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化境说”是钱钟书先生提出的著名翻译思想,但一直以来由于各种原因,译界常将其归入中国传统译论范畴,忽略了该理论中具有的非传统性特质。实际上钱氏的化境说内涵十分丰富,其异于中国传统译论而与西方现代乃至后现代翻译思潮会通之处所在多有。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不仅可厘清钱氏译论的真实内涵,重现其显著的非传统性特质,且能为未来中西译论的会通提供一定借鉴。
关键词: 钱钟书 化境说 非传统性
一、钱氏化境说的研究背景
“化境说”是钱钟书先生提出的翻译观,主要体现在《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等书中,尤其是《七缀集》中《林纾的翻译》一文,写于1963年,是化境说正式形成的标志。但是在此文之外,尚有其他多篇文章涉及到对于翻译的论述,如早期的《论不隔》、《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及《谈艺录》中的不少处,而且钱氏各著作中均有大量的翻译实例,也曲折透露出他所推崇的化境说的径路来。
化境说历来颇受推许。不过钱氏本人并未系统阐发过这一理论,目前为译界所熟知的“案本、求信、神似、化境”之说是由罗新璋先生总结出来的。罗氏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即还是仅仅把它当成中国传统译论看待,而未意识到钱氏化境说内蕴的非传统性特征。“化境”其实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带有浓郁的非传统性,不能草率将其归于传统译论之列。
化境说的研究首推罗新璋(1984,1990),正是他的整理总结才使更多人了解到钱氏译论相对完整的内容。罗氏(1990)将化境释为“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皆有来历而别具面目”,该解释多为译界所引用,但罗氏对钱氏的化境说理解略有偏差,如其框架不脱传统中国译论窠臼,更将化境揉合到中国传统译论中去,成为所谓“案本、求信、神似、化境”标准链条的最高境界,而对该理论中蕴含的非传统性特征之探索则全付阙如。盖因钱氏文章多用文言写成,读者多误以为化境说也如文言一样是古典的。故此国内对于钱氏译论的重视程度也相对不足,翻译类理论著作或教材大多只是因循旧说而已。
进入21世纪之后,对钱氏译论中的重新检讨开始出现。朱宏清(2001)、陈逸(2006)从《林纾的翻译》一文出发,对于钱钟书译论中“译”“诱”“化”三方面都进行了有新意的探讨,纠正了一些误解;余承法、黄忠廉(2006)则集中对“化”作了深入探讨,以其内涵丰富而作为“全译转换”的精蕴,认为其实质是追求“极似”。也有学者如胡德香(2006)认为钱氏的化境说其实是一种文化翻译批评,而非提出翻译标准或最高理想。胡文也驳斥了认为钱钟书存在“原著中心论”的观点(罗新璋的八字标准其实隐含原著中心)。郑海凌(2001)则着重强调钱氏“化境说”中的创新意识,尤其是肯定译者的创造性。就具体涉及解构派与钱氏译论的相互关系而言,黄汉平(2003)认为钱氏译论本质上是一种中国式的解构主义,而刘全福(2005)则针锋相对,反对将化境说视为解构主义。陈大亮(2006)折中两者,认为钱氏的理论与解构派有联系,但又有差别。
学界近年来有关钱氏译论的现代与传统之争,正反映出化境说的丰富内涵。将化境说作为现代中国译论的独特个案,对其中蕴含的非传统性特质进行重新审视,对未来实现翻译学中传统与西方/现代的对接也有重要意义。
二、钱氏化境说的非传统性特质
实际上,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是在翻译批评中提出的。《林纾的翻译》显示该论首先是基于训诂学上的“虚涵数意”(manifold meaning)。正是《说文》中“囮”字的多义性构成了化境说的理论基础。
下面将以《林纾的翻译》(下称《林》文)为主要依据,结合钱氏其他著作和译例,对化境说加以系统的梳理。
钱氏从《说文》对“囮”字的解释,得出了“译”字的“虚涵数意”,即“诱”“媒”“讹”“化”。钱氏称:
“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化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一个英国人赞美这种造诣高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躯体换了一个,而精魂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翻译出的东西。”(钱钟书,2002:77)
上引文段是化境说最直接的说法,然而并非就是化境说的全部。因为钱氏的很多文章都类似如此,需系联该文其他段落乃至钱氏相关的其他作品,方能得到比较全面的图景。《林》文后面论及的其实主要就是对于林纾翻译之见解评价。从为文之道看来,化境说必定和林纾的翻译有莫大关系。那么,前引段落提到的“不叛离译入语习惯、保存原作风味精魂”这两点,就不是化境说的全部,因为《林》文所阐述的林纾翻译,绝非这两点而已。相反,译事之虚涵数意,这数意在对林纾翻译的评论里都体现出来了。再结合钱氏其他的文章与译例,“化境说”的真正内涵就更见明晰。审视钱氏化境说的真实意蕴,可以发现其中具有极其丰富的非传统性特征。
(一)意义不确定论。钱氏并未对意义不确定性作明确论述,但他所援为例子的“虚涵数意”之字词,实即此类。钱氏尝谓:“语言文字鬼黠如蛇,合离兼别,其故莫祥,成俗相因,积重难返。”(陈大亮,2006)即对语言意义不确定性的绝好论述。
