在办三所文治中学任校长的二十三年中，所聘老师，除全职教员外，几乎都是北平师大、西北师院和西北大学中家庭拖累大、生活拮据，又品学兼优的讲师、助教和大二、大三的学生，以使他们能有些额外收入以稍解开支之忧。文治中学虽是私立学校，但对家境困难的学子，皆免收学杂费，这些学生大约为在校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五左右。
除了教书和办学，郁士元还是北平市地下水勘探专家组的成员。为北平市寻找固定水源以及在发展中所需的城市用水水源的整个勘测方案，便是郁士元带头做的，同时他还给北平各自来水公司的建设提供咨询意见。郁士元在地下水勘测方面的成就后人几乎没有提及，但据他的大女儿郁和平女士讲：父亲对地下水的调查花了很长时间，调查后知道北平的地下水资源不是很丰富，便一直以身作则，教育子女要节约用水，自己洗脸也只接一点点儿水，反复使用后才倒掉。
郁士元的著作、论文、学术成果等珍贵资料，经过文革大多被收走或者销毁了，剩下的郁士元的子女也没能保留和继存下来，以致于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笔者无法对郁士元先生的学术成就进行更加详细的介绍和评价。经多方查找，最终只在网络上搜到郁士元先生1950到1960年代时期的三篇论文：《渭北高原水文地质条件的初步探讨》、《西安市建筑物地基的工程地质》、《陕西石泉、安康间盆地第三纪红色岩系的研究》，还有一篇刊登在西北联大时办的《地理教学》杂志上的论文《地理测绘与地理教学》，细读这些论文，发现他研究的都是一些非常有实用价值的问题，而且可以看出他对地下水的研究是一直在持续关注的，解放后对西安的地下水勘测情况仍有研究。郁士元虽然没有在学术上开山立派，创立独家学说，但他的研究基于为现实问题服务，提出了更多实用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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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郁士元，为人平和，朴实厚道，丝毫没有清高的气质，对任何人都是和蔼相待，对自己却很严格。
1938年，郁士元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到达城固后，一边忙于工作事务，一边还得兼顾家中，实在忙不过来时，他便在家请了一个“保姆”帮助照顾孩子、管理家务。那时，还没有实行一夫一妻制，因为与家人距离遥远，且战乱年代世事难料，一些老师来到城固以后重新娶了妻子，时人唤做“抗战夫人”。郁士元是个洁身自好的人，在生活作风问题上很注意，觉得家里有位女保
姆不合适，所以他找的“保姆”是一位男性。1940年，夫人廖秉珩带着大儿子和大女儿来到城固，一家人才团聚。陕南汉中的气候和生活习惯与南方老家盐城相似，郁士元一家倒也适应习惯，经常吃米皮、糍粑和锅盔等陕南小吃。郁士元的交际比较广，与私立中学的教师、大学的教授、当地书店的老板们关系都比较好，忙完了工作就与他们凑在一起，那时候城固没有电，甚至连蜡烛都很少用，只是在碗里倒点煤油放上捻子做成油灯使用，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大家就时常在一块聚聚“打打牙祭”，活动上打个篮球、排球，或者玩教师们用木棒自制的垒球，再有就是搓个不输赢钱的麻将，俗称“卫生麻将”，郁士元比较厚道，十次打牌九次必输，他也不气恼。
西北大学的教授中，有著名的“五老二寿”（五老是：物理教授岳劼恒、地质教授张伯声、体育教授王耀东、数学教授刘亦珩、地质教授郁士元；二寿是：物理教授江仁寿、历史教授马长寿。岳劼恒病逝后，“西大五老”是：王耀东、张伯声、郁士元、刘亦珩、杨永芳。杨永芳是数学系主任、教授，周作人的女婿）。郁士元同这两拨五老都是好朋友，尤其同王耀东更是老年玩伴，几乎形影不离，整天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他捅你一下，你戳他一下，乐不可支，让人忍俊不住，成为西大一景，有人笑称他们是“两个老小孩”。
