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教俗之争是一条贯穿于中世纪西欧封建社会的政治红线。层层分封的封建关系造成了世俗政权的严重分裂和闭塞状态，然而以罗马教廷为中枢的天主教会却始终想要建立一统天下的基督王国。教权与王权冲突的实质就在于君主权力的合法性根据，由此产生了中世纪不可颠覆的“君权神授”理论。从加洛林王朝创建之初，羽翼未丰的罗马教会就在与世俗王权的相互借重中积蓄实力，经过数百年的激烈博弈，到13世纪下半叶，罗马教会已经无可置疑地确立起对西欧封建王权的优势地位，形成了一统天下的专制格局。
关键词：封建社会；罗马教会；世俗王权；君权神授
作者简介：赵林，男，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西方哲学史、宗教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4-0031-08
一、西欧封建制度与世俗政权的分裂
中世纪西欧社会盛行的“封建制度”（Feudal system）究竟是起源于罗马社会，还是日耳曼人从原始森林里带来的一种制度？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始终争论不休，难有定论。研究西欧封建社会的著名学者马克·布洛赫认为，在封建制度的起源问题上陷入“罗马”还是“日耳曼森林”的两难推论中是没有意义的，这种做法就像以往的生理学家臆想精子中有一个完全成型的胎儿一样幼稚。事实上，中世纪西欧的封建制度是罗马、日耳曼以及其他各种因素（如北欧诺曼人）相互作用、氤氲化生的结果。“在这个混合体中，日耳曼传统中混杂着罗马遗产，也搀杂着曾被罗马征服但其民族习惯未被完全泯灭的人民所留下的遗产。”[1]（P254）
封建制度最初产生于社会动荡时期那些孤立无助的人们寻求保护的需要，以及那些拥有权力的人们确立统治的需要，它既表现了旧有的定居者对抗入侵者的防卫反应，也反映了新来的征服者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权力要求。在日耳曼蛮族入侵罗马帝国期间，意大利和高卢的一些城市面临着巨大的威胁，贵族们纷纷迁入自己的乡村别墅，让庄客、士兵、佃农和奴隶们居住在四周，逐渐形成了一个个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自成一统的社会基本单元。另一方面，当日耳曼各部族完成了对罗马帝国的瓜分之后，蛮族首领将占领的土地作为“采邑”（fief）赏赐给那些愿意效忠于自己的附庸（通常被称为某人的“人”或“爪牙之徒”），以换取后者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臣服；而这些附庸往往又有自己的附庸。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它构成了中世纪封建制度的重要基础。布洛赫写道：
那时的国家和家族均不再能够提供有力的保护。乡村共同体的力量仅能勉强维持自己内部的秩序，而城镇共同体几乎还不存在……一方面，一些人急切寻求庇护者；另一方面，一些人通常以暴力手段僭取权力。弱小和强大的概念总是相对的，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同一个人一身兼二任：他既是更强大之人的依附者，同时又是更弱小之人的保护者。于是，一种脉络纵横交错地贯穿于社会各阶层的庞大的人际关系体系开始形成。[1]（P253—254）
到了公元8世纪以后，这种由“领主”（lord）与“封臣”（Vassal）之间层层相袭的附庸关系，逐渐取代了大一统的罗马帝国的社会组织和人际关系，成为中世纪西欧社会的基本形态。封建领主（国王或大贵族）把采邑以及采邑上的经济、政治、司法权力赏赐给封臣；作为回报，封臣必须对领主宣誓效忠，并且对他尽一定的义务，这些义务包括为领主提供军事上的援助、经济上的捐资以及道义上的忠诚。当然，领主也有义务保护封臣的安全和各项权利。就此而言，“封建制度是一个人对一个上级的人的一种经济上的臣服与军事上的效忠，以便换取经济上的组织与军事上的保护”[2]（P773）。那些从领主那里获得采邑封地并且具有世袭权利的附庸，就构成了中世纪大大小小的贵族。他们或沿用罗马帝国和查理帝国时期的一些旧官职称谓，被叫做公爵、伯爵或侯爵1；或按照古日耳曼语被称为“男爵”，即表示某人的“人”或“附庸”。这些贵族有义务为其封建领主提供军事上的效劳，他们通过“骑士授予礼”被赋予了佩戴武器的特权。因此，一个贵族通常也是一名骑马仗剑的骑士2，他的天职就是作为军事附庸而为其领主作战，尽管他本人也是拥有众多附庸的封建主。
“领主”与“封臣”之间的关系是相对而言的，国王作为最大的封建领主，把他名下的土地作为采邑分封給他的主要附庸或陪臣；后者又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附庸，并且把自己的封地进一步分封给这些附庸。这样，就形成了层层分封的封建制度。虽然在名义上所有的附庸都是从国王及其代理人那里获得封地，但是每个封臣一旦得到了一块采邑，他同时也就获得了由国王所赐予的“豁免权”。“豁免权是指世俗贵族或教会贵族的领地不受国王代理人的管辖。它的必然结果是贵族本人成为行使公共权威的真正独立的领主，他只在名义上服从国王的统治。”[3]（P8）这样一来，封建领主实际上在自己的采邑内就拥有了独立的政治、经济统辖权。到了11世纪以后，一些大封建领主，如法国的阿奎丹公国、诺曼底公国、德国的萨克森公国、巴伐利亚公国的诸侯们，其拥有的权力甚至超过了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而一些大权旁落的国王或皇帝往往会受制于这些实力雄厚的封建领主。
二、教权与王权的政治张力
层层分封的权力结构造成了一种严重分裂和闭塞的政治环境，受制于封建附庸关系的人们从生到死都囿限于狭小的封建领地中，普遍缺乏统一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封建社会的这种分散而闭塞的政治结构，很难支撑起一个像罗马帝国那样强盛的世俗国家，但是它却为基督教会的精神统一提供了便利条件。随着罗马天主教会对日耳曼蛮族的信仰教化的完成，在彼此隔绝的封建领地之中和之上，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罗马教廷为核心的教会组织，它如同蜘蛛网一般广泛分布在西欧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所有的灵魂——从国王一直到农奴——要想进入天国，都必须从教会那里获得通行证。这种属灵的特权使得罗马教会得以理直气壮地干预现实政治，从而由灵性世界的引领者蜕变为世俗权力的操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