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知识管理的兴起，档案知识管理已经成为当前中西方学者的研究热点。西方档案知识管理研究可分为知识管理的孕育与发展、来源原则重新发现的补充与推动、实证研究的完善与深化等阶段，而我国档案知识管理研究则经过了档案知识属性研究的准备、档案知识管理方式的探索、档案知识管理的技术思考等关口。由于中西方档案知识管理在理解方式、发展轨迹、实证研究、研究进度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二者在研究的焦点、进程、习惯、趋向等问题上都存在同质多象的现象，而分析这种现象对中西方学者推进档案知识管理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档案知识管理；知识管理；研究综述；比较研究
第一位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社会科学家——理查德·尼斯贝特，曾在著作《思维的版图》中谈及一段关于中西方思维差异的对话：“我（中国学生）和你（理查德·尼斯贝特）的差别在于，我把世界想象成圆形而你把它想象成直线。”目前，随着知识管理的快速兴起，档案知识管理研究已经成为中西方档案学界新的研究热点。研究中西方档案知识管理的差异性，就是基于中西方档案学者研究思维的多元化，探讨二者在研究档案知识管理过程中出现类似“同质多象”的成因，为中西方档案学者相互借鉴、共同推进档案知识管理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西方档案知识管理研究概况
（一）知识管理的孕育与发展。根据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创始人托马斯·库恩提出的“前科学—常规科学—科学危机—科学革命—新常规科学”的科学发展模式，档案知识管理的产生和发展正是由于20世纪末知识经济迅速兴起，以及电子文件的大量涌现，使传统档案管理陷入科学危机。之后，随着知识管理理论的日益完备，西方档案学者逐渐意识到知识管理将为档案管理带来一场新的科学革命。在20世纪末到21世紀初，很多西方档案学者并没有产生系统的“档案知识管理”概念，更多的是从档案管理与知识管理比较研究的角度，挖掘和探讨二者的契合性，为档案管理注入了知识管理的活力。
（二）来源原则重新发现的补充与推动。在西方知识管理逐渐兴起的同期——20世纪80年代，Richard Lytle与David Bearman发表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论文《来源原则的力量》，该文率先认识到文件形成者和文件格式的重要作用，后被加拿大档案学者特里·库克的后保管范式深化为：“这些新的‘后保管’范例将传统理论对实体保管对象——实态文件的关注，转变成对文件、文件形成者及其形成过程的有机联系、目的、意图、相互关系、职能和可靠性的关注。”这段被我国学者广为引用的论述，实质上揭示了档案知识的基本表现形式和应用价值，使档案知识管理的对象——档案知识，变得更加具体和形象。
（三）实证研究的完善与深化。随着西方档案知识管理研究的不断发展，一些西方学者开始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来验证和探讨档案知识管理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譬如，Bill Martin对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和其他相关机构对档案知识管理的应用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他认为，知识管理的应用是档案工作响应时代需求而扩展出来的角色，档案管理推进信息管理发展的目标和实践正是健全知识管理的基础。西方档案管理实证研究的出现和发展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西方档案知识管理已经从理论层面走向了实践层面，也正是由于实证研究的试金石作用，档案知识管理研究的完善和深化才具备了来自客观现实的支撑，才真正地拥有“言之有物，言之成理”的学术自信。
二、我国档案知识管理研究概况
（一）档案知识属性研究的准备。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学者在档案知识属性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著名档案学家吴宝康教授在《档案学概论》（1988年第一版）中就提到：“档案是贮存和传播知识的一种形式。”他认为，档案是知识贮存的一种载体，人类在使用档案时，实际上起到了传播知识的作用。1997年，桑毓域在《档案、期刊与图书形成的知识基础》一文中将知识分为知识单元、知识序列和知识体系三个层次，以文献分类的视角论证了档案—知识单元，期刊—知识序列，图书—知识体系的归属关系，并进一步指出档案的原始性可以表现为它是记录最原始的知识的文献，这种原始性可以看作是来自记录知识而非社会活动。相较于国外，我国对档案知识属性的研究更加扎实，为档案知识管理研究准备了丰厚的理论积淀，这也是我国档案知识管理研究的优势之一。
（二）档案知识管理方式的探索。我国学者对档案知识管理的理解，离不开特里·库克档案后保管范式思想的影响。譬如，1998年，中国人民大学冯慧玲教授在《拥有新记忆——电子文件管理》一文中提到：“所谓‘后保管模式’ 指的是一种以来源为中心，以知识为中心的管理。”还有2006年丁华东在《档案管理范式的转型与社会变迁》一文里指出，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档案在知识经济体系中处于源头和基础的地位，档案管理的目标将逐渐定位于档案知识管理。此外，王应解提出的“档案知识组织是档案实体组织的延伸与深化，是档案信息组织的高级形式”、贾玲等提出的“知识管理是档案实体管理和信息管理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徐拥军提出的“档案知识管理具有知识管理为导向的档案管理和以档案管理为基础的知识管理的双层含义”等，都体现出我国学者已经意识到档案管理和知识管理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以及知识管理是档案管理的应有之义。