上世纪60年代初，西大门口没有公共汽车车站，搭车甚感不便，郁士元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主动代表学校多次去市公交公司交涉或书面申请将10路公交车延伸至西北大学，并获批准。开始人们并不知道校门口就有车站，仍到陵园路口去搭车，郁士元便在上下班时间，站在学校西门口招揽乘客上车。几十年过去了，如今，这条10路车仍未改名，并已由西北大学本部延伸至西北大学新校区。
郁士元好清洁，他曾住在西大教授楼三楼的一套房子，自从住在那里，那个楼道从一楼到三楼都是他打扫，每天如此，从不间断。郁士元还有个习惯，走在路上，看到有张废纸、有个烟头，都专门走过去捡起来扔进垃圾箱，看到路上有块砖头，便“啪”的一下踢到旁边不阻碍路的地方去。
他平易近人，对碰到的每一个人都热情打招呼，不仅跟教授同事关系好，对学校职工、传达室大爷也很亲切，有段时间“西大新村”禁止外来汽车入内，如果有人来访，车辆只能在校门外停着，但是，如果来的人说是找郁士元郁教授，门卫马上放行。
郁士元对孩子的管教很宽容，只要学习好，其他的兴趣爱好可以自由发展，他从不干预孩子的人生选择，郁协平选择参军、郁和平选择西北农业大学（现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系学农，都是按自己的兴趣来选择的。郁协平后来在一个大型企业任党委书记，并兼任西安市电子工业公司党委书记，在1980年代被评为西安市十大优秀企业家之一，还受邀担任过西安市《政权志》副主编；郁和平毕业后一直从事科研实践工作，职称为研究员（正），是共产党员，被分配到西安园艺研究所和蔬菜研究所（现为农业科学研究所）工作。郁士元曾见过电视里报道国外专家聘请郁和平出国考察的消息，他嘴上不说，但心里高兴。对于子女的进步，只要学校、电视、报纸有相关奖励或报道，郁士元都仔细收集好，脸上也乐呵呵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郁和平成为了一名西红柿专家，研制成功了无籽西红柿，1992年获得陕西省第一批特殊贡献奖，并获得政府特殊奖金十万元，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任西安市第十一届人大代表、省第六届和第八届人大代表、省第九届党代会大会代表。那时郁士元已经去世了，子女们感叹，要是父母二老能多活一些时间，看到这些消息，那是莫大的安慰。对于孙辈，郁士元更多的是疼爱，外孙杨刚一直跟他生活在一起，他每天接送外孙上下幼儿园。
郁士元胸襟朗阔，虽经过七年牢狱的磨难，但并没有怨恨过任何人和事，他性格温和，遇事从不慌乱也不发火，儿子郁协平说，幸好父亲有这样的性格脾气，否则在监狱中是坚持不下来的。郁士元满腔热血，从年青到年老都有着强烈的爱国心，出狱后还写过入党申请书，要求入党，但后来没被批准。郁协平对父亲说：“你不是共产党，但是比我这个共产党还共产党。”郁士元回答：“这个党也罢，那个党也罢，不管咋说，中国强了，中国不受欺负了就行。”文化大革命期间，郁士元曾经帮助、救济过的一些学生为了自保避嫌，也加入过抄郁士元家的行动，对他们，郁士元也持理解和宽容，他的一位助教当时对郁士元批斗得很厉害，郁士元出狱得到西北大学补发的工资后，这个人因为家里有急事找郁士元借钱，郁士元便借了，还对家人说：“当时人家也是没办法啊。”
1976年，郁士元的问题获得彻底平反后，西北大学落实政策，为郁士元补发了两万元的工资，郁士元说他老了，身体也不行了，要这钱没用，这个钱应该捐给公家。后来，家人用这些钱的一部分给郁士元买了一台电视，那时候电视机还是很稀罕的东西，郁士元便把这台电视搬到了地质系，每天招呼学校的人都来看电视，他自己搬个小板凳坐在最后一排，人越多他越高兴。后来，西北大学为每个系配备了一台电视机，就把郁士元的电视退回来了，因为如果不退还，学校就不再给地质系发新的电视机。电视搬回家，郁士元家的小阳台又热闹了，他招呼左邻右舍来看电视，电视声音开得大，人多也不嫌吵。
