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华裔科学家朱棣文被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提名为能源部部长。少数族裔、诺贝尔奖得主、美国政府高官，集三者于一身的特殊身份，把这位已步入知天命之年的著名科学家再度置于世界的聚光灯下。他的成功固然是全世界华人的骄傲，但他的成长经历，却值得中国的每一位家长、老师、学生反思和借鉴。
从小成绩一般，但动手能力很强
朱棣文祖籍江苏太仓，1948年出生于美国一个华人学者家庭。父母早年都毕业于清华大学，后来留学美国。在朱棣文的父兄辈中至少有12位拥有博士学位或大学教授职位。父亲朱汝瑾甚至还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外籍院士。治学严谨一直是朱家的传统。
朱棣文在家排行第二。小时候，他大哥学习成绩优异，而自己则平平，这可难为了他。因为华人传统上对教育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狭隘观念，把学校教育看得高于一切，把考试分数与真实才能划等号。这就使得他父母时时拿大哥与他作对比，而他不论怎么努力总赶不上大哥，所以曾经有两个月时间，他拒绝去学校。
但这位不被父母看好的孩子却有个长处，即喜欢动手，虽然这并不能为他赢得好分数。幼儿园时朱棣文就喜欢玩积木、组装塑料飞机和军舰模型。小学毕业前夕，他成天兴趣十足地捣鼓一些用途不明的装置。他的房间地毯上常常堆满金属支架、螺帽、螺钉等小玩意儿。
所幸的是，他父母还算开明，虽然不高兴，但毕竟没有阻拦他。倘若当初父母把他的“破烂玩意儿”扔出窗外，那也就把一个诺贝尔奖给随手扔掉了。而我们现在的老师和家长，是很可能这么做的。他还从午餐费里节省出一笔钱买材料，跟一位同学用自制火箭做实验。
后来他访问中国时说：“我想，好的教育应该是让你自由寻找那些对你有意义的事情。人脑不是容器，不是往里填东西，而是要不断问自己：这东西——也许是家长要求的，也许是老师塞给你的——它对我有意义吗？这是我成长的体会。”
上了初中，除了几何，大部分课程都引不起朱棣文的兴趣。他对几何感兴趣是因为这门课不用死记硬背，只要通过少数几条基本原理就能推出一大堆结果来。这个爱好使他沉闷的学校生活轻松了许多。他还爱好体育，经常与邻居的孩子一起玩足球、篮球和棒球。没人教他打乒乓球，他就买了一本书自学。
高中时，朱棣文被物理学和微积分给迷住了。这两门课和几何学一样，都用不着死记硬背。另外，他有幸遇到一位才华横溢的物理学启蒙老师——托马斯•米纳先生。朱棣文把他视为一生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两个重要人物之一。米纳先生除了讲课异常清晰准确，还鼓励学生做一些看似想入非非的实验。中学最后一个学期，朱棣文制作了一个单摆，并想用它来“精确”测量重力，当然这是异想天开。有意思的是，25年后他也做同样的事情。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发明了“激光冷却原子”的方法，用它来测量重力能达到前所未有的精度。
中学毕业，朱棣文因为成绩不够好，进了二流的罗彻斯特大学。而在这之前，他的大哥和几个表兄弟都进了普林斯顿、哈佛这样的名牌学校。但他自己倒松了一口气，因为这里谁都不知道他的家庭背景，谁也不会拿他与哥哥、表兄弟们作比较了，他也借机可以摆脱家庭的阴影。
一度想成为一名理论物理学家
进入大学，朱棣文的求知欲高涨。他所修的物理课教材用的是《费曼物理学讲义》。这本书像催眠术似地吸引着他。费曼是对朱棣文一生有重大影响的另一个人物。朱棣文后来说：“费曼让物理看起来如此的美，他对物理的爱贯穿于书上的每一页。如果不是他的这套书，我肯定会放弃物理。”
那时朱棣文的数学也很出色，为了在物理和数学之间做个折中，他选择了理论物理。当时他心目中的英雄是牛顿、爱因斯坦以及费曼、盖尔曼、杨振宁和李政道。多年之后，朱棣文反思道：“可悲的是，我已经忘了米纳先生的教诲，忽视了实验的重要性，以至于连我也相信当时学术界流行的说法：一流的人才做理论，做不了理论才去搞实验。”
为了成为一名理论家，大学最后一年，朱棣文申请到伯克利做论文。那时理论物理的前景可堪忧虑，教员们一开始就警告学生，除非你有费曼的天才，否则最好转行搞实验。当然这话对自信满满的年轻人不过是耳边风。
朱棣文的导师当时正好对天体物理很感兴趣，他建议朱考虑一下原恒星的形成。这样他在伯克利国家射电天文台呆了一个夏天。但之后的两个月，他却不干了，觉得理论索然寡味，宁肯到实验室做实验消遣。
朱棣文是个古典音乐爱好者。受他在这方面的爱好的启发，作为“消遣”，他做了一个声学实验，想验证一下人耳对音乐的敏感性。实验做得很漂亮，还澄清了一个前人的错误。这样，在实验室呆了一段时间之后，事情对他来说已经很明朗了：实验更有意思，他在实验上更能找到感觉。于是他向导师提出转行搞实验，导师同意了。
找到一条自己的路
