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当然与研究者的研究视野的开拓有关，也和对当前世界范围广泛涌现的民族主义运动进行反思有关。作为一种借鉴，探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升温自然也在意料之中。通观这几年来的相关研究，在深度、广度上较前几年有较大进步，发表学术论文约在60篇左右，专著5本①。对于近代民族主义这样一个重要的题目而言不能说多，本文拟对近年来的相关研究作一简单分析如下：
一、理论来源
探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理论来源。对此各研究者的观点大致接近，一般均认为笼统而论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关资源；一是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但具体到实际内容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时，却有不同的看法。在中国传统资源方面，焦润明认为"固有的华夷观念为近代直接的理论来源之一"[1]。陶绪则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从华夏中心的地理概念转化为近代世界地理概念；从华夏文化优于他民族文化观念转化为平等相处，摒弃虚骄心理状态；从华夷之辨走向中体西用[3]。陶的看法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传统民族意味的观念在不同层次上的近代转变，难能可贵。罗志田则提醒研究者注意在研究传统观念的转变时，要注意"昔人夷夏观可以是多元的或多面的，但清季士人或只接受昔人观念的一支或一面"[3]。此说颇有启发，即，不可把传统观念作囫囵吞枣式的笼统看待，而应从更具体的实践角度分析观念的变与不变。在考察西方民族主义资源时，焦润明认为有三个方面：西方的进化学说、启蒙时代的自由平等学说和民族主义理论[1]。金冲及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在理论上的直接影响，更多地来自19世纪下半叶德、意两国统一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潮"[4]。在中西思想资源的结合以及运用到实际方面，罗志田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发端固然来源于传统的族类思想，但成为"主义"，却经过了日本这一中转站[3]。至于这一转手中间有无掺兑或疏漏，目前尚无论文论及。在实际的结合运用方面，郭洪纪的观点值得重视，他认为"康有为主张将儒家伦理与西方的哲学观和社会制度加以衔接，建立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新儒家……孙中山则主张将儒家文化与西方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后来的苏维埃主义结合在一起，纳入三民主义的政治主张之中，赋予民族主义以新的含义"[3]。郭对于苏维埃主义的重视，是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来源的一个新提法。
二、分类标准
研究近代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其进行分类以便于研究，这涉及到分类标准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郑师渠根据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来源，将其分为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认为二者是二而为一于中国近代史的[6]。朱学勤认为有理性民族主义和狂热民族主义之分[7]。这种分类法具有强烈的价值判断性，论者一般倾向于前者而否定后者。张鸣从近代历史发展的城乡地理差异单列出"乡村民族主义"[8]。这种乡村民族主义从作者的分析看来，应该介于朱学勤的分类之间。在上述分类中，划分标准略嫌单一。皮明勇的民族主义划分较为全面，他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无论其中有多少派别，多少种主张和倾向，它们都围绕着下列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对中华民族是否给予整体认同的问题，也就是所谓‘大民族主义‘与‘小民族主义‘的问题；二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解放的基本手段和根本方法的问题，也就是所谓反传统民族主义与民族保守主义以及对二者综合扬弃问题"。在这样一个比较全面的框架下，作者既探讨了中外关系框架内的近代民族主义，又探讨了近代国内的民族主义问题。在这个框架下，皮明勇首先分析了近代国内的"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问题，认为近代中国有一种"辛亥革命前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影响日大的终究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之主体的理论，这就是关于中华民族是个有机大整体的大民族主义，这种主义把包括满、汉、蒙、回、藏等在内的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当作一个大的整体的中华民族整体"。认为这个思想最基本的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在"小民族主义"中，较有影响的是"大汉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两种。认为前者有较深厚的文化历史背景，不过在19世纪以前表现为古典形态，并非近代国内民族主义的主流；后者"主要是边疆少数民族的自我意识极度膨胀的产物，是建立在边疆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文化等方面存有较大差距这一客观基础之上"，也受到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浪潮的影响以及大汉族主义的刺激而生，指出这种民族矛盾在近代的历史条件下实际为内部矛盾与冲突[9]。对边疆民族主义的研究还很薄弱，胡成的文章是一个亮点。作者考察了晚清政府经营边疆政策的调整，认为这种调整是"力图重新设定一更为有效的边疆少数民族与汉地中原及中央政府的相互关系"，抛弃"历代相沿的……以类制类，不以实力经营的政治理念"，以适应"以统一的政治架构和统一的区域市场作为多民族的联结纽带"的近代国家管理体制，指出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在保持社会稳定和渐进和平的改良意识指导下进行的[10]。
三、文化民族主义问题