上世纪80年代初，郁士元已经80多岁了，原西北大学党委书记董丁诚曾在拥挤的公交车上碰到他，很是担心，他却一点不在乎，下车时脚踩得稳稳当当。郁士元坐公交车，永远都是让别人先上，他被挤在最后，如果司机说不要再往上挤了，他就会转身下车，没有埋怨。
1985年，郁士元病故，享年86岁。年轻时，他便是有病也不愿麻烦别人的人，年老后，有病也不愿麻烦子女，从来不说。同时，他对待疾病的态度很豁达，认为像心脏病等一些老年病都是自然现象，不用刻意注意。郁士元经常爬山，得了疝气，没有治疗发展为肠梗阻，他也很少吃药，就这样耽误了病情。去世时，郁士元生前有两个愿望没能实现，一个是想加入中国共产党，没能如愿，另一个是出狱后想穿西服，因为他年轻时就是一个非常注重仪表的人，经常穿西服，可出狱后没有穿过，但是，他从来没有向家人要求过，去世后，家人满足了他的这个愿望，给他换上了西服。之后，家人按照他的遗愿，将家里的所有藏书捐给了西北大学地质系。
郁士元去世后，胡乔木送来了花圈，西北大学组织了隆重的追悼会，送来如下挽联，概括郁先生的一生：
致力地质研究跋山涉水夏出冬归早已文誉科坛不愧地质先驱之士；
献身教育事业披星戴月春耕秋播而今桃李天下堪称教育泰斗之元；
横幅为“郁名赫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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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集资料、写作这篇文章的过程中，令我们最为困惑的是郁士元先生性格上的矛盾，他青年时参加五四运动、壮年时投笔从戎、老年时蹲大牢，干得都是嚼钢咬铁的硬活儿，应该是那种刚强豪迈、逞强好胜的性格；他北大毕业，在大学地质系也属学术泰斗一级的人物，理应有恃才傲物的性格。可是无论在其家人、还是同事的回忆中，他都是一位性情和善、与世无争，甚至有些逆来顺受的人，宛如和蔼朴实的邻家老伯。端详他晚年的照片，我们觉得他根本不像一位有过那么多传奇经历的大学教授，反而更像一位在田头看瓜的农民大爷，从照片上，我们根本看不出他的血气与锋芒。
为解释这种性格与行为上的反差，我们反复梳理资料，努力寻找某种性格上连续一致的特点，找来找去，发现了一个特点，就是“不执着于外物”，他的一生，几乎不执着于任何外在的事物。比如，他曾是1923年的国民党党员，有着二十多年的党龄，但1946年前后，却自然而然地“离党”了；他晚年虽然也要求加入共产党，那可能是他真的服膺了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但也没有强烈到非入不可的程度。客观说来，他对任何政党和主义，好像都没有多么固执的信念。他似乎也没给自己设立一个什么标准或角色的框框，比如做个学者什么的，所以，尽管他的学术水平不错，但也没有更多、更执着的研究，没有在学术上开山立派，成为一代宗师。他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好像也没经过什么太多的考虑、犹豫，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我们努力去理解他的心理状态，觉得他所做的一切，几乎完全出自于他生命的本真状态，而非来自某一种外在的观念。比如他投笔从戎，战时入伍当兵，倒不是出自于什么“爱国主义理念”，在他的灵魂深处，自己就是祖国，祖国面临侵略者的践踏，就是自己遭受践踏，自然要奋起反抗。只有那些在心灵深处将自己与祖国分开，当作是两种东西的人，才需要以外在的爱国主义教育来强化其对国家的感情与责任。郁士元先生这类人不需要这种教育，他们在心灵深处是与祖国同一的，在他们看来，效命沙场不是爱国不爱国的问题，而仅仅是依照生命天性、捍卫自己生命的权利和尊严的问题。所以，他们也没把投笔从戎这件事当作多了不起的事儿，战争结束了，就继续回到学校教书呗。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掩护胡乔木同志，可能也不是出于对国民党的反感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与同情，更多的是一位大哥照顾邻家小弟的道义担当，到后来的七年牢狱之中，他没有编造谎言自保，恐怕也不是出于谁是哪一派的政治信念，而仅仅是作为一个人，不能落井下石，诬陷朋友。