（三）档案知识管理的技术思考。档案知识管理方式研究从理论上为我国档案知识管理定制了一套较为科学的实践蓝图，而从理论规划到实践检验，离不开技术的支持。近年来，我国不少档案学者非常注重档案知识管理的决策服务作用。张斌根据档案知识库构建的理念、原则和目标，设计了以档案知识库管理系统（KMBS）、推理引擎（推理机）、档案知识库以及可视化界面（GUI）为四大关键部分，以外部资源库集成模块、档案知识库管理模块、档案知识库的知识检索模块、分类导航模块、决策支持模块以及系统管理模块为六个主要功能模块的档案知识库系统。已经可以看到档案知识管理在关键社会事务上的重大作用，集中体现了档案知识管理研究的巨大价值。
三、中西方档案知识管理研究的差异性
（一）从“档案知识管理”理解方式看中西方研究焦点的差异性。由于西方学者更习惯将档案管理和知识管理作为虽紧密联系却仍有较大差距的两种不同管理方式，因此其对“档案知识管理”的理解实质更倾向于“档案管理”和“知识管理”的交集区域，虽然包含了档案管理和知识管理的双层含义，以及二者相互耦合的作用关系，但是其核心理解对象并非以档案为中心，其研究焦点在某种程度上也更侧重于交叉性研究类别。而我国学者则恰恰相反，特别是新中国档案学发展初期对档案知识属性的系统研究，使我国学者对档案知识管理的理解更侧重于对档案本身的强烈关注，其研究虽然仍会借鉴知识管理的养分，但是仍然是以档案（或档案知识）为焦点，对其理论的理解和研究更倾向于档案基础理论的范畴。形象地来看，如果西方学者对档案知识管理的理解表示为“档案管理+知识管理”，那么我国学者对其的理解则表示为“档案知识+管理”。
（二）从“档案知识管理”发展轨迹看中西方研究进程的差异性。无论是西方的公共社会生活，还是学术研究生活，实用主义都是其从事相关活动的一个重要原则。相对于我国，西方国家较早产生和重视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的培育和发展，也较早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规模，进而对档案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西方档案知识管理研究的重要标志和表现就是对电子文件的大量研究，并大致经过“电子文件研究—新来源原则的重新发现—后保管范式产生”等过程，提炼出档案工作保存和管理知识的使命，进而逐渐形成完整的档案知识管理研究体系。而我国对档案知识管理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也始于电子文件研究，但是从现实角度来看，其产生的经济背景需求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直接和强烈，更倾向于依据形势对发展趋势的预判。而由此直接导致的弊端也较为明显：由于没有紧密对接客观现实需求，我国档案知识管理研究的基础理论过多地依赖和移植知识管理和国外经验，尚未形成鲜明的理论突破。
（三）从“档案知识管理”实证研究看中西方研究思维的差异性。正如上文所述，相对于我国学者，西方学者对档案知识管理的理解更倾向于知识管理和档案管理的交叉范畴，其对档案知识管理应用性能的理解也相对更加符合现实需求。因此，在对档案知识管理的实证研究中，西方学者充分发挥了本文开篇中所述“直线”式思维，其档案知识管理的实证研究旗帜鲜明甚至是单刀直入地突出“知识管理”应用特性，但是由此造成了对档案本身缺少必要的关注，长此以往会使档案知识管理偏离档案学研究领域的中心位置。而我国恰恰相反，由于“档案知识+管理”的理解模式，我国学者对档案知识管理研究基本保持着对档案本身的强烈关注，但是由于经济背景造成的客观现实需求对接不紧密，导致当前我国不少学者难以准确把握何为档案知识、档案知识应用表现为何等，以至于常常将档案信息管理的研究思维套用于档案知识管理研究。
（四）从“档案知识管理”研究进度看中西方研究趋向的差异性。从总体上来看，中西方学者对档案知识管理研究焦点、研究进程以及研究思维等存在相当的差异性，虽然难以准确论断这种差异的优劣性，并且在当下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适用标准比优劣更具评判价值，但是在相当程度上，研究趋向则当属例外。经过十余年的快速发展，西方学者似乎透过档案知识管理研究，更深刻地认识到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体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出现了一批以知识管理为主线、以档案基础理论为基调的图情档一体化研究。这种研究的意义在于，将档案知识管理研究置于更宏观、更前沿的研究背景下，有利于档案知识管理研究视野的拓宽，以及研究价值的提高。但是相较之下，我国学者对档案知识管理研究趋向似乎过于“自我为中心”，反而是图书馆学领域出现了一些大胆的知识管理构想（譬如学者龚蛟腾等的公共知识中心说等）。
四、结语
当前，知识管理已经成为现代信息社会深入发展的重要方向，这个方向不但清晰，而且光明。对于中西方学者而言，在对比中寻找不足，在比较中探寻方向，在差异中互补所短，既是加强档案知识管理研究的重要途径，也是紧跟知识管理發展潮流的必经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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