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论文运用学术分期法，综合考虑社会史和档案学学科史内在的学理变迁，以1988年《档案法》正式颁布实施及2002年《全国档案信息化建设实施纲要》发布这两个典型事件作为分期节点，明确提出改革开放后档案学历经复苏完善、平稳前进、不断发展三个阶段，系统梳理了改革開放以来我国档案学学科发展演变过程及特点，并分析其在新时代的发展脉络。
[关键词]政治性法规体系理论体系后保管时代研究对象
[分类号]G270.9
The Evolution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bject of Archives in China since 1978
Ma Shuangshuang，Gu Wanying，Gao Shengnan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210046）
Abstract： Considering the social history and archival science history in the academic change process，the paper explores the subject development of archival science in China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with the method of academic staging.The paper selectes The Archives Law（1988）and National Archives Informatization Implementation Outline（2002）as staging node to clear that the archival science of our country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perfect recovery，steady progress and continuous development since 1978.Futhermore，the paper not only arranges the evolution of the subject of archives，but also summarizes its characteristics，in order to find out its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Political Attribute； Legal System； Theoretical System； Post-custody Era； Research Ob？ jecs
“分期”既是学术史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又是一种基本的学术史研究方法。学术分期方法中时间阶段的划分并非简单描述学科的线性发展，需要遵循两种标准，一种是以学术思想史为主线来确定学术史分期的主要标准；另一种是以社会政治的历史发展为主线，以意识形态的演变作为学术分期的次要标准[1]。在档案学研究领域中，学术分期常作为档案学史研究的基本问题来展开学术论述。本文则主要运用学术分期的研究方法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档案学学科演变的过程及特点。
目前的研究成果中，黄存勋（1999）[2]和卢呈（2013）[3]分别就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档案学史分期提出自己的观点，而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20年间档案学历史分期尚未有学者涉及，也未有学者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档案学学科发展整体的演变进程进行系统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档案学学科经过近40年的发展，无论在学科形态演化、学科体系构建还是学科方法改进上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对其发展状况进行梳理、总结与回顾是很有必要的。
1档案学研究的复苏完善阶段：1978年—1987年
1.1演变过程
1976年“文革”结束，我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78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划办公室主持了档案科学规划座谈会，明确提出恢复国家档案局等建议。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划办公室主持制订《1978—1989年档案学发展规划》，表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划办公室对恢复档案学建设的态度，但由于“文革”的余震尚未完全消失，我国整个档案事业仍处于徘徊不前的境地。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了改革开放及社会工作重心转移，全国范围各项事业百废待兴，档案学学科发展迎来新的春天。