如果剥离去抗日战争、党派冲突这些外在的符号的话，我们能看到的只是这么一种本真的生命状态：他们视自身为祖国，家国一体；他们不太执着于某种外在的理念，而只是坚守为人之友的基本道义：不出卖、不背叛、不诬陷朋友兄弟；他们好像也不太重视那些更加“书面化”的身份，如学者、教授之类的，而是更在意身边日常生活中无隔阂的人际关系，和每个普通人一样地生活着。如此，才能理解他性格中的矛盾，其实不是他性格自身存在矛盾，他的性格一直是稳定的，只是外在环境的变化，让他做出不同的选择，而每次选择都是出自他生命的自然天性。我们之所以会感到其性格与行为间存在冲突，可能只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观念更受缚于外在的形式而已。
怎么评价郁士元这个人呢？“学术大师”（不错，他有学术成果），“教育家”（他教过大学、办过中学），但好像都不够贴切，而且显得有些轻飘；“爱国知识分子”、“热血男儿”（他有过投笔从戎的经历），又太外在了，他没有那么强的形式眷恋，他是那种上善若水，君子不器的人。想来想去，我觉得只有一句话最适合他了：他是一位真正的中国人，一位能代表中国的中国人，一位使中国成其为中国的中国人！太平时期，他们平凡如土、与世无争，甚至逆来顺受；可一当外敌入侵，兵锋直抵家门时，他们便立即变成这个国家最锋利的剑刃，挺身抗暴，毫不畏惧；一旦兄弟有难，他们便挺身而出，舍命担当，不背叛、不离弃，让人知道即使世界都背叛了你，他也不会背叛；而当一切危难过去，他们就又会回归平静，回到平凡如土的日常生活。这样的人物在危险时刻来到我们的身边，我们能体会到他们的雄姿英气与伟岸坚强；危难过去后，他们返身回归群众的行列，在芸芸众生中，我们认不出他们的背影。他们去了，如同我们脚下的泥土，甚至让你难以意识到他们的存在，可你想一想，你能站在这里，不完全是靠着他们的支撑吗？
这就是我们的中国人，中国的人民、中国的大地，簇拥在这种人群中，我们心灵安宁，这样的大地是永远不会被占领和颠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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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期“西北联大”专辑的采编过程中，我们在相关资料中发现了郁士元的名字，但关于他的情况，只有一份简介，具体情况知之甚少。仔细上网搜寻他的资料，发现一个“郁士元的博客”，里面有一篇《郁士元传略》的文章，记述了郁士元的生平，遂根据该博客所提供的线索，本刊记者先是辗转找到了郁士元先生的后人——他的孙女婿张小可，又经过张小可先生的引见，联系上了郁士元先生的大儿子郁协平、大女儿郁和平和外孙杨刚，他们都很认真地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本文内容主要来自于他们的口述回忆。那篇《郁士元传略》，为郁协平所写，是目前仅有的关于郁士元较为详细的小传，那个博客，为杨刚的儿子所创建。在此，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遗憾的是，由于历史以及其他原因，郁士元先生的论文、专著等，没有集中保存下来，以致于在本文中，我们无法对郁士元先生的学术成就进行更详细的介绍和评价。但我们想，在民族面临危亡的时刻，郁士元先生根据他内在的生命天性，做出了他认为最正确的选择，把个人际遇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在那样的时刻，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讲，生命品质高于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