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中国古代体育发展过程中，儒家、道家、中医身体观分别为仪式性、娱乐性和导引养生类体育活动赢得发展空间。这3种传统身体观的转换博弈，为马球这类对抗性体育活动保留了发展机遇。在中国现代体育发展过程中，传教士带来的西医身体观以直观形象的传播方式颠覆民众的身体认知，为西方现代体育的发展营造有利的知识环境;但现代体操能进入民众的身体实践，传统儒家身体观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进化论身体观和自然主义身体观的引入，儒道医身体观和西方现代身体观叠相呼应，最终促成西方现代体育的中国化。
关键词 身体观; 体育史; 体育活动; 仪式; 娱乐; 导引; 养生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498（2019）03009208
DOI 10.16099/j.sus.2019.03.014
Abstract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sports，the Confucian，Taoist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s concepts towards body won the reasonable development space for ritual sports activities，recreational sports activities and traditional health promoting sports activities. At the same time，the transition of these three bodythinking also retained the developing opportunities for the antagonistic sports activities like polo.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 sports development in China，the spread of the Western concept of physical body created a favorable knowledge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Western sports.However when the modern gymnastics entered the people"s physical practice，Confucian body view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naturalism and evolutionism，the traditional body view and the western modern body view overlapped and echoed，and finally led to the western modern sports completely rooted and blossomed in China.
Keywordsconcept of body; sport history; physical education; etiquette; entertainment; daoyin; health preservingAuthor’s address
1 问题的提出
身体是人类所能依赖的唯一物质载体，身体性与人类存在的意义息息相关。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特纳[1]所言：“人类有一个显见和突出的现象，他们有身体并且他们是身体。”然而，人类对于身体本质性和正当性的认识经历了两千余年的发展才最终冲破迷雾。在以柏拉图和笛卡尔为代表的西方身心二元论哲学传统中，身体向来是被贬抑和遮蔽的认识对象，心灵总是凌驾于身体之上。即便是在呼唤理性、强调觉醒的西方启蒙运动时期，身体也更多地只是被纳入自然科学范畴的研究客体。在很长一段时期，“身体的屈从性成为西方认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特征”[2]。不过，在费尔巴哈、马克思、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等哲学家在对身体话语持续不断的拓展下，西方哲学最终在尼采、梅洛·庞蒂、福柯那里完成了全方位的身体转向，“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再从思想、意识、精神角度测定，甚至不再从观念、教养和文化的角度做出测定”“人的根本性差异铭写于身体之上”[3]。
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随着约翰·奥尼尔的《现代社会中的五种身体》与《交流的身体》、大卫·阿姆斯特朗的《身体的政治解剖学》、唐·约翰逊的《身体》，以及布莱恩·特纳的《身体与社会》等社会学著作大量涌现，“身体研究以其新颖独特的视角、广阔的理论覆盖面和令人惊叹的解释能力吸引了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女性主义等领域的注意力”[4]。西方人文社会学科开始出现广泛的“身体转向”，现代学术思想也因此而衍生出身体社会学、身体形态学、身体美学、身体现象学、身体人类学等多种崭新的身体解读和叙述样态。20世纪末，身体研究同样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肉身”“身体写作”“身体主体性”等问题一度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5]。
在对中国体育这一极具身体性的文化现象进行思想、历史、文化和社会考察时，却很少能够看到与整体时代思潮紧密联系的同声相应。因此，也就无怪乎某些学者会发出这样的慨叹：“身体既是体育的出发点，也是体育的落脚点，身体与体育的关系如此之密切。然而，我们对身体的思考却是如此之少。”[6]从我们既有的体育思想史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一判断直指问题所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更好地分析中国体育现象，诠释传统体育演进的发展规律，国内兴起了体育思想史的撰写热潮。1984年，国家体委百科全书体育卷编写组编译了日本体育史学家篠田基行的《体育思想史》，这让国内学者获得了“处理体育现象与运动竞技图景的必然脉络”[7]。受此启发，1989年国内第一部以“体育思想史”命名的学术著作问世——郑振坤的《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史纲要》。此后，又陆续涌现出了乔克勤等的《中國体育思想史》、王俊奇的《近现代二十家体育思想论稿》、吴在田的《体育思想史简介》、崔乐泉等的《中国体育思想史》等著作。然而，总体而言，这些著作都有着一个相似的脉络：以社会精英体育思想研究为书写线索，将体育现象与哲学思想进行简单比附对应，缺少突破时间维度的深层次叙述逻辑。古代知识人并没有明确的体育概念，那么他们的体育思想从哪里产生？其身体学依据又在哪里？这2个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那体育思想史的描述难免会陷入零散化与碎片化的境地。因此，有必要将研究聚焦到“身体观念”上，循着“思想—身体观—体育”的脉络考察身体观转捩与中国体育演进的内在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