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档案学者通常认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现代档案学基本理论”[1]。该理论是研究文件运动规律的重要理论，与具有紧密联系的文件连续体理论一同被认为是“近年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方向的研究热点之一”[2]。本文重点从基本概念、源流、内涵、与其他理论的关系，以及对文件生命理论的评价与应用等方面分析国内外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研究的焦点，以期探索研究方向。
一、文献检索结果
文献检索结果如表1。从国内研究看，年度、期刊、作者及主题等多个方面的研究特点与李财富和谢婉莹（2012）[3]文献计量分析结果基本一致：我国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研究论文数量大致呈现起步（1991年起）、上升（1999年之前）、稳定（1999年—2006年）、下降的趋势（2006年至今）；论文集中发表在《档案学通讯》（37篇）《浙江档案》（36篇）《档案学研究》（28篇）《兰台世界》（27篇）《档案与建设》（23篇）《档案管理》（22篇）等核心期刊；发文数较高的依次是吴品才（15篇）、何嘉荪（12篇）、傅荣校（10篇）、邹吉辉（9篇）等；研究主题包括理论内容与价值、是否适宜中国化、电子时代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文件连续体理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国外研究方面，论文主要集中于Archival Science，Archives & Manuscripts，Records Management Journal，Archivaria等期刊。
二、主要研究焦点
1.文件生命周期的基本概念。
（1）文件。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的“文件”的概念界定，我国学者有不同理解。主要有“广义文件”和“狭义文件”之分，其中又以“广义文件”观为主流，持这种观点的有傅荣校（1994）[4]、唐振华（2007）[5]、孙芳芳（2010）[6]等。究竟应作广义还是狭义理解，我国档案界对“大文件”有一场大讨论。所谓“大文件”，学界一般认为它对应“广义文件”。王茂跃（2007）认为“大文件”是我国在引入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时，把本土的“广义文件”与其对接时提出的。他认为陈兆祦是“大文件”概念的首倡者——陈兆祦（1987）指出“档案是文件的一部分”[7]。持有“大文件”观的还有何嘉荪。他认为“文件”是一种广义的概念、一种集合（全称）概念。若用我国档案界特指现行文件的“狭义文件”来出发，将无法理解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因此，必须基于“广义文件”，即“贯穿于从形成到销毁或永久保存整个过程的记录材料”[8]。
陈作明（1997）则认为，只有将“文件”作狭义理解才能让生命周期理论“名副其实”，否则“文件”便是“万寿无疆”的了[9]。王茂跃（1998）指出该理论源自西方，西方又认为“档案属于文件”，故相应地，我国应将“文件”作广义理解[10]。冯惠玲（1997）在其博士论文《拥有新记忆—电子文件管理研究》中将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统称为“电子文件”。此后，我国档案学界普遍采纳这一观点，这是电子时代的“大文件观”。当然，对于“大文件”和“广义文件”是否为同一概念、陈兆祦的观点应作何解读，甚至他的观点是否正确，我国有诸多讨论和反思。对此，侯衡（2016）作了较为全面的综述[11]。
（2）文件生命周期。“文件生命周期”概念由美国菲利普·布鲁克斯（Philip Brooks）1940年首次使用。随后，美国国家档案馆第二任馆长索伦·巴克（Solon Buck）在总结美国文件中心实践经验时也运用了这一概念。现在，英文表述已由最早的“ Stages in the Life of Papers”逐渐归结为“Life Cycle of Records”[12]。曾任美國档案与文件管理署署长的詹姆斯·B·罗兹（James B. Rhoads，1983）将其定义为“从文件的产生，经过作为履行组织职能的工具进行活动和工作的阶段，一直到现实效用的消失，或者当其全部使用目的已经达到时，对其进行销毁，或者因它们具有值得永久保存的价值，而把它们作为档案，赋予新的价值”的整个过程[13]。傅荣校（1992）认为它指文件从其形成到销毁或永久保存这一整体过程的时间跨度[12]。国际文件管理信托机构（The International Records Management Trust）的定义是“将生物有机体出生、生活和死亡的生命过程与文件的创建、尽量使用其价值、最终销毁处置或移交档案机构两者之间进行类比描绘的一个概念”[6]。
对于“文件生命周期”的中文称谓，国内学者有不同看法。陈兆祦1987年曾称为“文件运动周期”[14]，1992年用的则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15]。吴宝康（1993）认为叫“文件运动过程（阶段）理论”更好[16]。此外，陈作明（1997）认为将其改为“文件运动规律理论”更好，因为这样能使“生命周期”“名副其实”[9]。潘连根（1998）则认为，生命周期理论的概念是确切的，更改名称不妥，并以何嘉荪和傅荣校（1997）的观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全宗理论、价值理论一起作为文件运动规律的三大部分”——为论据[17][18]。随即，陈作明再次撰文提出了自己的理解：既然被称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自然是要包涵文件生命全过程的“各种形态的运动”及其规律的，因而不能认为该理论是文件运动规律的三大部分之一。而且，按照何嘉荪和傅荣校（1997）的定义——文件运动特点和规律的研究称之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研究，可进一步将其还原为“文件运动规律研究”。同时，他表示自己1997年的文中[9]提到的“我国一些档案学者已经改称为‘文件运动规律研究’”正是源于这一理解[19]。
2.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源流。
（1）理论起源地。我国学者对该理论的起源地有不同理解。尽管吴品才（2005）等学者认为是国外档案学者创建了该理论[20]，但多数学者认为是“我国和外国的共同财富”。吴宝康（1993）认为有西方档案学家的贡献，但在20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之前，国内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有研究，甚至可以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的文书档案连锁法。一个重要的论据是：曾三在1962年全国档案工作会议上的以“要研究和认识档案的形成规律，按照档案的形成规律来管理档案”为题报告中的讲话，提到了档案自然形成规律，具有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相同意义的理论概括和升华的高度”。对于这一点，陈兆祦（1992）认为是“不谋而合”，何嘉荪（1991）认为是“殊途同归”[1]。陈作明（1997）认为文件生命周期概念是外国首创，但论及实质内容则不应将我国排除在外[9]。潘连根（1998）[18]和何嘉荪（1998）[21]也认为概念源自外国，但理论是全世界的共同财富。张伟斌和周莉莉（2015）也是从中外两个角度分别介绍该理论的起源[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