复苏阶段，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研究内容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即政治扶持和政治引导。197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档案工作中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等错案彻底平反的通知》，对档案工作战线上全国性重大错案予以彻底平反；8月，300多名档案界人士在北京参与了文革后的第一次档案学盛会——全国档案工作会议，提出此后三年的主要任务是“加速档案工作的恢复、整顿、总结与提高，积极开展档案利用工作”[4]。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恢复档案工作和档案事业的发展而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同时，档案学研究对象的选择也受国家政策、相关档案政策的影响。1980年7月，国务院四个部门联合召开全国科技档案工作会议，改变了原来由档案业务管理部门单独研究科技档案工作问题的局面[5]。12月，国务院批准颁发会议通过的《科学技术档案工作条例》，此后，很少研究或者尚未建立科技档案工作的档案部门和机构都开始行动起来。1987年，企业档案管理工作不断发展，国家档案局分别会同有关主管部门制订了《国营企业档案管理暂行规定》和《乡镇企业档案管理暂行规定》。档案学的研究对象从机关文书档案和历史档案开始扩展到科技档案和企业档案等，研究范围在档案学理论和实践的深入研究中不断扩展和延伸。此外，这一时期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历史档案的整理、档案的鉴定、档案的定义与价值、档案保护技术等方面，研究内容较为单一，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尚未形成。
以档案学专业教育为主体的队伍建设为档案学研究提供后备军。我国高等院校从1979年开始纷纷建立档案专业，特别是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随着学校的恢复而得以恢复，并于1982年招收了我国首届档案学专业硕士生[6]。随着四川大学（1981）、武汉大学（1984）、中山大學（1986）等21所[7]高等院校档案学专业的开办，档案学高等教育体系逐渐完善，为我国档案事业培养和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同时，作为补充档案学教育体系的档案专修班也逐渐出现，如广州大学于1985年在该校开设档案干部专修班，并同年9月开始招生[8]。此外，国家政策也提供了支持，如1983年国家档案局印发《一九八三至一九九零年档案事业发展规划》，倡议普遍开设档案学专业教育；1985年，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档案局联合召开了全国档案学专业教育改革座谈会，讨论并修订了《关于发展和改革档案学教育的几点意见》，提出当时档案工作和档案学面临着图情档工作一体化、档案与文件管理一体化的情况，为档案学研究方向做出了引导。
档案学研究团体和学术杂志的涌现为档案学提供学术交流媒介和方式。1981年11月中国档案学会在北京成立，旨在为积极开展档案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和社会服务活动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1982年，中国档案学会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联合出版了会刊《档案学通讯》，此外，国家档案局成立了档案出版社并陆续出版了一批档案史料和档案专业书籍。1988年，中国档案学会创办新会刊《档案学研究》。档案学学术交流媒介和方式的多样化为档案宣传和传播提供了途径和出口。我国档案学的对外交流逐步有意识地与国际接轨，标志性事件是1980年我国加入国际档案理事会。同年9月，时任国家档案局局长张中率领中国档案代表团第一次以会员身份参加第九届国际档案大会，自此，我国档案学学习研究的榜样和视角开始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苏联模式”向“欧美模式”转变，国际学术交流规模不断扩大，且这种繁荣交流的局面一直持续至今。
1.2演变特点
第一，受国家政治背景的影响，档案学研究的政治属性较为浓厚。改革开放以后的档案学尚处于学科发展的恢复阶段，急需支持和引导，政治属性势强是学科发展所需，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第二，受国家政策的影响较为明显，档案学研究国家意志较为强烈，政治属性的烙印表现在学科发展上即国家政策的引导，国家政策的引导某种程度促进了档案学学科的发展，但也相应地造成档案学学术自觉的势弱。档案学学科的健康发展不仅要跟随国家政策走向，还要考虑学科本身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体现出一门成熟学科的学术自觉；第三，档案学学术形态为收缩型，研究内容和方向尚未全部涵盖档案学方方面面，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档案学理论体系。
2档案学研究的平稳前进阶段：1988年—2002年
2.1演变过程
我国档案法制建设掀开帷幕。1979年国家档案局局长张中提出制定《档案法》的建议，自1980年起草算起，此后七年形成30余稿，终于在1987年8月提交人大常委会并获得通过，9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颁布第五十八号主席令，正式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1988年1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对此，众多学者均给予极高的赞誉：吴宝康认为该法是今后我国档案事业建设的法律依据。它的制定和公布标志着我国档案事业走上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对创立具有普遍意义的档案学理论体系也有一定的贡献意义[9]；周雪恒认为《档案法》的颁布改变了过去仅靠政策、行政措施等手段来推动档案事业的做法，标志着档案和档案工作从此进入法制管理的轨道[10]。1990年11月19日，国家档案局第一号令还发布了与《档案法》相配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此后几十年的档案学发展以及相配套的档案法规、行政规章的法律体系均是以该法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
