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明清档案编纂沿革考

人物、中外关系政治类档案史料汇编为主。为了配合国家政治运动和以学术动向为宗旨，出版物成果以政治类选题居多。例如《中法战争》《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等。产生这两种专题的原因是历史人物和中外关系档案相对集中，且数量不多，这给明清档案编纂初期收集史料的工作提供了很大便利，可以直接进行编纂加工。而且这两种类型的档案多是已经按某些顺序排列好，可直接影印，如《李秀成亲供手迹》和《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就是影印出版的，省时省力，减少了在编纂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加工错误。

2.单独创作的学者成果突出。在建国初期，有郑天挺、王铁崖、静吾和仲丁、聂崇岐、朱士嘉、齐思和、江世容、年子敏等学者。他们或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老师，或是当时各个领域的著名学者。这种大量单独学者进行明清档案编纂情况的出现，与当时国家的政治环境密不可分。新中国刚刚成立，很多学者重新投入到专业研究中，在学术研究的同时，整理和翻译大量的史料并编纂出版。

3.汇编史料选材不全。如1959年出版的《义和团档案史料》，并未将史料收集完整，于是1990年又出版了《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以作补充。这种问题是由两方面因素导致的，一是史料本身不系统不全面，或还未被发掘，或被保存在台湾或其他地方无法利用；二是编纂人员自身业务水平有限，并没有将材料收集齐全[3]423。

这些档案汇编的出版，为明清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对推动明清史研究有积极作用。而各级各类档案馆建立多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因此档案馆对明清档案的编纂局限在个别单位，数量也不多。

二、大陆止步不前台湾地区一枝独秀的停滞时期（1966—1976）

随之而起的“文革”风暴，使大陆的明清档案研究趋于销声匿迹，明清档案史料编纂出版也进入了低潮时期，一度停滞。“而台湾地区，由于政治上改革循序渐进，经济建设走上正轨，社会各项事业繁荣发展，档案史料编纂工作方面也有很大程度的发展”[4]7，使得台湾地区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编纂力量（见表2）。

这一时期的主要编纂机构是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根据自己藏有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外务部档案先后整理出版了外交专题类明清档案汇编。如《四国新档》在编纂过程中与1930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汇编的《筹办夷务始末》相互核对，并进行了“重复”、“稍有出入”或“有出入”史料的标记，是《筹办夷务始末》的修订和补充。台北故宫博物院在档案整理的基础上，自70年代以来开始大规模地从事编辑出版工作[5]269。根据自己保管的宫中档，围绕处理政事的奏折整理出版了多部档案汇编，如1973—1975年间陆续出版的《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和1976年出版的《宫中档康熙朝奏折》。

这一时期内大陆一共出版了三部明清档案汇编，这三部汇编的出现也包含了些许政治意义，尤以《武训地亩帐》为甚。《武训地亩帐》是为了歪曲武训形象影印的两本地亩账，从反面解读武训其人。也由此可见，档案史料是固定的，而对史料的解读是多方面的，编纂者对题目内容的界定和史料的选择决定了汇编成果的方向，应站在中立的角度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这一时期明清档案汇编工作的显著特点就是台湾史学界成为编纂主力。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就是大陆的政治环境紧张，“文化大革命”直接导致大陆的学术研究进入停滞甚至是倒退状态，因此大陆的明清档案编纂出版物基本都出现在“文革”即将结束的几年时间内。而台湾方面在这几年的整理过程中，边整理边研究，将带到台湾的明清档案编纂出版，弥补了大陆某些史料不足的缺憾。

三、汇编成果及编纂主体扩充的重启时期（1977—2000）

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制定、执行了开放历史档案的决策，有计划地公布历史档案，掀起历史档案文献编纂高潮[6]6。随着国家政策转变，国内学术科研形势一片大好，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为主的明清档案编纂机构和个人纷纷投入到工作中，出版了大量成果（见表3）。

这一时期的明清档案汇编出版物有几个特点。

1.出版物数量增多。1977年后国内的学术氛围更加浓厚，不少单位和个人都投入到明清档案史料汇编的工作中，国内的出版力量也不再局限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其他保存有明清史料的部门，很多高校、图书馆、博物馆和其他机构及个人编纂者大量涌现。这一时期的明清档案汇编出版物逾250部。无论从出版物的数量、文种、内容还是涉及史料的范围，都大幅度突破了前两个时期的水平。其主要原因是各个档案馆经过近三十年的清理和整理，摸清了馆藏明清档案的基本情况，建立了比较科学规范的管理体系，对明清档案进行了著录和编目，能够做到更全面和方便的查询，发掘了更多更系统的史料，为明清档案编纂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各档案馆也将先进科学技术应用到明清档案管理中，改变了手工著录检索模式，使整理编目走向标准化，提升了检索的查准率和查全率，能够将史料检索做得更细致完整。这一时期的出版物内容从政治类扩展到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多方面，出版方式也突破了点校排印这一传统方法，出现了影印、光盘等出版形式，加快了编纂周期。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出版的《中国明清史档案文献光盘库》，每张光盘都有一万余页的档案资料，总计约2亿字”[7]140。

