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居无事，静极思动，“开机”作汗漫谈。或谓当派，也不懂构思弄笔，缘何非要严分门户。仰观三派或三派以外之崇论宏议，不才识小，唯于文字细节多所留意，间或俯察其动机私心耳。
“文”之为词，义训甚多，姑取“汉字”、“文章”、“文学”三义。又“时文”者，八股也，这里只取其时间概念，即当下“汉字”、“文章”与“文学”也。
我非文学家，也不专攻语言文字，每有所感，辄喜议论；鲁鱼亥豕，在所难免；郢书燕说，读者谅之。
之一：中国语言没有问题
最近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揭发清华大学教授汪晖抄袭，弄得沸反盈天，后者不出一声，由“粉丝”们代庖辩解，此一奇也。出来辩护的几个“汪粉”，研究领域学术话语皆与汪晖迥异，而多年来离开汪晖不能思想的铁杆粉丝们却三缄其口，此二奇也。双方至今纠缠于是否抄袭，不肯触及学术思想本身，此三奇也。
还有一奇。王彬彬原本从汪晖语言发难，这一炮没有打响。与抄袭相比，语言不通似乎不在话下。有人咕哝说，汪晖思想那么重要，抄一点情有可原，文法错误更何足挂齿。这使我想起一百多年前马修·阿诺德挑剔美国第十八任总统格兰特的语法错误，马克·吐温也用类似的方式辩解过，他说总统文法不通却唤醒了美国，“而另一张嘴即使能吐出成千上万吨第一流、反复校对过、坚硬古板的语法”(据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美国演说名篇》，译文略有修改)，又有何益?这真是搅局，说文法好贡献就大，固然荒谬，但也不能说贡献大就可以不管文法啊。幸亏美国人不信吐温鬼话，否则美国英语岂不糟糕?
汪晖是否抄袭，其思想是否重要，总有希望说清楚，但如果结论是语言不重要，那这场“争论”不仅要留下遗憾，恐怕还有负面效果。如此轻视语言，虽只见于学术界，却隐含着一个普遍观念：目前在中国讲究语言纯属多余。
这种“语言问题之取消”，与绵延一个多世纪的“语言问题之建立”，反差也太强烈。曾几何时，汉语与中国紧密相联，若非汪晖专攻的“现代性”的首要问题，至少也是核心问题之一，否则为何那么多人热心参与、争论不休?章太炎定汉字为国粹而被攻击为保守落后，吴稚晖主张以外文代“汉文”而被骂为跳梁小丑，但说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又是太炎弟子鲁迅与钱玄同。胡适以白话代文言，掀起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文学的国语一国语的文学”由此开展，现代民族国家由此揭幕。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把汉字当做本国文化终将再生的最后希望，40年代毛泽东把是否熟悉群众语言当做文艺家是否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的试金石，50年代陈梦家因反对简化汉字而被打成右派终以陨颠，80年代“语言转向”、“语言是存在的家”由哲学命题普及为稍有文化者的口头禅，90年代白话文运动之反思再起波澜，以至韩国学者全炯俊认为这是21世纪唯有中国才会产生的“向帝国的欲望”。2004年至今，超越传统“来学／往教”与现代“拿来／送去”之争，立足境内的对外汉语教学突然升级为向境外拓展的两百多所孔子学院，此举在不同地区的不同反应绝非一个“汉语热”所能说清。汉语之争的硝烟远未散去，学术界突然如此轻视语言问题，究竟为何?
有人说，学者们自知母语不过关，要“护短”，所以不敢谈。也许吧。但晚清至90年代，不正因为痛感母语出了问题，才有“语言问题之建立”吗?
情况可能恰恰相反。有人不谈语言，因为在他们看来语言已不成问题。这并非说他们都以语言大师自居，而是说他们觉得语言好不能给中国带来什么，语言不好也不会令中国损失什么。中国目前有许多比语言更重要的问题，语言在昔日的重要性已经失去，再计较语言，便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语言重要不重要?“语言问题之建立”和“语言问题之取消”孰是孰非?走进这种二元对立的怪圈很容易迷失。关键在于如何看待人和语言的关系。若视语言为身外之物，当然不重要；若视语言为中国问题的唯一镜像，重要性不言而喻。
果真有“元语言”或海德格尔所谓“星际语言”，“语言问题之取消”至少可以在国际交往中率先实现，但这要等新的巴别塔建成再说。如果中国问题能和语言分开，我也愿意举双手赞成“语言问题之取消”，但是请看：号称为底层寻求公正的学者，文章只有和他们定期互访的西方同行才能看懂；顾彬说中国作家外语不好母语也不好，普遍认为这个德国人疯了；竹内好说鲁迅“从不抽象思维”，胡风说鲁迅“思想本身的那些概念词句几乎无影无踪”，爱拿鲁迅说事者却只会玩弄概念；有些话应告诉中国人却只告诉外国人而有些话应告诉外国人却隔山打虎只告诉中国人；中学生会写烂熟流丽之文却不懂普通信件格式；礼仪之邦无敬语系统，关系学发达的国度常有称谓的困惑；当且仅当公民赴境外旅游时才由政府部门提醒勿大声喧哗；恋人絮语比重要讲话还玄妙；产品说明书比处方密电码更难破译；敏感词早已不敏感而网络上仍被敏感地注明为非常敏感；国粹级浮言涨墨令人艰于呼吸，但除了继续生产，通国之人别无良策……
中国问题只能投射为中国特色的语言问题，中国特色的语言问题却表现为好像中国语言没有问题。
之二：心里的尺
上回提到马克·吐温的那篇讲演叫《格兰特将军的语法》，除了用格兰特对美国的巨大贡献来回护其语法错误(后者被形容为太阳黑点)，吐温还翻箱倒柜找出一本《现代英语文学：其瑕疵与错误》，据说该书捉到莎士比亚、弥尔顿、兰姆、司各特等二十多位名人的语言错误，并宣布挑剔格兰特语法错误的阿诺德本人的文章也有两处严重的语法错误和多处不规范现象。他又说，衡量一部巨著的标准不在语法而在风格与内容。辩护可谓周全，但他最后也并没有否认格兰特的语法错误。
无独有偶，汪晖的辩护者也说现代汉语随意松散，所谓用词不当和语法错误顶多属于个人风格问题，并无是非对错。言下之意，有人语言不过关，责任在现代汉语，与运用现代汉语的人无关。这可比吐温进了一步，不仅为崇拜的学者开脱，更大发慈悲，解除一切现代汉语使用者的后顾之忧。从今往后，大家尽管随意挥洒，反正有现代汉语兜着。
看来偶尔争论一下还是有好处，否则哪有机会听到这样可爱的想法，知道我们这里也能弄出吐温式的幽默?
现代汉语，又是口语，又是方言，又是四面八方的外来语，又是死而不僵的文言，加上聪明人一刻不停的创造，岂有不松散之理。但松散不等于随意，更不意味着可以胡来，因为看似松散的任何一种语言因素都其来有自，按照一定路线进入现代汉语共同体，结成一定关系，遵循共同规则。就像上海这块巴掌大的地方，每天车流量惊人，车主的年龄、性别、学历、职业、地位、心情和驾驶经验无一相同，车辆的型号、品牌、新旧、价格、性能、状态，无一相同，非常“松散”了吧?但都由交通法规管着，乱中有序，谁也不敢“随意”。
比喻总是蹩脚，语言毕竟不同于车辆交通，语言运用者比车辆驾驶者有更大的自由度和创造发挥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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