档案学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进一步扩大。这一阶段档案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开始受社会因素和国际发展的影响，研究范围开始由上一阶段的机关档案等领域扩展到档案网站的建设、电子文件的管理、数字档案馆的建设等方面，研究范围不断拓宽。1995年，中国电信开通了北京、上海两个接入Internet的节点，这一事件成为中国互联网史诸多事件的开端，1995年也被称为中国互联网元年。互联网的出现对档案学研究产生重大的变革：1996年我国开始了档案网站的筹建工作，并于1997年成功开通了我国首家档案网站——北京市档案信息网。其后，国内档案网站数量迅速增加，各级各类档案馆（局）纷纷开设了自己的档案网站，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档案网站的功能也在不断升级[11]。1997年，冯惠玲的博士论文《拥有新记忆——电子文件管理研究》拉开了档案学界研究电子文件的帷幕。2000年5月经国家档案局批准立项了我国第一家数字档案馆项目“深圳市数字档案馆工程的研究与开发”，学术界对于数字档案馆的认识也在随着实践的展开不断深入。我国档案学研究对象的重点随研究范围的变化也开始由科技档案、历史档案、企业档案向档案网站、电子文件、数字档案馆转变，研究对象在时代的变迁中呈现出历史的动态性和阶段的稳定性。
此外，这一时期档案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也影响着档案学研究内容和学科体系的构建。档案学研究内容在法律法规建设、电子文件的保存和管理、数字档案馆的建设、政务信息资源管理、主客体全宗理论、宏观职能鉴论、档案知识管理、来源原则、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以及档案信息化催生出来的新来源观和后保管模式等档案学传统或新兴理论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档案学学科体系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档案学界开始重视对学科体系的设计和研究，直到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将档案学学科体系划分为档案学史（包含档案事业史）、档案管理学、档案保护技术学、档案编纂学、档案学其他学科五个分支学科，档案学学科体系才开始建立。
档案学研究队伍进一步扩大，专业教育机构和职业培训机构遍地开花，呈现出勃勃生机的局面。中国人民大学1993年设立档案学博士专业，博士点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进入一个新时期。这一时期，我国档案学师资学术体量资源较为集中，易形成学术优势，但培养模式和研究方式过于统一，不利于学术争鸣、百家齐放。究其原因，这里既有历史因素也有客观的社会因素。但是也应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高等院校中开设档案学本科教育、硕士招生点的学校遍地开花，档案学硕士点超过20所；各地档案学职业教育和培训等不同形式和层次的档案学教育如雨后春笋般逐步壮大和繁荣。档案学教育的多样化和受众的普及化有利于培养不同行业和部门所需的档案学人才，也能很好地弥补单一型输出档案学人才的弊端。
档案学学术共同体的交流方式多样化。这一时期档案学学术共同体的交流方式和宣传途径有档案学杂志报刊的发行、国内外档案学学术会议的承办和召开等。 1995年，中国和世界唯一的档案专业报《中国档案报》正式创刊。1996年9月，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在中国北京举行，足见我国档案学对外学术交流的开放性，以及我国举办国际档案学会议能力的提升。2001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现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前身）发起并在北京主办了以“电子文件管理”和“档案职业走向”为主题的“21世纪的社会记忆——首届中国档案学博士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此后，以3—8年区间为频率举行的中国档案学博士论坛，为全国档案学专业博士（生）提供了一个高层次、高质量的学术交流平台。
2.2演变特点
第一，1988年《档案法》颁布标志着我国档案事业从国家意志的政策引导到档案法制约束的转变，为我国档案工作和事业掀开新的篇章，在档案学学科发展史上具有跨时代的意义。第二，我国档案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开始体现出与社会发展和学科自身发展需要相契合的特点，档案学学科的独立性与延展性加强，学术自觉意识开始觉醒；第三，这一时期档案学的学术形态为扩张型，研究内容和方向涉及档案学的传统和新生事物，档案学理论体系逐步形成。
3档案学研究的不断发展阶段：2002年—2018年
3.1演变过程
进入21世纪，信息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为档案信息化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和政策环境。2002年11月《全国档案信息化建设实施纲要》发布，明确提出了全国档案信息化建设的目标和主要任务，标志着国家层面开始了档案信息化建设的整体规划[12]。档案信息化建设的推进是以电子文件管理、馆藏数字化、档案信息网络服务的发展为主线来加快档案实践的发展与进步的，同时也为档案学理论提供了研究的课题。
这一时期我国档案学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持续扩张。档案学的研究范围涉及诸如城乡记忆工程、口述档案、文化遗产等。2002年，“城市记忆工程”率先由青岛市档案部门提出，此后，武汉、广州、上海等城市也相继推出[13]。口述档案结束20世纪80年代以来档案学者们对其概念和属性的辩论，2006年以后开始逐步确立其概念和功能，并由理论探讨走向实际工作领域[14]。2017年，我国申报的《近现代中国苏州丝绸档案》和《甲骨文》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15]。档案学研究对象的触角则深入到公共档案馆、档案元数据、数字档案馆、私人档案、档案记忆观、社交媒体等领域。