若这些数量的史料以传统排印方式出版，将大大拉长校对、排版和印刷时间。从出版物规模来看，这一时期的出版物突破了小规模小专题集成汇编，出现了几十册或上百册规模的大型档案汇编。如一史馆出版的几部朱批奏折、上谕档，皆是大型综合性史料汇编。

2.省市档案馆成为重要编纂力量。在这一时期，辽宁省、吉林省、天津市、四川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黑龙江省等省份均有一定数量的明清档案汇编出版物出版。可见各个省市档案馆都开始开发自己保存的明清档案史料，充分发挥明清档案的作用，各省市档案馆的出版物也都反映了各档案馆保存档案史料的特色，体现了地域特点。如《四川保路运动》，是四川省档案馆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出版的史料汇编，其中涉及部分清末时期政府之间的公文和外国教会的书信。东北三省的出版物大都是围绕满文档案等展开的，充分体现出各地的历史和民族特色。如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沈阳故宫博物院合作出版的《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收录了三姓副都统衙门同吉林将军衙门等来往公文的抄存稿及一些有关民族事务的文件，反映了清政府对东北边疆广大地区的有效管辖和沙俄对该地区的侵略活动。再如辽宁省档案馆和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作编纂的《明代辽东档案汇编》，整理了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的585件明代档案，反映明代辽东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通、民族关系等各方面情况，也反映了明代由盛到衰的过程。

3.高校加入到编纂队伍。这一时期内涌现出的大量高校作品，大多是与各地档案馆合作出版的。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还是与国内形势密不可分。随着国内政治、学术形势的好转，各高校开始重视和投入档案编纂学教育，为师生提供理论和实践学习的机会，直接推动我国档案编纂学人才的建设和发展。如1983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合编的《清代的矿业》，所辑资料都是从各种官私历史档案、碑刻和图书文献记载以及地方志、文集、专著里摘录的，与《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同属《清史资料丛刊》，将收集到有关清代社会经济的资料进行整理、订正和分类，以便为相关专题研究提供资料。再如1994年出版的《清代东北阿城汉文档案选编》，由东北师范大学明清史研究所整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全宗选辑的218件档案汇编而成，并将每份史料加标点、分段、拟制标题，最大限度地满足史学研究需要。

4.个人编纂者所占比例提升。这一时期内个人编纂者的数量也有大幅提升，很多学者经过多年的研究，编纂出版了一些明清档案史料汇编。如《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是史学家胡滨翻译英国蓝皮书战争资料和英国国家档案馆藏有关鸦片战争资料形成的档案汇编，所有史料均来源于英国，从另一侧面反映鸦片战争全部过程，与《筹办夷务始末》等档案汇编相互补充。该书是国内少有的全外文明清档案翻译史料，弥补了我国史料的不足。再如季永海和刘景宪共同编译的时期类档案汇编《崇德三年满文档案译编》，收录的是一史馆保存的《国史院档》中崇德三年的满文档案，是《清實录》的补充和校正，其史料的真实性甚至超过了《清实录》。个人编纂者形成的档案汇编的主要特点就是成果类型较小，便于个人编纂者把握和收集。

重启时期的汇编成果不再局限于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一历史时期，而是全面推进整个明清历史史料的公布，对比之前无论是参与机构还是出版物质量上都有大幅提高。由此可见，学术形势的变化与政治环境密不可分，国家的安定团结才是促进学术发展的根本动力。

四、新技术新需求引导下的快速发展时期（2001年至今）

进入21世纪，新技术、新思想的引入，对我们整理明清档案、开发明清档案起着推动作用。进入新时期，出版的明清档案汇编的类型在扩大，内容包含更广。同时，明清档案的主要编纂机构发生了一些变化，国家图书馆（全国图书缩微复制中心）异军突起，成为这一时期的编纂主力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作为编纂明清档案的中坚力量，不仅仅单独进行编纂，还和其他机构部门联合编纂出版了大量的出版物；各地方的档案馆、图书馆也都进行了一定的明清档案汇编出版工作（见表4）。

