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隋唐长安翕然盛集高僧大德，释门义僧持诵讲习《涅》、“三论”、《摄论》、《地论》、《法华》、《华严》、《四分》等佛教经典，如火如荼，蔚然成风。隋唐长安佛学义门夥多，义林如市，义学风起云涌。高度繁荣的隋唐长安佛教义学为形成富于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中国佛教八大宗中六大宗形成于隋唐长安。
关键词： 隋唐长安； 佛教； 义林； 义学
中图分类号： K24； B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283(2007)02－0025－07
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涉历魏晋，随着佛典的大量翻译，经论渐多。“教本通扬，宗归义举”［1］卷15《义解篇总论》。晋宋之际，则兴起了讲习、研究佛教经论的义学。刘宋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东安寺即以义学擅美殊方，《宋书·夷蛮传》谓：“斗(道)场禅师窟，东安谈义林。”义林或称义苑《续高僧传》卷15《义解篇总论》曰：“若夫立文本宗，诚游义苑，指月之况不爽先模，随文五失又开弘诫……”，是探研佛教义理的园地。在中国，晋宋之际佛教义学兴起，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义学殊为繁荣。隋唐王朝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作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首都长安也是全国的佛教文化中心［2］，名刹丛林，梵音佛号，比比皆是。长安都会，朝宗所依，高僧大德，名流硕学，翕然盛集，穷究佛旨，研精教理，学门若市，义声高邈。隋唐长安释门义僧围绕“涅佛性”、“三论”、《摄大乘论》、《唯识论》、《十地经论》、《法华经》、《华严经》等佛教经论从不同角度发表个人见解，阐发佛经要义，作出中国化的诠释。高度繁荣的隋唐长安佛教义学是中国佛教鼎盛的突出标志，也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重要表现。因之，阐述隋唐长安佛教义学风尚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可以借此了解中国文化史上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一、 隋唐长安佛教义林
魏晋以来，中国佛教“犹崇理观，译经贵意，传教宗心”［3］卷上。爰及隋唐，有经皆讲，无疏不成。是时，高僧大德云集长安，归心释典，披文究义，阐幽探微，义林如市。
(一) 《涅槃》义林
《涅槃》，全称《涅槃经》、《大般涅槃经》或《大本涅槃经》，是大乘佛教关于涅佛性学说的基本经典之一。南北朝时期，《涅经》即已十分盛行，南北两地，朝野僧俗，研习、信奉涅学说的人很多，佛教学者通过注疏、讲解等方式提出自己关于涅佛性的见解。［4］376
东晋末年，北凉昙无谶在凉州(今甘肃武威)译出《大般涅槃经》。是时，沙门慧嵩、道朗独步河西，适值昙无谶译出《涅槃经》，深相推重。［5］卷2《昙无谶传》受其影响，敦煌人慧远，祖习《涅槃》。隋开皇年间(581—600)，慧远居于长安净影寺，“长在讲肆，伏听千余，意存弘奖，随讲出疏”，著有《涅槃疏》十卷。［1］卷8《慧远传》时有康居王胤释智嶷敬重佛宗，依承慧远，后入关中住长安静法寺，敷导《涅槃》。［1］卷26《智嶷传》冯翊(治今陕西大荔)人释行等登听慧远《涅槃》，伏读文义，时以荣之，相从讲说百余遍。［1］卷15《行等传》定州(治今河北定县)人释道颜初从慧远修习《涅槃》，“领牒枢纽，最所殷瞻”，后入京辇，住净影寺，崇树斋讲，“当远盛世，居宗绍业”。［1］卷26《道颜传》开皇七年(587)，兖州(治今山东兖州)人释宝安慕义入关，住净影寺，“当远盛日，法轮之下听众将千，讲会制约，一付安掌”。［1］卷26《宝安传》同年，瀛州(治今河北河间县)人释辩相亦入京长安。辩相学精《十地》，大小三藏，遍窥其槃隅，而于《涅槃》一部，详赅有闻，他驻锡净影寺，对讲弘通《涅槃》，唐初在弘义宫、胜光寺仍旧讲说。