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那看起来只是一个平常的周日。上午10点多，后来被称为“学生领袖”的北京大学学生罗家伦，才刚刚从城外回到学校的“新潮社”。一个同学推门进来，说，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八校的学生推举北大起草，我们推举你执笔。
罗家伦觉得“不容推辞”，便站着靠在一张长桌旁，写了篇100多字的小文，用了当时刚兴起的白话文。写后只字未改。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吞并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
其时是1919年5月4日，大清王朝灭亡了7年多，北京的大学生对抗议的流程已经熟门熟路：他们提前开了动员的学生大会，向同学们筹到了款项;送了英文的备忘录给驻北京的各国公使馆;还连夜做了条幅、标语—— 标语分中西不同文字，为了让外国人也能看懂。
此刻，只差一份向大家说明学生心愿、唤起大众支持的行动宣言了。
“……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
“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对参与者而言，也许最想不到的事情，便是在他们吼出自己的声音之后，“全国工商各界”真的都愤而起来，翻开了现代中国的一页。
“我们……对于现状极力攻击，无非想
打破‘非人主义’而极力唤醒‘人’的生活”
很多年后，这些学生在回忆五四运动时说，他们之所以奋起做那样一件事，与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转移学风有关。
北京大学曾以它守旧的传统而闻名于世——罗家伦每每说起“五四”，总会强调这一点。
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诞生之初，“进士馆”里读书的“学生老爷”们，往往随身带个听差。上课铃一打，听差就喊“大人上课了”。当1917年罗家伦入学的时候，北大的学生依旧官气甚浓，许多人在政府各部“挂名兼差”，对学术毫无兴趣。
但1917年，因为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这种风气迅速地改变了。
罗家伦遇到的，是一个正萌发出新气象的北京大学：大学由教授们管理，兼容并包。几个不学无术的“英国下等流氓”被辞退了，改由辜鸿铭来教授英文诗歌—— 辜鸿铭脾气古怪、政见惊人，但学问很好，把英国诗歌分为“外国大雅”“外国国风”“洋离骚”等几类，罗家伦既觉得欣赏，又“想笑又不敢笑”。前清举人陈汉章也是教师，以博学著称。罗家伦记得，有一回他问陈漢章“中国的弹词起于何时”，对方说“我等一会儿再告诉你”，两个小时后，罗家伦拿到了一封信，上面列了27条关于弹词起源的线索，没有给出结论。
他们的同事则包括精通文言文却提倡白话文而被这帮人当作“神经病”的钱玄同，刚从美国归来的胡适，没有博士文凭、主张激进的陈独秀，乃至“在上海做无聊小说”的刘半农……除了生于1879年的陈独秀已经40岁“高龄”，这几位都在30岁上下。
而陈独秀，还带来了他主办的刊物 《新青年》。
在 《新青年》 上，陈独秀写过他理解的青年该有的模样：“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1917年考入北大的学生杨兴栋记得，一进大学，就发现北大课外的艺术活动特别多：画法研究会、音乐讲习所、新闻研究会……而且请来的指导老师都是一流的。比如 《京报》 主笔邵飘萍，就是新闻研究会常见的嘉宾，五四运动发生前那阵，他每周日都会为同学们演讲他的新闻采访经验。
罗家伦最喜欢的，是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室。李大钊是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一位先驱。那间办公室是师生聚会的场所，屋里“充满学术自由的空气”，新兴的社会主义理论是这里最常见的话题。
罗家伦与傅斯年是仅有的两个天天要去图书馆主任室报到的学生，他们也是后来五四运动在北大的主要组织者。
“因为我们‘入世未深’，所以还有几分没有与社会同化，而且不知世路艰险，所以还敢放大胆子，以第三者的眼光，说几句‘局外话’。”1918年冬天，这两位学生与朋友们着手创办了1919年1月问世的 《新潮》 杂志。
罗家伦说，大家的动机是不满于 《新青年》 的部分文章，想办一份杂志与 《新青年》 抗衡。陈独秀与李大钊为他们争取到了每月3000元来自学校的资金，胡适则担任 《新潮》 顾问。
“我们……对于现状极力攻击，无非想打破‘非人主义’而极力唤醒‘人’的生活。”在 《新潮》中，罗家伦留下了这样的话。
《新潮》 初生，不到一个月便印刷了三版，并且一次比一次的印数多。
尽管发展迅速，但这些年轻人观点的传播并没有现在看上去的那么顺利、那么理所当然。江苏省曾为了保存“国粹”，下令地方政府和学校不得购买或阅读这类报刊;北大学生顾颉刚为 《新潮》 写了一篇文章，主张女子当有独立的人格，被人拿去给大总统徐世昌看了，政客们施压给蔡元培，要他开除陈独秀、胡适、罗家伦和傅斯年。
新旧交替，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难以回避的挑战。躲在旧传统中假装岁月静好已经无济于事了。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巴黎和会上突然受到全世界瞩目的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所经历的。这一年他31岁，他入过旧式私塾，也接受过全英文的中学、大学教育。他在巴黎和会上的演讲有理有节，令人印象深刻。
“他不是突然间变成了一个英雄。”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顾维钧继女杨雪兰回忆。少年时，顾维钧就是家中第一个穿起西式服装、早早剪掉辫子的人;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不光学习法律，还主编杂志、参与辩论社，与团队一起获得过许多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