文化民族主义是近年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中相对集中的一个问题。郑师渠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认为中国近代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是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其特点为强调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坚信民族固有文化的优越性。中国近代文化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有二：一为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对近代列强文化侵略的回应；二是新生政治力量在文化认同方面的艰难选择。郑师渠把近代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历史时期：戊戌时期、辛亥革命时期和五四前后，论述了各个时期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戊戌时期集中"保教"，但缺乏学理成分；辛亥革命时期以"存学"为己任；五四前后则是"国粹"学说风行时期，极力维护民族自信力，反对妄自菲薄。郑文对五四时期的文化民族主义的研究较为细致，作者在对东方文化派的思想作个案分析后，认为近代文化民族主义在坚信中国文化的独立价值，倡导各种文化间的和平交流方面有巨大贡献，同时又指出它"植根于民族自恋的文化情结……无可避免地浸染着非理性的情感色彩，即包含着虚骄尚气、封闭自足的消极因素"[6]。郭洪纪从儒家文化的华夏中心观探讨中国近代文化民族主义，指出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把伦理道德的文化价值作为民族认同符号的文化民族主义。这种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在向近代民族主义转化时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这是因为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在遇到个人利益和权力的张扬民族国家式的民族主义时具有天然的理论上的缺陷和惰性[5]。葛志毅则着重分析了不同时期文化民族主义兴起的社会文化背景。他以三种思潮作为划分近代民族主义的三个标志：以中体西用为端绪，而后有梁启超的新史学和国粹派振兴中国民族文化的努力。葛认为中体西用说"实乃中国文化受外来文化冲击时，出于一种民族自觉而作出的本能性反应，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产生的直接原因，中体西用说实在是洋务派开明人士及早期维新派人士为引入西方文化而受到顽固派抵制时作出的文化辩解形式"，国粹派"最大的功绩，乃是其以传统学术为根基致力于建设近代化的民族主义文化，并且演变为以一群传统学养深厚的知识精英为代表的民族文化思潮"。最后作者在比较中西近代文化民族主义的不同时，指出中国近代文化民族主义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运用近代民族主义的精神，通过批判和继承的功夫，完成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11]。曹跃明认为"所谓文化民族主义者应当具有下面两层含义：1以传统文化为民族国家的象征和根本命脉；2不论是发扬和攻击传统文化，都认为只有从思想观念入手才能解决民族问题"[12]。后一点提法尤其值得重视。
四、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
由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论来源于西方，因而研究者在研究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时，发现当时知识分子在实际中运用这些理论时，心态上产生种种动荡游移，甚至是悖论性的现象；一是在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选择上的矛盾心理；一是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选择上的矛盾心理。
对第一个问题，研究者分别从文化的角度和政治的角度进行分析。
郭洪纪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民族主义有"对个体权利和个人利益的忽视"的特点，而近代西方民族主义却"伴随着民族构成中个体权利和个人利益的最终确认"，虽然"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的构成，并不排除自身赖以存在的历史传统和文化遗产……但是它只有在与其他民族国家相比较时才具有实际意义，因此，它与世界主义的规范是相适应的，也不排除国家主义的传统。近代民族主义作为西方工业文明的一部分，对外强调国家的利益和权利，对内重视法制和自由，具有扩张性和民主主义的双重性格"。由于这种性质，"历史传统与普遍价值是近代民族主义难以顺利生成的焦点。儒家思想在倡导文化民族主义时，易于强调民族文化等同于历史传统，等同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因而忽视文化的变革与创新"，所以尽管"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观，不仅有文化与道德的认同，也不乏利益与价值的基础，因而能够生成社会进步的推动力"，但是"当源于古代社会的地缘性文化价值系统与近代出现的世界性普遍文化规范之间发生碰撞，盲目优越的信念因而被动摇之后，文化民族主义就失去了推动力"。这样，那含有对个人权利和利益尊重的民主主义与缺乏这种尊重的儒家文化相遇时，就会产生深刻的矛盾。这个矛盾的产生机制就是近代西方民族主义具有扩张性质，于是，当"中国的强大要依靠对自身文化的反省与批判，但民族主义又要求对传统文化保持忠诚"时，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主义的态度便依违难定[5]。皮明勇在考察中国近代反传统民族主义和民族保守主义及其对二者的扬弃问题时，也谈到类似的现象。文章考察了政治家在综合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得失，以及其中理论上的困境，认为"有些知识分子虽然把中国传统文化和旧的政治体制看作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根源，但是他们内心却对之非常反感，主张严厉地批评它们，同时引进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以为这样才能使中华民族求得生存和发展，因此这种民族主义是与反传统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在反传统的民族主义内部，又存在着明显的逻辑矛盾，因为对传统的根本否定，在一般情况下也就意味着对民族自身的否定，这显然是与追求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宗旨背道而驰的"；而另一方面，和反传统民族主义相反，中国近代又存在着一种民族保守主义与排外主义，"他们所提出的救国图存的方法与手段，都建立在保存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这一基点上，都不主张对封建主义进行深刻的批判"，"他们的致命弱点在于，既然中国传统文化和封建制度是造成中华民族在近代落伍的重要根源，又怎么可以依靠它来挽救民族的危亡呢？"作者接着进一步考察了20世纪20年代前后孙中山和朱执信试图将两种对立的民族主义综合起来的努力，承认这种把民族主义和民生民权主义结合的做法"十分强调继承传统与学习西洋文明……使民族主义具有变革的精神"，但是"这种带有文化捏合特色的民族主义仍不是问题的答案……它没有找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民族传统加以创造性改造和转化的根本途径，甚至连解决问题的方向都还未发现……说到底，它只不过是纳入民族主义范畴之中的中体西用。它想取东方文化之长而用之的愿望固然是好的，但是实际上却因此给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根本性的消极因素提供了庇护……民主思想未能深入人心"[9]。
