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地对国外研究中国的情况做学术分析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回看新中国成立70年间的国外中国学研究情况，大体可分四个阶段。其中，大幅度、快速全面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间出现的。70年来，国内学界追踪外部研究动态、译介著作和资讯、评析典型观点、开展专项研究、预判国外中国学发展趋势的脚步一直未曾停下，取得了相当的进步和发展，研究任务也越来越繁重。梳理好70年间国内开展中国学研究的进程，特别是重点分析后40年的情况，对规划好新时代的研究工作有非常积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学研究;新中国;中国问题研究;汉学
[中图分类号]K207.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19）03-0018-11
国外中国学研究是指国内学界对国外有关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成果的再研究。在反映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研究情况的同时，表明我们的分析和态度，属于跨学科研究。其中，中国学指的是外国人士和机构对中国的研究及其成果，特别是对近现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问题的研究情况，至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它的缘起可以追溯到200多年前主要对中国语言、文明、历史等传统人文学科进行研究的汉学。
无论是汉学还是中国学，都是研究中国的学问。研究者中，有人是偏兴趣爱好的，以汉学家为主;有人是偏时政和对策的，以中国学家为主。无论外国人对中国的研究是出于兴趣还是出于某种需要，也不论他们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上是否与我们大相径庭，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我们都是可借鉴的，有些文献资料或可以佐证，或可以补充我们的不足。其中的歪曲和误解之处，也需要我们据理做甄别和勘误。由此，构成了国内学界进行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工作性质和研究者责任。
每个时代的研究都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时代背景和研究对象。对于以研究现实问题为主的国外中国学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们社会生活的日益改善，不断地吸引着世界各国的目光。研究中国，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中国学家们观察和研究的重点，有人称此为“显学”。这从70年来参与研究的国别不断增加，研究群体的数量不断增多，研究成果及其影响的不断扩大等种种现象，都能得到有效的反映。回看70年间国内学界追踪国外研究近现代中国所做的工作，主要有：译介著作和资讯、评析典型观点、开展专项研究，并预判国外中国学发展趋势。突出的研究进展是：①国家级和省部级层面的研究项目增多，近些年更是突破了个位数;②各层级、各专题的论坛越来越多;③涌现出了专门的机构和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学者。70年来国内学界追踪动态、译介资讯、整理成果、评析观点、预判趋势的脚步一直未曾停下，而且任务越来越繁重。今天，回顾和整理新中国70年中国学研究的进程，展望中国学研究的趋势，对今后的研究规划有非常积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70年来国外中国学研究的进程
70年来国外的中国学研究大体可分四个阶段根据北京大学历史系著名学者张注洪教授在《国外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发展进程与思考》的提法整理。：初始阶段（1949—1966年）、沉寂阶段（1966—1976年）、勃兴阶段（1976—1999年）、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
在1949—1966年的初始阶段，自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冷战开始、新中国成立，一系列重大事件发生的时间相差不多，时代变化却是翻天覆地。中国学这项政治倾向十分明确的研究，在人为的意识形态因素搅扰下受到影响，中外信息沟通障碍重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欲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信息封锁很严重，这段时间我们对国外的研究成果知道的非常有限，仅对个别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如裨治文、柔克義、马士、丹涅特、赖德烈、费正清等人的部分著作进行了翻译，对国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状况有零星介绍和评价，相关成果主要有《外国资产阶级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和《外国资产阶级对中国现代史的看法》;有关的史学信息主要发表在中国社科院的《史学译丛》和《国外史学动态》等刊物上。这些论述汇编和信息报道很不全面，评论立足于批判，且多以内部参考读物的形式在较小范围内发行。其间，刘大年先生于1949年出版的《美国侵华简史》可谓独树一帜。大年先生开宗明义指出：“美国侵略中国的过程：起先是追随或通过别国向中国侵略，其次，是逐渐独立侵略中国，再其次是争夺中国霸权，最后则进行独占中国。”[1]这90页的小册子，尽管带有鲜明的冷战印迹，但其结构模式，在当时，不仅为中美关系和美国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初步框架，也呼应了毛泽东同志“友谊还是侵略”的设问。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上，尤其是中国的知识界许多人不太能看清楚美国的帝国主义本质，弥漫着亲美、崇美、恐美的氛围，大年先生的书，秉持爱国主义立场，对揭露1950年美国发动的朝鲜战争起到了告诫中国人民“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号召性作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朝鲜、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相继出版译本。有相当长时间的学术指导意义。
在1966—1976年的沉寂阶段，中国对外反帝、反修和国外对“文革”的关注同时存在，直到中美关系解冻和“文革”结束，情况才发生变化。这段时间，尽管可以在一些大型图书馆见到外文书刊，但对国外中国学的研究进行评析的学者却很少，仅可见诸于北大图书馆所订国外书刊。在北大创办的《哲学社会科学动态及资料》（1973）上，可以看到一些国外中国学研究动态及资料方面的文章，如韦慕廷著的《中国和怀疑者的眼光》（译文）、《十年来美国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1972年美国对中国历史的研究》等，一时颇受同行研究者的重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