(二)“化境”涵括多重含意,即前述“译”“诱”“媒”“讹”“化”。这表明钱氏的化境说其实是一个包含很广的译论,绝不仅仅是如传统译论般提出某个“翻译标准”而已。其对翻译的媒诱作用之强调,在传统译论中是极罕见的。
(三)翻译策略上,主张语言上采用顾及译入语为主的归化法。从《林》文可见钱氏很反对采用不符合译入语习惯的异化策略。钱氏(2002:77)强调务要使“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翻译出的东西”。“信之必得意忘言”(郑海凌,2001),形式无需太注重。关键是定要不违背“祖国的语文习惯”(钱钟书,2002:95)。对于佶屈聱牙的“外国中文”(pidgin translatorese),钱氏斥为“懒汉、懦夫或笨伯的忠实”,非常不满(同上:96)。
(四)重视风格/精魂甚于意义。风格的传达被给予了超过意义传达的地位,这是化境说十分重要的特点。钱氏认为意义不确定,一字每每虚涵数意,故甚少论及意义传译,但他并不否认意义。其“得意忘言”,反对借体寄生的写作式翻译,以及其他相关论述都表明出他仍是主张有原作意义在的,尽管这一意义可能难以确定。和意义传译甚少论及形成对比的,则是他对“风味”“精魂”“原作的表达效果”等的一再强调。林纾翻译中有意识改造了狄更斯原文,钱氏(2002:83)对此评称:“写作我国近代文学史的学者一般都未必读过迭更司原著,然而不犹豫地承认林纾颇能表达迭更司的风趣。”这种风味、风格上的相似是钱钟书更为重视的特质,原文意义信息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五)正视译讹现象,主张译必有讹,并对起到良好“诱”“媒”作用的创造性叛逆式的“讹”持欣赏态度。钱氏(2002:78)从翻译中的“三种距离”出发,认为译必有讹,“失本”不可避免。然而钱氏亦非完全赞成讹译。事实上他把讹译分成两类,一是无心之讹,是力不能及;一则是有意为之,如林纾以己意增删改易原文。钱氏虽说林译的有意讹译不足为训,但他对林纾翻译虽讹而反能起到“诱”“媒”作用,却持肯定态度。这种“讹”实际就是“创造性叛逆”(陈大亮,2006)。
(六)译作是原作未来生命。钱氏(2002:77)所谓“原作的‘投胎转世’”即含此意。从第四点可见,翻译中“诱”“媒”功能相当重要,而正是这两者决定了译文会成为原文来世生命。只有本着此种心态去从事翻译,才能产生成功之作。林纾前后期翻译的优劣之判,依钱氏看来,正是由于前期是生命之续而后期已无生气,纯粹论为生财工具而已了。
(七)高度评价译者创造性,认为译笔无妨优于原作。钱氏(2002:101)明确提出:“译者运用‘归宿语言’超过作者运用‘出发语言’的本领,或译本在文笔上优于原作,都有可能性。”钱氏在文中举了不少例子来证明这一点。而赞成这一点,无疑也是从翻译的媒诱功能角度来看的。为更好延展原作的后世生命,“译笔正无妨出原著头地”(钱钟书,1983:373)。
(八)不设立标准,“化境”不是标准。据郑海凌(2001),钱氏在上世纪60年代最早发表《林》文时,原是将“化”称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的,到80年代时他又将“标准”二字改为“理想”二字。这一改动暗示着钱氏本人最终否定了化境作为翻译标准的看法。盖化境说作为译论,并不仅仅如罗新璋(1990)所谓“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皆有来历而别具面目”而已,它还涵括了诸多其他方面意义,如前论及之“媒”“诱”及“讹”。这些无法统摄到一个“翻译标准”里面。正如陈大亮(2006)所认为的,一旦将之定为标准,那么钱氏译论中的“虚涵数意”也就消亡了,钱氏译论将沦为与其他忠实归化派无异的毫无新意之学说。笔者认为,之所以化境会习惯性被误解为标准,也与“化境说”这一命名有关(钱氏本人并未如此命名)。命名在使一物出场的同时却也遮掩了其他诸多的不在场。而解读者之所以会如此命名,当亦因传统译论多强调翻译标准,遂以翻译标准的既定观念去套钱钟书的翻译观了。
由上可见,钱氏“化境说”相比传统译论,已有了许多重大发展,其中如译文后世生命、意义不确定、译者创造性等方面论断,与后结构主义时代的解构派译论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钱氏依然使用传统方式来提出自己的译论,没有西式的严密理论建构,且以文言为文,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人们的认识,导致很长时间化境说被人归到无甚新意的传统译论之中去,但其实这是一个相当显著的误解。钱氏译论中所蕴含的非传统性,和其本身贯通中西的学识背景是离不开的。
三、结语
综而言之,钱钟书的化境说具有很多后现代的非传统特征,绝非纯粹的传统译论范畴。这类特征不少甚至和解构主义译论可互相发明。钱氏译论与西方消解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派思潮何以能暗合,值得进一步探讨。鉴于钱氏化境说的提出时间和解构派其实十分接近的,不可能是直接借鉴。其中更为深层次的原因,似与西方解构主义等后现代思潮的东方佛道根源相关。钱氏本身既属东方体系,又浸淫西学多年,其能会通诸端而提出富含非传统特质的化境说,与西方现代思潮中借鉴东方体系而否定逻各斯传统可谓殊途同归。
钱氏化境说的非传统性特征,为当代中国译论寻找中西会通突破口,争取中国译论在国际译学界的平等话语权这一历史任务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值得译学界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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