徐立望从另外的角度分析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对待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心态上的矛盾现象。他考察了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年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发生史，并以梁启超为典型分析了这种矛盾心态的变化，认为由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者不仅要负担起唤醒民众反抗专制的重任，还要面对帝国主义的威胁，"……这或许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国家与民主主义之间两难选择的一个理由，而国际形势的恶化越来越使国人投入国家主义的怀抱，也越来越忽视对民主启蒙的建设"，认为在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由于"把国人的自由平等视为西方富强的根本，所以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取得了暂时的合拍"但是随着对西方认识的加深，作为"救亡"手段的个人独立自由就有可能被抛弃。比如梁启超，20世纪初刚从美国回来就"宣扬放弃个人权利，以国家至上的集体主义价值为本位，提倡‘开明专制‘，原因是梁认为‘卢梭的自由平等之说，对于医治欧洲当时干涉过度的积病，可立见其效，但若移于一盘散沙的中国，反生其害‘，中国急需的是建立一个巩固的现代化国家，‘而自由平等值其次耳‘"[13]。葛志毅亦以梁启超为个案研究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存在的悖论现象，认为"近代民族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与民主主义的结合，是与民主主义集合而成的新型政治观。它的出现导致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产生……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出现，可视为世界历史发展近代化的标志之一"，以此为出发点，作者深入考察了梁启超的思想变化脉络：为建立民族国家，梁启超认为国民须有"爱国思想"才有作国民的资格，而后发生转变，认为不宜建立共和政体式的民族国家，而应实行"开明专制"，复又倡导其以新民力、新民智、新民德的新民说。在这种扑朔迷离的认识转变过程中，葛志毅剔析出梁思想转变的关键在于"救亡"[14]。其实梁的否认卢梭自由平等学说，还在于他认为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应先建立一机制统一而有力的国家，来教化人民以养成"新民"，这是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必备条件，因此梁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矛盾更多的是来自于一种"救亡"焦虑。杨天宏也认为甲午战后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问题上面临的矛盾乃是由"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困境所致，因为"启蒙"就是要宣传西方近代科学民主，传统中国的一切均被视为封建的，要打倒，而有救亡重任的民族主义却不容许对自己民族既有的一切持如此轻率的否定态度[15]。
五、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
再来看近代知识分子在面临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时的矛盾心态。
罗志田以胡适为个案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主张一个与传统大同观念相近的终极目标"，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与"中国近代积弱直接关联"，所以一方面他们接受了西方的新事物，另一方面却"更愿意认同于西方思想资源中文化认同最不明显或最具超越性的那一部分"，这部分就是诸如无政府主义、世界主义、社会主义。"但是，士人虽具有超越民族国家认同的愿望，却超越不了中西确实有别这一现实"，"中国士人企图超越民族国家的努力不过是一种自我化解……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共存，仍然不过是遥远的‘理想‘"，因而"近代士人向往无政府主义、世界主义、社会主义这样一些带有‘超人超国‘意味的概念，其实多半出自其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3]。杨天宏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反中国"情结出发探讨他们的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认识之间的微妙关系，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大同‘的社会理想，虽曾一度让位于救亡的民族主义，但一战后欧美作为反思的‘世界主义‘‘国际主义‘浪潮使他们很快接受这些主义，但是‘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毕竟是两个对立的政治的思想的范畴"，当民族危机加剧时，他们的世界主义理想也就要暂时让位于民族主义，故而在"援之以道"还是"援之以手"的问题上他们虽然认同于前者，但在"潜意识层面，他们的民族主义关怀却是无法掩饰的"[15]。葛兆光在论述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于世界主义情怀时，注意到"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背后，偏偏可以看到非常奇特的世界主义背景"，原因是"在传统中国的世界理想中，始终有‘世界一家‘的世界主义意识和‘心同理同‘的普遍真理观念"，这是对世界主义产生根源的一个新见解。但是在近代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却产生出一种复杂的取向，即对真理和价值的世界主义理解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对西方爱恨交加的感情，以及反传统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缓解这种紧张的方法是"从‘传统‘中获得‘反传统‘的资源"，这样，"民族主义由世界的普遍价值出发，世界主义靠民族的实际存在而获得普遍意义"[16]。
