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9年，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同时适逢南开大学百年华诞。南开史学走过百年，底蕴深厚，对中国的历史学界影响颇深，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学者。我刊将连续4期刊登文章，呈现南开世界史研究的发展脉络，也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
关键词 演南开大学，拉美史，拉丁美洲研究
中图分类号 K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20-0021-13
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为目前国内高校仅设的两个“双一流”建设学科之一，世界史学科能够取得如此佳绩，其基础是世界地区国别史。世界地区国别史长期以来是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的明显特色，198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授予点，成为国内高校世界史学科最早的博士点之一。在1987年国家教委首批设立的国家重点学科中，南开大学世界地区国别史名列其中。此后，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几乎囊括了教育部在高校设置的各类资助名头，包括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985工程”哲学社科创新基地等，世界地区国别史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世界地区国别史涵盖的范围很广，任何一所高校都不可能穷其所尽，只能是对某些地区和国别进行深入研究，形成自身的研究特色或品牌。美国史、日本史和拉美史是南开大学世界地区国别史的特色，有50余年的学术积淀，尤其是美国史和日本史，为国内世界史学界公认的一流学科，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业绩。拉美史本应与美国史和日本史齐头并进，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文革”后期未能及时恢复建制，导致研究人员流失，造成近20年的空档期。然而，拉美史学科在南开大学具有厚实的研究基础，一旦抓住时机，便很快异军突起，不仅与美国史和日本史一样重现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的优势，而且很快成为国内拉美史研究的重镇。
一、南开大学拉美史學科建制的演变
世界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年轻的，拉丁美洲史作为世界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很长时间并无专门研究人员，更谈不上拥有专业研究机构了。在民国时期，有的综合性大学的历史系开设了拉丁美洲史选修课。福建协和大学是一所地方性的教会学校，根据1927年历史系的课程表，“南美洲诸国史”为半年讲授。同一时期，南开大学历史系是否开拉丁美洲史课，尚未找到翔实的证据，但至少有学者在讲授某些课程时涉及拉丁美洲历史。据南开大学1923年历史系课程安排，世界史课程主要有“西洋通史”“一百五十年之欧洲”“英吉利通史”“美利坚合众国通史”“近世欧洲经济史”“欧洲列强扩充他洲史”“欧洲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史”等。显而易见，“欧洲列强扩充他洲史”的课程必会把欧洲大国在美洲的殖民扩张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课程的安排间接地表明，拉美史的教学与科研在民国时期并未得到重视。
1949年之前，国内学界对拉美史的某些问题虽有涉猎，但多为介绍性的，缺乏深入研究之作。作为世界史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拉丁美洲史的教学与研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逐步确立起来的。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高等学校院系进行调整，一些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历史系随后相继开设了世界史专业课，结合国内政治形势以及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需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然而，由于缺乏拉美史研究的专门人材，相关的研究工作基本上没有开展起来，只限于在讲授世界史时涉猎而已。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对拉美各国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和国际政治关系的变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引起了中国理论界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国家决策部门似乎在拉丁美洲发现了“革命”的“新大陆”。这种认识导致对拉美历史和现状的了解与研究开始受到重视。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等校历史系先后开设了拉丁美洲史的课程。应国家对拉丁美洲深入了解之所需，设置专门的拉丁美洲研究机构提上日程。1961年7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拉丁美洲研究所率先成立，1964年，隶属于学部的世界历史研究所正式组建，设立了拉丁美洲史研究室，成为国内学界最早研究拉美史的建制单位。为落实中共中央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精神，相继在高等院校成立了几个专门研究拉美历史的机构，南开大学拉丁美洲史研究室便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成立的，标志着南开大学拉美史学科进入了开创阶段。
南开大学拉美史研究室成立之初，梁卓生先生被任命为研究室主任。梁先生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政治学系，曾担任过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助教，后赴美国留学，获得硕士学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梁先生从美国返回中国，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报效祖国。梁先生回国之初在教育部高教司工作，1955年调到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成为拉美史研究室的创始人之一。成立之初的拉美史研究室可谓是兵强马壮，有6位研究人员。除了梁卓生先生之外，还有周基堃、洪国起、黄若迟、丁朝弼和梁吉生诸先生。据洪国起先生回忆，他毕业之后留在历史系任教，拉美史研究室组建时便奉命调入，随后被派到上海外语学院进修西班牙语。非常遗憾的是，“文革”后期，美国史研究室和日本史研究室先后恢复了建制，而拉美史研究室却未能续上前缘，原来的研究人员多数逐渐脱离拉美史的教学与科研，调到其他研究室任教或调往他校。1978年，中国奉行改革开放战略，为南开大学拉美史研究恢复建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但不知何故，梁卓生先生没有及时向学校提出恢复拉美史研究室的建议，此事自然就被搁置下来。1982年，梁卓生先生调离南开大学，到外交部主管的外交学院任教，直至1994年退休。梁卓生先生担任南开大学拉美史研究室主任虽只有两年半时间，但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制定了拉美史研究的长远规划，强调西班牙语在拉美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学习西班牙语，还送年轻教师到外语院校进修，把学校下拨的很少外汇全部用于购买外文资料，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南开大学拉美史研究的基础。南开大学拉美史学科以后能够重新崛起，梁卓生先生可谓首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