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其主张的“中国中心观”打破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研究定势，给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提供了新的一种视角和方法。
关键词：柯文；中国中心观；近代史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X（2010）07-0000-01
柯文（Paul A.Cohen），美国汉学家，师从费正清教授和史华兹教授，致力于中国思想史和中西关系史研究。《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是作者试图理清自己的理论思想问题，经过长期思考的产物。此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战后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成果与趋向，涉及的美国当代史家、学者达一百二十余人，还对其中的代表人物进行了评析，显示而来作者深厚的史学功底与宽广的学术视野。同时每章附有详细注释，共319条，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体现了作者受过良好史学训练的严谨态度。
本书的写作思路是先“破”后“立”。作者以四章篇幅从正反面阐述 “中国中心观”这一主题，前三章分别批判三种种族中心或西方中心的模式，在第四章才正面阐述了“中国中心观”的涵义。柯文把“中国中心观”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的历史；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县、城市，开展区域与地方史研究； 把中国社会再“纵向”分为不同阶层，推动下层社会历史的研究； 运用历史学以外的诸学科的理论、方法与技巧，并与传统的历史分析方法相结合。”［1］这些特点集中反映了柯文对于超越西方所界说的“现代化”是如何冲击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这一思路的执著追求。”
长期以来，西方史学界对非西方国家发展道路的理解，总是抱着某种固定的偏见。他们忽视非西方国家在走向“现代”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其他路径及其特点，认为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正是非西方国家将要走的道路。相对于这种历史观，柯文的中国史观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他针对西方中心史观的流弊，力求摆脱“殖民地史”的框架，反对把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视为西方历史的延续，主张从中国社会内部自身的特质出发探索历史发展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柯文的“中国中心观”作为一种全新的学术趋向，给“西方中心主义”还占支配地位的美国中国史研究领域打开了另一扇透视中国的新视窗，为美国中国史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的特色在于：
一，对历史独特性的追求。从表面上看，柯文在书中批判的锋芒是指向西方中心观，实质是指向所有肯定历史现象具有重复性或共性的理论框架。中国中心观强调分析框架的独特性，这有助于清除遮蔽史家视野的条条框框，开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新领域。
二，强调“内部取向”，这是中国中心观的核心。柯文在书中的内部取向实际上包涵了三种含义：即研究中国近代史时更多关注中国社会内部因素；推动历史演变的动力更多来自中国社会本身，“中国本土社会并不是一个惰性十足的物体，只接受转变乾坤的西方冲击，而是自身不断变化的实体，具有自己的运动能力和强有力的内在方向感”［1］第三种即是“移情方法”，即主张史家在探索历史现象时采取“局内人”的角度来观察历史。作者在书中批判了
三，柯文特别强调“区分”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鉴于中国地缘广大，情况复杂，他将中国在空间上分解为若干区域，展开区域性和地方性研究；把社会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注重对下层社会历史的撰写。这正与目前史学研究开始逐渐由上层人物的精英史转向对社会大众的研究的趋势相符。对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对地方史和个案的分析，对社会大众人物、事件的解读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解释和补充重大的历史事件背后还未被发现的地方。
四，主张进行多学科的协作研究，运用人类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等学科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这对我们研究历史的方法与视角指出了新的发展方向。
五，“移情方法”的运用，这也是构成中国中心观的核心概念之一。移情方法要求史学家尽量消除自己时代与阶级的偏见，从当时的史境出发，体察当事人的动机意向，从而有助于缩小史家与历史现实的距离。钱穆先生在其著作《国史大纲》的前言中也讲到要“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有一种温情与敬意”，我们应该温情地理解历史。就是要还原历史场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理解。章开沅先生也提出要“还原历史的原生态”。
无疑中国中心观的提出对研究中国近代史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它的提出使研究者从西方文明寻找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切入点的看法，重新转向中国内部。但中国中心观并不是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药，它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柯文在书中的《附录》部分的《<在中国发现历史>新序》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并在文中并做了回应。首先，对于中国近代发展的“内因论”还值得商榷。应当肯定，中国早在西方到来之前已出现了某些新的发展趋向。但这些变化都未能形成一种新的发展定势，使中国从社会内部冲破坚硬的传统结构外壳，走上通向现代社会的道路。其次，过分侧重历史研究“区分”的精细化取向，从而低估了“综合”或“总框架”的作用。再次，“移情方法”也有其局限性。比如中国中心观强调用“局内人”的角度来看历史，由此就产生了两个问题，正如译者在代序中指出的那样：一是“史家一旦进入了局内人的世界，他就丧失了局外人的优势，失去了从历史全局上、整体上把握这一事件的可能”［2］；二是移情过程中史家究竟采取何种立场呢？这两个又是“移情” 引起的新的矛盾。
总之，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其主张的“中国中心观”打破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研究定势，给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提供了新的启发：从中国内部寻找近代中国发展的线索，历史研究“区分”的精细化，多学科的研究整合，对旧问题新的研究角度等等。但任何理论都有其局限性，由费正清“冲击—反应”到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每种理论都可以提供一种视角和方法。说到底，“中国中心观”的新历史观也只是学者所提倡的多元共存格局中的一元而已。每种理论建构都有其积极和消极方面，而对于将来研究采用什么理论，则要从自己的研究对象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参考文献：
［1］ 林同奇《“中国中心观”：特点、思潮与内在张力》，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代序，中华书局2007年版。
［2］ 柯文［美］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吴玉娉，女，1990年11月28日生，汉族，湖南益阳人。现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08级历史学专业的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