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丝绸之路的历史贡献是个大题目，以往的研究不可谓少，但从大历史、跨文化视角进行系统探讨的却并不多。文章探寻了欧亚大陆早期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史上的几条主要商贸通道，立足东方中华文明，从宏观的跨文化视域就古代丝绸之路对中华文化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进行分析探讨，提出了一系列新论点，并认为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和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交流互鉴的“丝路模式”，对人类未来发展具有恒久而普适的借鉴和指导意义，而“一带一路”战略是对这一历史模式的继承和发展。
关键词：丝绸之路；丝路模式；一带一路；起源
中图分类号：F407.81146；K03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1-7003（2016）01-0071-10 引用页码：011401
“丝绸之路”最早是由德国东方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yon Riehthofen，1833-1905年）在其五卷本《中国亲程旅行家》（1877-1912年）中提出来的。书中他将从中国长安（西安）到达罗马之间的一片交通贸易网络称为“丝绸之路”（德语“die Seidenstrasse”）。1942年，法国科学院院士、汉学家和东方学家格鲁塞（Ren6 Grousset，1885-1952）在其出版的《中国通史》第四版中增设“丝绸之路”部分。此后，这一概念被中外历史学家普遍认同并广为使用。至于“海上丝绸之路”概念，法国汉学大师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年）早在1903年著的《西突厥史料》中就提出了“海道”说。1956年，法国印度学家让·菲利奥轧（Jean-Filliozat）明确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观点。贯通亚欧非大陆的古代“丝绸之路”既是沿途各国人员往来和商贸物资流通的交通路线网，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纽带和桥梁，它“联通”亚欧大陆的东西南北中，“网聚”东西方不同文明圈，成为中古时期亚洲不同地区国家和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大通道，沟通亚欧非不同文明的主渠道，人类相互认知、逐步交融、走向全球化和“命运共同体”的大舞台。
本文拟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对跨文化视域下“丝绸之路”的起源及其对中国和人类的历史贡献作一分析。
1.丝绸之路的起源
1.1广义丝绸之路
从世界范围来看，广义的丝绸之路指从上古开始陆续形成的，遍及欧亚大陆包括北非和东非在内的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其起源始于人类早期自然力驱使下的部族迁徙、长途征战，以及好奇心、探索欲驱使下的人类对未知世界的地理探险等行为。亚欧大陆驼马交通的发源，与这一带游牧民族的驼马驯养密不可分。考古发现证明，分散在亚欧大陆的游牧民族在5 000～9 000年前就开始驯养马。“在哈萨克斯坦北部的古波太文化遗址上发现的证据显示，古波太人早在公元前3 500年就开始了养马和骑马活动”；根据考古新发现推断，早在9 000年前的阿拉伯半岛，古人类就开始对马进行驯养了。骆驼起源北美，人类早在公元前3 000年已经开始驯养骆驼，作为役畜供驮运和骑乘。阿拉伯地区经常使用的耐渴、耐旱、耐饿的单峰骆驼，在数千年前已开始在阿拉伯中部或南部被驯养，在公元前11世纪便用于商旅运输。仰韶文化、马厂文化、沙井文化遗址和阿拉善右旗曼都拉岩化石等考古发现证实，双峰骆驼在4 000年前也已经开始被驯化和役使，被运用在商贸旅行中。良种驼马及其他适合长距离运输的动物的驯养和役使，使大规模的贸易、文化交流成为可能。
1.2早期丝绸之路
1.2.1草原之路
考古发现证实，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之北的草原上，存在着一条由许多不连贯的小规模贸易路线大体衔接而成的“草原之路”。早期的草原之路开通于先秦时期，从黄河中游北上，穿蒙古高原，越西伯利亚平原南部至中亚分两支，一支西南行抵达波斯后转西行，另一支西行翻过乌拉尔山越伏尔加河抵黑海之滨。这是丝绸之路的最早雏形，游牧民族对这条路线的开发和利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与“绿洲之路”开通后并存的“草原之路”，主要指从蒙古高原的草原地带，西向进入天山北麓，到达伊犁河谷，进人中亚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托克马克市西南），再到其他地区的路线。这条路线可以从中原进入，也可以从甘肃张掖地区或新疆的吐鲁番越过天山进入；在河西走廊中断时，中原与西域、中亚的交通路线主要靠草原之路与绿洲之路衔接；蒙元帝国是草原之路最繁荣的时期。
1.2.2玉石之路
距今三千多年前，新疆和田已有采玉和琢玉的部落，玉石已大量流人中原内地，这条从中原地区经河西走廊到新疆天山南疆的通道，是张骞开通西域丝绸之路的前身。在公元前15世纪左右，中原商人就已经出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购买产自现新疆和田地区的玉石，同时出售海贝等沿海特产，同中亚地区进行小规模贸易往来，这就是从中原地区沿着河西走廊西行到达天山、昆仑山的“玉石之路”。根据《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约公元前9世纪）驾八骏西巡天下之事，行程九万里，会见西王母，走的就是这条“玉石之路”。其周游路线自洛阳渡黄河，逾太行，涉滹沱，出雁门，抵包头，过贺兰山，穿鄂尔图期沙漠，经凉州至天山东麓的巴里坤湖；又走天山南路，至新疆和田河、叶尔羌河一带；又北行二千余里，至“飞鸟之所解羽”的“西北大旷原”，即中亚地区；回国时走天山北路。
1.2.3蜀-身毒道
从古巴蜀到东南亚和印度的贸易路线即陆上“西南丝路”（因穿行于横断山区又称“高山峡谷丝路”），原称为“蜀-身毒道”，指从成都平原到云南大理，由此通往东南亚或通过西藏进入印度的贸易路线。张骞出使西域时在大夏（阿富汗）发现由身毒（古印度）转贩而来的蜀布、筇杖。汉武帝闻报后曾派使节分五路开通“蜀-身毒道”，受阻未果后又派数万巴蜀兵征服西南夷，分土置郡县。隋唐时南诏王朝统一云南地区后，西南丝绸之路发达起来，商人和僧侣都利用这条路线前往印度。事实上，根据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的古蜀国祭祀坑中出土的成堆来自印度和缅甸的齿贝等文物，则可推测其开通远在公元前十一二世纪。季羡林先生也曾说：在公元前4世纪，印度人懦坻厘耶（Kautihya）所著《治国安邦术》（Arthas&stm）中有“cina pattag”一词，意为“（产自）中国成捆的丝”的记载。而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后2世纪编纂成的《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和《摩奴法典》（Manu-smrti）中已经多次提到了丝。这都说明那时蜀（今川西平原）与身毒间有丝绸贸易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