档案研究内容的不断丰富和深化。进入后保管时代，档案学者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来源原则和全宗理论作为我国档案学三大基础理论上达成共识，但在理论深度上仍在不断探索。2003年覃兆刿的档案双元价值理论、刘新安的档案物质实体双重构成理论、2014年从国外引入并逐渐中国化的档案多元论等不断拓宽和深化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此外，我国数字档案馆研究、政务信息资源管理、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等信息化带来的热点问题讨论也取得相应的研究成果。值得一提的是，档案学学术研究出现两种明显的现象：第一，档案学学术批评与辩驳的现象增多，意味着我国档案学研究呈现出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态势，我国档案学术自觉意识增强，如宗培岭从整体性、问题意识、学派、原创性等方面对档案学理论研究提出批评[16]；第二，档案学学术研究的反思性。在图情档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全体信息观”等学说的出现也不断挑战档案学术研究者敏感的神经。档案学学术研究者站在科学发展和学术研究的高度时刻反思近年来档案学的发展，这种反思性体现在档案学学科对现有档案学理论研究成果不足的反思以及预测档案学未来发展可能面临的危机。如杨利军等学者指出档案学学科不良的引用习惯导致档案学面临因核心期刊减少而产生的生存危机[17]。
不断发展的档案学学科体系得到修正与完善，但是却面临着分支学科发展不均衡的问题。这一阶段我国档案学基本原理、档案史学研究等基础理论研究不断完善；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在信息化背景下成绩显著，档案事业管理学、科技档案和企业档案管理学、档案编纂学等分支学科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档案学应用技术研究的方向也开始由传统的档案保护技术学、档案缩微复制技术向档案计算机管理技术方向拓展。但是，档案学应用技术研究相对呈现出“冷门”的状态，表现为相关分支学科发展缓慢，研究成果较少。
档案学学术共同体的交流方式为开办形式多樣、面向不同群体的论坛或会议，如面向全国档案工作者和学术研究者的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全国档案工作者年会、中国档案职业发展论坛、全国青年档案工作者学术论坛、面向全国高校档案学师生专业的全国高校档案学专业大学生创新课外科技作品竞赛、面向全国档案学专业博士（生）的档案学博士论坛、面向全国社交媒体的主办者和爱好者的档案学社交媒体圆桌会议等。国际交流方面，除了定期的国际档案大会以外，还有诸如国际顶级信息学院联盟（iConference）等图情领域的国际会议。稳定的档案会议的召开对档案学研究成果和贡献做及时的总结和未来的展望具有积极的作用。此外，随着社会对档案人才需求数量和质量要求的提高，档案学专业普通高等教育和档案职业教育在档案教育与社会发展等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协调发展的态势。
3.2演变特点
第一，档案实践领域的活跃与档案学理论研究反思之间的共存与对照。进入新世纪以后，信息科技为档案学实践领域的发展带来新的管理方式的变革，档案实践工作的风生水起与档案学理论研究反思的共存与对照现象依然还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档案学理论研究者需在反思的同时对档案学未来学科的发展抱有积极的心态和信心。第二，档案学学科角色的缺位与补位共现。档案学学科角色的缺位体现在档案鉴定在实践工作中实际操作性不强、档案保护技术的冷门、档案监督职能的退化等；补位则指档案学学科为城乡记忆工程的实施、口述档案的兴起、文化遗产的申报等工程承担更多的责任和功能。缺位的式微与补位的势强是档案学学术自觉意识渐强的重要标志。第三，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多国界交流互通是主流趋势。图情档学科一体化以及档案学与历史学、行政管理学等学科的历史渊源决定档案学未来的学科交叉融合研究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新世纪的档案学学术对外交流既有输入又有输出，但总体呈现出学术交流逆差，即输入大于输出，并且这一时期的档案学学科交流对象的特点呈现出以欧美国家为主，全球范围合作交流的国家和领域在不断扩大和加宽。
4结语
综上，档案学学科是在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先进的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相应地，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队伍、研究内容、研究成果在横向历史观下呈现出动态的适应性。但是，档案学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深思，比如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初，档案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是从机关档案、历史档案转向企业档案、电子文件，从针对档案内容的研究向针对档案外延的研究转变是否可取？新技术不断革新，档案学研究对象和范围的拓展是否会造成档案学理论研究碎片化、泛化甚至新一轮档案学研究重新洗牌？对此，笔者认为只要档案学研究者保持一颗对学科发展敏感的、积极的和自信的心，档案学发展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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