新世纪的明清档案编纂工作对比之前而言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1.成果数量再翻番。进入新时期以来，出版了三百多部明清档案汇编，超过了建国后1949年到2000年五十年间我国出版的明清档案汇编成果总和。在不到二十年时间里达到如此数量，得益于前期各档案馆对明清档案史料的挖掘和整理工作，并不断地完善著录信息，更新了检索设备和检索条件，缩短了原本耗时最久的史料收集、筛选工作时间。另外，出版方式的更新，缩短了校对、出版时间，也使得明清档案编纂成果短时间内增多变为可能。

2.编纂机构增多。新世纪参与明清档案编纂的机构不局限于一史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辽宁省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天津市档案馆等大量保管明清档案的机构，还有一些县市级档案馆、社科院、高校甚至学者个人，较重启时期主体更多，主体涉及范围也更广。如《郑观应档案名人手札》就是利用上海市图书馆所藏的有关郑观应的档案史料编纂出版的，包含了郑观应与数位社会名人之间的117件往返信札，反映了郑观应的个人特色和清末社会状态。

这一时期编纂机构中，国家图书馆（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在对馆藏古旧文獻等进行缩微复制抢救的同时，还发掘其馆藏明清档案史料，进行了大量的明清档案文献缩微出版工作，从2004年起陆续出版了74部明清档案汇编成果，成为这一时期除一史馆外最为重要的编纂机构。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明清档案汇编的时间并不长，主要集中在新时期以来的十六七年间，其汇编成果有自己的特色。一是成果全部为影印件，这由其成立初衷及工作方式、工作设备所决定。二是并未对选辑的史料进行深入加工，仅进行了排序编目工作，未标点分段及校勘。三是成果出版时间短、效率高，直接影印史料原件，缩短了精细加工时间，短时间内将大量史料公布出版。如《国家图书馆藏清代税收税务档案史料汇编》是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的最大型的专题档案汇编，共63册，选编了国家图书馆收藏的150余件清代有关税收方面的史料，内容涉及田赋、差徭、盐务、烟酒等多方面，为研究清代的税收情况提供了重要详实的资料。

这一时期汇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档案馆与其他机构间的合作增多。这种参与合作体现为保管档案史料的共享共用和编纂工作人员的合作。单纯一个档案馆保管的明清档案未必全面，而且其他保管单位中也会有涉及汇编选题的史料，相互沟通合作共享才能更好更全面地汇集史料。另外，档案史料存在的各种问题也需要机构之间的合作，“由于不同载体和书写材料的耐久性特征，可能存在字迹剥蚀、模糊不清等情况。内容方面，许多档案信息在历史的变迁中，存在着歪曲、隐晦、片面、相互矛盾等情况，个别档案在保存过程中，经过了篡改、涂抹、覆盖等，直接对其利用，对利用者的知识背景、文化素质有较高的要求”[8]156。这也决定了明清档案编纂工作需要不同机构的各专业人员参与。“通过科研项目的方式与高校的相关专家学者合作，利用高校充足的人力资源和科研能力，深入挖掘馆藏档案，联合出版研究性著作。”[9]26如扬州市档案局与一史馆合作编纂的《清宫扬州御档选编》，就是利用一史馆清宫御档及文献中有关扬州的档案汇编而成的，反映清代扬州的社会发展。再如《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利用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和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的语言优势和地方史学研究特色，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作出版。

3.史料内容扩充。新时期的明清档案编纂成果包含范围更广，延续了重启时期对史料内容的扩展。随着新的明清档案被不断发掘，也形成了新的专题档案汇编，编纂内容外延有了很大延伸，有区域类汇编、人物类汇编、科技类汇编、专题类汇编等。如契约文书的整理和发现，形成了《清代至民国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土地契约》《清代浙东契约文书辑选》等反映明清时期买卖、合同、法律等情况的档案汇编[10]123；巴县政府档案的发现，形成了《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等反映清朝地方政权的档案汇编；龙泉市档案馆馆藏地方法院档案的发现，形成了《龙泉司法档案选编 第一辑 晚清时期》等反映我国司法史、社会史、法律史演变的档案汇编。随着档案史料的不断发掘和对史料内容的深入探索，参与编纂工作的专业人员也不再局限于档案馆工作人员，“与其他机关部门，特别是文化单位合作开发档案成果，可以互通有无，用更广的视角看待历史，超越档案的局限性，避免坐井观天。与编研的专题内容涉及的单位合作开发，可以降低开发成本，或者有更充足的资金开发更精致、更有价值的作品”[11]26。