［1］卷12《辩相传》瀛州人释善胄亦住净影寺，朝廷敕令为涅众主，屡开法席，“听众千数，并锋锐一期，而胄覆述竖义，神采秀发，偏师论难，妙通解悟”，“(慧)远制《涅槃》文疏，而胄意所未弘，乃命笔改章，剖成卷轴。凿深义窟，利宝无遗”。［1］卷12《善胄传》善胄弟子释慧威住长安大总持寺，“讲寻宗迹，著名京室”。［1］卷12《善胄传》又有瀛州河间人释道嵩亦从业慧远，后住长安总化寺，“餐味《涅》，依行忏悔”。［1］卷26《道嵩传》北朝末年，最以《涅槃》知名者为释昙延。隋开皇年间，昙延先后策锡长安延兴寺和光明寺，结众成业，讲宣《涅槃》，“名为世重，道为帝师”，凡前后别请度者，应有四千余僧，他著有《涅槃义疏》15卷，“所著文疏详之于世，时诸英达佥议，用比远公(笔者按：远公即慧远)所制。远乃文句惬当，世实罕加，而标举宏纲，通镜长鹜，则延过之久矣。”［1］卷8《昙延传》河东人释道洪师事昙延法师，精通内外，驰誉门序，虽广流众部，偏以《涅槃》为业教之极。隋末唐初，道洪先后在长安禅定寺、律藏寺、大总持寺和宝昌寺相从传授，迄于暮齿，凡讲《涅槃》87遍，“传承宗旨，罕坠彝伦”。［1］卷15《道洪传》昙延弟子还有童真、洪义、通幽、觉朗、道逊、玄琬、法常、慧诞等，绍绪厥风。释童真通明大小，尤善《涅槃》，他恒居长安延兴寺，敷化不绝，“听徒千数，各标令望”，开皇十六年(596)，隋文帝别诏以为《涅槃》主，敕召为长安大禅定道场主，“又以《涅槃》本务，常事弘奖，言令之设，多附斯文”。［1］卷12《童真传》
隋唐长安高僧讲习《涅槃》者，其例非少。释玄会专志《涅槃》，人称“《涅槃》后胤”，隋末住长安海觉寺，唐初为长安慈悲寺主，讲扬《涅槃经》将近40遍，“时同侣同业，相推元席”，玄会撰著《涅槃义章》4卷，“自延、远辍斤之后，作者祖述前言，惟会一人独称孤拔”。［1］卷15《玄会传》释法总从小以诵《涅槃》为业，开皇中，隋文帝敕召为《涅槃》众主，居于长安海觉寺，“聚结四方，常敷至理，无舍炎燠”。［1］卷10《法总
传》释三慧崇履《涅槃》，以为正业。武德九年(626)，三慧远朝京阙，工部尚书段纶为造灵化寺，“时复阐弘，重移荣采，颇传笔记，后学称寻”。［1］卷14《三慧传》释印宗自幼从师诵通经典，最精讲者《涅槃经》。咸亨元年(670年)，印宗在京都长安，盛扬道化。［6］卷4《印宗传》又有沙门洪远在长安会昌寺，沙门僧恩在长安弘福寺和禅定寺，“并诵《涅槃》，皂素回向”。［1］卷28《道积传》长安城郊《涅槃》义林以蓝田化感寺最为著名。隋末唐初，《涅槃》大师释灵润隐潜于蓝田化感寺首尾十五载，足不垂世，离经专业，众请便讲，以示未闻，“四方义慕，归者云屯”。［1］卷15《灵润传》蓝田法池寺亦以弘扬《涅》闻名遐迩，灵润高足释智衍在此弘讲《涅槃》，“亟动时誉”。［1］卷15《灵润传》
(二) “三论”义林
“三论”是《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的总称，是印度龙树、提婆倡导的大乘中观学派的基本经典。后秦姚兴时，译经巨子鸠摩罗什在长安译出“三论”，长安乃中华“三论”学之渊府。罗什门下僧睿弘赞经法，学与时竞，他在长安著成《大智论》、《十二门论》诸序，皆传于世。［5］卷6《僧睿传》罗什高足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僧肇，乃中华“三论”之祖，他在长安撰著《波若无知论》、《不真空论》、《物不迁论》、《涅无名论》等，并传于世，僧肇“才思幽玄，又善谈说，承机挫锐，曾不流滞”［5］卷6《僧肇传》，名振关辅。肇公而后，关中叠经变乱，兵祸频繁，名僧四散，义学南渡。［7］238
周隋唐初，“三论”之学复在长安极一时之盛。北齐武平(570—575)末年，徐州人释辩寂南适江阴，师学“三论”。开皇更始，辩寂西入长安，“复寻昔论，龙树之风，复由光远”。［1］卷26《辩寂传》仁寿三年(603)，释慧因知事长安禅定寺上座，频讲“三论”，并制文疏，“要约标控，学者高奉”。［1］卷13《慧因传》中国“三论”学元匠是嘉祥大师吉藏，吉藏年15即习《百论》。隋定江南，吉藏东至会稽，止于嘉祥寺，如常敷引，长达15年，故世称嘉祥大师。隋末唐初，吉藏先后驻锡长安日严寺、实际寺、定水寺、延兴寺，弘讲“三论”100余遍，并著玄疏，盛行于世。［1］卷11《吉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