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一个教学难点。一个明显不符合市场规律的“赎买”政策为什么能够在当时顺利进行，本文中我们主要选用案例教学法突破这个教学难点。
【关键词】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平赎买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一书中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一节的难点在于如何理解一个极不符合价值规律、价格与价值严重分离的“赎买”政策为何能得以和平进行，“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们为何愿意将自家的企业拱手让出？单看政策，无论是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时的“四马分肥”，还是后期全行业公私合营时推行的“定息制”，似乎都是不符合市场原则的交易，为什么资本家还愿意乖乖听话的把自己的企业贡献出来，他们都是出于无奈吗？假若如此，又如何解释如季慕卿之流在将自己企业拱手让出同时还将家族私藏多年的495两黄金也一并投入股息定购呢？中国的“和平赎买”政策为什么避免了苏联般得社会动荡。
第一：自由竞争条件下的自然兼并的发生。比如天津寿公面粉厂。当时因为一场意外的爆炸炸毁了厂房，为了恢复生产只能向国家求助，而国家秉着支援生产的目的向该公司注入资金使其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重新恢复生产，也就自然而然走向合营的道路。
第二：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累计下来的政治信用。近代中国战乱频频，而在战乱中发展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可以说是步履维艰，先天不足，后天残疾。在抗日战争年代，为了能在战乱中求得生存，民族资本家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巨资贿赂外国人、“国旗注资”，让外国人花很少的钱甚至分文不出仅凭国籍变可成为公司股东，所有的委屈只为了能够让自己辛苦创办的企业披上“外资”的大衣好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逃过一劫，可即便机关算计，结果却还是不尽如意。旧上海化工业大亨方液仙为了给自己的企业上双保险，方不仅花巨资贿赂美国人使其所拥有的企业变成“美资”，他自己还加入葡萄牙国籍，随身配备两个保镖贴身保护，为了谨慎起见，他甚至还练就了双手开枪的好手法。可即便是这样的四重保险之下，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日正式宣战，“美资企业”没有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断送在日本浪人的手上，尸骨都没被找到。这样战火纷飞的年代，中国的民族资本家饱尝了国弱人微的耻辱，他们清醒的意识到他们真切的感受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强盛紧密相连。加上建国初期中共对于稳定物价、维护经济秩序所做出巨大成就及其自身艰苦朴素的作风与国民党政府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共产党的威望上升到历史以来的最高点。对新政权和新制度的信心也促成当时一批资本家愿意跟党走，看好跟党的美好前景。
第三：先驱合营企业进发出来的巨大生产力给后进者带来期望。比如说上海黄浦江边上的造船厂合并，23家小厂合并成一个新的大船厂。原来的小厂差异很大，设备简陋，有些与其说是造船厂，其实根本造不了船，只能做一些修理的零活。新厂建立后，国家送来第一张订货单，5个月之类建立5条550吨的驳船。这放在以前，就是任何一个船厂都想都不敢想，即使对于合并后的新厂，要按时完成任务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奇迹还是发生了！当时采访的记者季音先生深情描述到：“寒流袭击上海的一天，我来到这个破破烂烂的船厂，正逢第四条新船下水，用毛巾包着脸，双手冻得红肿的工人们，私方人员们，在刀割似的寒风中四处忙碌，这情景委实让人感动，还是原来的人马，原来的设备（一台新的机器都没有增加），仅三个月时间，生产面貌竞为之一变，这使他们自己都不敢相信。”
第四：社会舆论导向与社会压力的驱使。建国初期三反五反等运动的发动，使得资产阶级名声并不好，地位也比较低，上文提到的季慕卿家最小的兄弟当年参加共产党闹革命，解放后宁愿放弃所有财产只希望从家族除名，把自己的名字从“工厂主”的名册中划去……当时流行一种说法叫做“公私合营把钱一交，小帽子一摘，要了就干，不要就回家”，很多人以及家属累与“资本家”的头衔欲去之而后快。社会舆论和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光荣”的趋势也为资本家愿意贱卖自家企业打下了心理基础。时任天津华龙增记织染厂经理的刘世增多年后描述当年签字卖厂心情：“我一看这情况没办法了，只有走这个道路了。不太勉强的，不得不走，所谓不太勉强也就是有点勉强……”公私合营时资本家复杂的心理活动可见一斑。
总的来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赎买政策之所以能顺利进行，主要出自以下四个原因：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中国资本家对政府的信任，先驱合营企业进发出来的巨大生产力给后进者带来期望以及当时资本家普遍受到的社会压力与舆论向导。
人类的生活、人们的性格和思想、人们的社会活动，任何时候都不会那么单纯……那样容易地被转换成这种或者那种简单抽象的角色符号和概念化身。最好的教育就是讲故事，教师应该大量收集历史史料，从多个角度叙事而非简单的阐述理论，这样才能抓住学生的心，提高他们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兴趣，同时才能真正的做到还原历史，而非切割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