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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做出版，特别是坚持做出版，没有一点理想主义的梦想是不行的。
我一向以为，搞出版的人某种程度上都倾向于理想主义。我的一些搞出版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朋友，虽然现在多数都过着所谓有尊严的生活，衣食无忧，车房俱备，但却几乎没有大富大贵的。本人就是一个例证，同样学法律出身的同学，有的成了大律师，有的成了名教授，有的成了企业家，也有的成了高官，总之或富或贵。但是自己二十几年来在出版领域默默耕耘，终日“为他人作嫁衣裳”，虽也收获了一点点所谓的虚名，但物质上却实在说不上有什么大收获，豪车无缘，豪宅无缘，人到中年还是彻彻底底的“工薪族”一员。在某些世俗朋友的眼中，自己还是当年那个“穷书生”。
一般而言，出版领域里很难出什么大福大贵之人，这与出版行业本身的特点相关联。由于出版活动从事的是精神生产，往往更强调文化积累与文明传承的作用，而不是，起码不主要是以赚了多少钱为最终目标。绝大多部分职业出版人往往也都愿意以自己出版过多少本好书为自豪，而不是以挣了多少财富而骄傲。即使在欧美发达国家，出版企业也是难以赚到大钱的，出版从业人员的普遍收入常常也只是社会的平均水平。因此，在中外出版界，都有这样一个共识：即出版业的经济价值不是体现在出版业内部，而是体现在出版业外部。著名出版家陈昕先生曾经举过“20世纪最伟大的自然科学家、物理学革命的旗手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爱氏1905年完成了开创物理学新纪元的长篇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提出了狭义相对论，改变了牛顿力学的时空观念，创立了一个全新的物理学世界；同时他的《物体的惯性同它所含的能量有关吗》则为20世纪40年代实现核能的释放和利用开辟了道路。至今为止，全世界所有有关相对论的著作加在一起的话，恐怕数以千计，但在出版领域创造的经济价值却是不大的。可是爱因斯坦的理论通过出版这个环节而被广泛应用，为其他产业创造的经济价值，却是怎么高估也不会过分的。出版业自身固然难以创造巨大的财富，却有可能通过出版活动为我们的世界带来无限的财富。这也许就是出版的真正价值与魅力所在吧！
毫无疑问，做出版，特别是坚持做出版，没有一点理想主义的梦想是不行的。就像从政不能以收入的多寡，而是以得到社会的尊重程度来衡量从政的意义一样，做出版同样也不是以赚到了多少金钱，而是以策划出版了多少有价值的好书来评判出版的意义。中国最辉煌的出版时光，是20世纪20、30年代。那时，不仅涌现出张元济、陆费逵、王云武、邹韬奋、李小峰等一大批有着高远理想和文化追求的出版家，而且中国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出版机构也大多诞生在那个年代。更令我们羡慕的是，那还是一个真正思想自由的年代，借“五四”的余韵，各种思潮、理论、观念都没有被滚滚社会洪流所埋没，因为有了现代出版业的支持，有了出版家的远见卓识，几乎所有闪烁着人性光芒、散发着自由气息、洋溢着理性精神的思想果实都被小心地收集起来，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回顾民国那段出版史，对于今天我们做出版具有十分特别的意义。在今天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里，几乎所有的行业、产业都被经济利益所裹挟，出版业自然也不例外。我当然无意否认识出版活动的经济意义，特别是相对过去把出版完全纳入意识形态的做法，承认出版的经济属性甚至还具有历史性进步的意义；但当下愈演愈烈的将出版视为完全的商业生意买卖的风气，则是令人担忧的。正像我们前面讲到的，出版的经济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出版的外部而不是内部。出版本身一旦沦为纯粹的生意，那些如爱因斯坦、卡夫卡（他的处女作首版只印了800本）等伟大科学家、作家们的作品很可能会遭受到冷遇而无法问世。在民国出版家那里，是不存这样问题的。王云五先生策划出版过一套十分有影响的《公民丛书》，他首先想到的便是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土地上传播、普及民主社会的公民思想与理念，推动国家进步。这样的出版理想何其珍贵！
反省我们今天的出版，为什么速朽书、垃圾书、胡编乱造的书、品位低下的书、重复前人的书充斥社会？而那些真正有原创思想、有传播价值、有文明传承意义的好书又是那么的少之又少？这或许与我们今天出版理想的迷失不无关系吧！
刘明清，资深出版人，发行人，书评人，专栏作家。现任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