六、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时间
在近代民族主义研究中，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时间问题颇有争论，但在形成问题的实践层面以及对近代以前中国民族思想的性质上仍然研究不足。
杨天宏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中固然没有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但却不乏体现了民族精神与民族意识的类似论说……孔子强调‘夷狄‘与‘诸夏‘在制度上的文野差异"，但是，"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直到甲午战争之前也没有摆脱其原始的生成状态"[15]。焦润明认为"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初步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确立于辛亥革命前十年之前，在甲午战争之前，上溯到鸦片战争期间的民族主义可以称之为‘前近代民族主义‘"[1]。而徐立望认为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是一个"从民族意识到民族主义"的过程，他是依据"华夏中心论"的破灭过程来判断的，在甲午战争的刺激下"民族主义"正式形成[13]。罗志田介绍国外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一般均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兴起于19世纪中叶。陈志让则主张义和团运动意味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诞生。据此，罗志田认为，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时间的争论，要注意到"求仁得仁"，从"民族主义"这一西方概念出发研究的倾向和对于近代民族主义研究，颇有警示作用[3]。不过总体看来，研究者都认为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发展史上，甲午战争是一个转折性的事件，而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几乎都集中在探讨这一事件对当时知识分子的影响，而近五年来对甲午战争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的研究不够充分①。
七、评价
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评价，虽然各研究者均有涉及，但是泛泛而论居多，专门对这一问题研究的不多。但有几个亮点值得注意，这些亮点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不再把目光局限在太笼统的评价上，而能够以某个具体问题为讨论的出发点，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某些面相进行细致而微的考察，从而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如前面皮明勇对孙中山和朱执信综合反传统民族主义和民族保守主义努力的评价，此外，焦润明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维新派和革命派的两种民族观进行了评价，认为两种民族观尽管存在"排满"问题上的差别，但是"在形成近代民族国家，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等方面基本上都是一致的……他们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决不能用谁进步，谁落后这一简单的判断形式加以定论。对这两种民族观进行评价必须将其放在近代特定的历史时空和独特的地理环境中加以考察"。同时也评述了近代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相互关系，认为在近代历史条件下，二者"几乎是相辅相成的，近代民族意识的产生也标志着近代爱国观念的产生，民族主义最终都将外化为爱国主义"[1]。近年来在近代民族主义问题上争论最大的还是如何看待近代民族主义中的激进和排外运动，或者说如何评价非理性民族主义问题。朱学勤在《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一文中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存在着不间断的激进与狂热倾向（如反洋教斗争、义和团运动等），这种倾向的产生乃是由于近代中国人将自己的价值追求维系在西方政府的国家政策和政府行为上，而不是定位于从西方历史中发源的自由民主传统。因而近代中国在对民主的追求中，冀望于国外这个"洋皇帝"，又"因为错误冀望没有实现，又背弃民主和自由的理想"，认为这是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的一个"病灶"，主张理性的民族主义以维护国家权利[7]。龚书铎、宋小庆对此加以反驳，认为对中国近代所谓的狂热民族主义进行评价，要"从历史中探询现实"，要认识到其历史合理性及其历史作用，就是"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次次各阶层群众参加的狂飚突进的反帝斗争，才迫使在谈判桌前的帝国主义者开始比较认真地倾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作者指出了朱学勤作为赞扬理性民族主义依据的丁文江靠"理性"谈判收回领事裁判权一事的史实错误，认为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以为单纯地依靠自我改革和‘理性谈判‘就能够和国际‘接轨‘，使列强‘平等待我‘，这实在是一厢情愿的做法"。在对近代民族主义运动中的激进与排外现象评价时，作者指出一方面要看到其历史进步作用，不能因为运动中的暴力因素对其加以完全否定；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区分其中愚昧、迷信、暴力的一面，但若以存在这些迷信、愚昧、暴力而否定这些运动是"保卫社稷和家园（列宁语）"则完全不可取，因为反抗只能依据"这个反抗民族所刚刚达到的文明程度（列宁语）"来保卫自己[17]。
八、小结