上世纪70年代初，弱电统一理论刚提出不久，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急于寻找该理论预言的现象，朱棣文的导师也投身其中。实验需要用激光，而他的导师不懂激光，于是朱棣文就自告奋勇地承担起建造激光器的任务。从此他与激光结下了不解之缘。
回忆那段时期，朱棣文觉得很开心。那时全世界顶级的理论家们都眼巴巴地等着他们的结果。他们到学校游泳池游泳，偶然遇见理论家中的一个。他对朱棣文挤挤眼，问：“小伙子，放着这么重要的工作不做，还有闲心来游泳！”
很遗憾，等他们发表成果的时候，别人已经捷足先登了（看来，他的确不应该贪玩）。1978年春，朱棣文在伯克利获得一个助教的职位。然而为了开阔视野，那年秋天他离开了伯克利，到贝尔实验室工作。
贝尔实验室是朱棣文学术生涯中重要的一站，他在这儿一呆9年。贝尔实验室宽松的科研环境、浓郁的学术气氛，让这位新来的年轻人像触了电一般兴奋。“除了最喜爱的研究，我们没有义务做任何事情……实验室管理部门为科研人员提供经费，使我们免得与繁琐的官僚机构打交道。”他在自传中写道。
1983年秋，朱棣文被任命为贝尔实验室量子电子学部的负责人。设计完一种新型的电子能谱仪后，他与同事阿瑟•阿什金博士一起开始了激光冷却和俘获原子的一系列实验。他们发明了著名的“激光镊子”，这是后来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工作的先导。朱棣文精湛的实验技巧被同行誉为“一种技术上的杂技表演”。
走向诺贝尔奖
尽管贝尔实验室的生活从各方面来看都称心如意，但朱棣文长期以来渴望培养年轻人，而这一切需要大学的环境。所以，1987年他离开贝尔实验室，转任斯坦福大学物理系教授，三年后又升为系主任。
在斯坦福，朱棣文建立了一支优秀的科研团队。他虽然身为学长，却虚心向年轻人学习。他高度评价年轻人，认为他们“热情，活跃，思想解放，不迷信书本和权威”，并把很多重要的成果归功于他们。后来他对中国大学生说：“要说有什么不足，可能是你们比较恭敬、崇拜权威。但更重要的是学会批判性地思考，要敢于怀疑前人，像那个刚进哈佛就对校长说‘我跟踪了几年您的数据，我发现它们有错’的一年级新生那样。”
1997年，朱棣文以他在激光制冷与俘获原子方面的成就，与另两位科学家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朱棣文所从事的这项研究，在现实中有着广泛的应用。我们知道，在原子与分子物理学中，研究气体的原子与分子相当困难，因为它们即使在室温下，也会以每秒上百公里的速度作热运动。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冷却，然而，一般的冷却方法会让气体凝结为液体。朱棣文等人发明了激光冷却和捕捉原子的方法，即利用几束来自不同方向的激光把原子困在一个地方，使它不能动弹，就好比几柱喷泉同时喷向一个球，能够把球托在空中一样。这样的制冷效果能达到比绝对零度只高0.0001K。原子一旦陷入“激光陷阱”里，速度将变得非常缓慢，因而变得容易操纵。该技术在油田和矿藏勘探、操控DNA链、研制“原子激光”以及发展太空宇航系统方面都有重要的应用，这是人类技术的重大突破。而为了取得这个成果，朱棣文足足奋斗了20年。
出任美国能源部部长
作为一名有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朱棣文一直关心能源和环保问题。2004年8月，他离开了任教15年的斯坦福大学，出任美国能源部下属的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主任，领导一个名为“太阳神”的计划。该计划研究如何利用生物将太阳能转化为能源，希望借此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在我的学术生涯里，我已经很多次改变研究方向，我总是对学习全新的事物充满兴趣。”他说。
正是朱棣文在能源研究上的卓越成就，引起了与他交往并不多的奥巴马的注意。此外，作为一位学者，朱棣文在行政管理上也有着相当的经验。他现在所在的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每年预算规模达6.5亿美元，辖下有4000名员工。可以想象，要管理好如此庞大而复杂的一个研究机构，单靠学术水平肯定是无法胜任的。
朱棣文曾说：“科学，是表明事情将会如何发生；而科学家，我认为他的责任是：告诉人们将要发生什么。”作为新一届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如今朱棣文肩上又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如何用科学政策去改善人类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
纪朝春摘自《大科技•科技之谜》
200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