综观近几年来的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可以说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对既有的研究领域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深化。如对人物的研究，除了对章太炎、梁启超、孙中山等焦点人物的民族主义思想进行深入地研究外，对他们在民族主义实践方面的研究目前尚属薄弱；而一般群众在近代民族主义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的研究还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罗志田以胡适为个案研究了胡在近代中国历史条件下（集中研究北洋军阀时期的胡适）的民族主义思想在具体历史事件中的曲折复杂的表现和演变，为近年来这方面研究的佳作[18]；在民众民族主义思想和运动方面，王立新探讨了20世纪初期抵制美货运动中民众民族主义思潮的特点，指出在这个运动中，民众已经能够从理性民族主义的角度，依据近代西方理性精神中的人类基本正义观念，如人民主权思想、全民国家观念，运用现代传媒如报刊等维护国家和自身利益，从而体现了不同于排外民族主义运动的特色[19]。张鸣则对近代"乡村民族主义"进行了概要式的研究，考察了乡民这一近代中国重要群体的民族主义运动。认为他们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在帝国主义入侵，民众"天下观"动摇以及近代民族意识觉醒的大背景下进行的，而他们的民族主义运动是"一种情绪和思潮之间的中间形态，比之后来新型的精英的民族主义，带有更多的非理性成分和乡土色彩，换言之，它存在某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意识趋向"[8]。这些研究也是对近年在民族主义理论在实践层面成果较少的一种有益尝试。
此外，对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尤其是对其不易觉察到的心理、政治行为方式、思想反应模式等方面的影响的研究尚待开拓，这种研究带有跨学科的意味，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要求较高。
在近代民族主义研究的资料方面似乎也有很大的发掘潜力，对方志、报刊杂志、私人日记乃至音像资料的利用仍觉缺乏，当然这和研究领域的拓展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收稿日期】2002年12月
【作者简介】萧守贸，北师大历史系2001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蔡世华】
参考文献：
[1]焦润明：《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4期。
[2]陶绪：《传统民族观念在近代的流变》。《益阳师专学报》1994年第4期。
[3]罗志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取向与反思》。《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4]金冲及：《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
[5]郭洪纪：《儒家的华夏中心观与文化民族主义》。《历史教学问题》1994年第5期。
[6]郑师渠：《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
[7]朱学勤：《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4期。
[8]张鸣：《近代"乡村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新"十字军"东侵》。《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9]皮明勇：《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多重架构》。《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3期。
[10]胡成：《略论晚清民族主义思潮对边疆事物的构思》，《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6期。
[11]葛志毅：《中国近代化的民族文化思潮》。《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01年第5期。
[12]曹跃明，徐锦中：《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之路》。《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13]徐立望：《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之史的考察》。《求索》2001年第5期。
[14]葛志毅：《梁启超的民族主义研究与近代化的学术文化思
潮》。《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2期。
[15]杨天宏：《甲午战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愫》。《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卷24第4期。
[16]葛兆光：《1895年的中国：思想史上的象征意义》。《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01年第5期。
[17]龚书铎、宋小庆：《关于民族精神"病灶"及其它》。《高校理论战线》2000年第6期。
[18]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19]王立新：《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抵制美货运动》。《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①本研究所统计的论文和专著，只限于中国内地，而不包括港澳台以及国外的相关研究。对近年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状况进行总结的文章，前此有罗志田的《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取向和反思》（《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该文主要不是概述式研究，而是对研究中若干具体问题谈论自己的研究心得。笔者所知的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进行研究的专著有：唐文权：《觉醒与迷雾：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罗福惠：《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李世涛：《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①这方面的相关论文还有：马勇：《甲午战败与中国知识精英阶层的激进与困厄》，《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6期；樊文娥：《甲午惨败与士大夫的觉醒》，《南通师专学报》1994年第4期；杨宏雨：《甲午战败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影响》，《河北学刊》1996年第2期；陈双燕，汤晓黎：《近代爱国主义与甲午中日战争》，《天中学刊》1996年的2期；谭杰：《甲午战后中华民族的觉醒》，《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卷17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