从成果内容涉及的区域范围来看，不仅包含全国范围内的各个地区，甚至包含国外的某些区域。其中一些外交史料，涉及范围还辐射到周边乃至世界其他国家。如《中英鸦片贸易资料选译》翻译了英国政府提交议会两院的关于中英鸦片贸易的函件、报告、备忘录等外交资料。同样是英国蓝皮书的翻译件，《中英鸦片贸易资料选译》在内容编排上按专题和时间排序，相较于《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更容易查找和理解利用。又如《德语文献中晚清的北京》（艾林波、巴兰德等著，王维江、吕澍辑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和《另眼相看——晚清德语文献中的上海》（王维江、吕澍辑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也是翻译了不同人物对晚清时期北京和上海的相关记录，将晚清社会动荡变革的过程从另一角度体现出来。该书在阅读体验上较其他传统档案汇编更为良好，一改档案汇编严肃刻板的语言风格，将史料融入日常描写，也使该书的读者从史学家扩展到普通大众，是档案编纂的一次成功尝试。

4.新型出版形式出现。新时期编纂成果出版形式不再局限于书籍，甚至不再局限于纸张，在原有缩微文件、光盘形式基础上，又增加了电子文件、数据库等多种形式汇编成果。在明清档案数据库建设方面，台湾地区先于大陆，于重启时期即开始数据库建设，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随着技术的更新，两岸齐头并进，或联合科技企业公司，或利用共享资源，完成了多部明清档案数据库建设。这些数据库也是由目录检索到文件检索到原图检索的形式发展完善。《清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档折件全文影像资料库》是台湾故宫博物院建设的较齐全的明清档案数据库，可实现全文影像搜索，是目录级检索数据库的更新升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12]21合作建设的《书同文明清数据库》是现在的明清档案数据库中做得最为成功的一个，可以实现档案全文图像与文本检索、对比，更有放大镜、字典、自带输入法等人性化服务，符合明清档案的特点。还有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即将于2018年出版的《明清档案库》，将收录汇辑海峡两岸有关部门陆续公布的明清官私档案，利用其独有的数字再造技术，实现图文对照全文检索[13]。

数据库的形式，解决了传统档案汇编成果发行数量少、发行范围有局限的问题，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对于这种大型的数据库，其购买者多是高校、科研院所等研究機构。而对于台湾地区的数据库，大部分会受到访问限制，相信随着信息的更加开放，这种局面会被打破。同时，局域网数据库也带来了一些限制，如盛宣怀档案“数据库的开放仅限于上海图书馆局域网，无法使海内外研究者更便捷地利用到盛档”[14]97。

五、未来明清档案编纂工作展望

1.利用大数据确定汇编选题方向。社会需求多种多样、时时变化，因此要以社会为大背景，及时掌握公众关注的问题，并结合本馆馆藏资源选择汇编选题方向。在大数据时代，社会需求的获取可以通过数据挖掘来实现，通过“关注互联网提供的互动沟通方式和途径，了解公众的社会需求焦点，听取他们对已有编纂成果的客观评价，建立公众需求数据库，从而确定新的编纂选题方向”[15]31。档案编纂人员应“参加一些听证会、交流会，深入了解各种思潮，关注国内外新闻大事，从而更有效地了解社会热点，了解大众思潮和关注焦点以及各学科发展最新动态，从而确定适合当前阶段的选题类型和方向”[16]22。

2.利用数据库推动编纂高效进行。建立明清档案数据库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不仅需要将馆藏档案史料翻拍转录，还要实现全文数字化检索。虽然前期工程量巨大，但在档案编研及开发利用中都会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电子编辑软件可以对电子文档进行数字化的加工和处理，代替人工完成，提高工作效率，减轻工作强度；系统可按照预先设计的相关条件和标准，如资料收集的途径和方式、查全率和查准率、入选材料的数量、比率等进行资料的自动检索；也可根据预先设计的选材标准，如材料的归档时间、主题内容、时间段限、地区范围、形成机构等自动进行材料的初选和审核；系统可自动生成选材著录卡片，对每一份入选档案的处理情况进行记录；排版制作模块可为档案汇编的排版制作提供规范模式，辅助编纂人员进行版面设计、处理插图等，也可最后对已排的版面进行再次审定和校对。”[17]224

3.改进史料注释方式，方便读者参考。现在出版的明清档案汇编出版物经历了由文字转录到原文影印的变化，其中少量成果还会增加注释以帮助读者理解史料中人名和主要内容等信息。在未来实现全部明清档案数字化的背景下，原文影印附加文字转录及附文注释变得更加容易实现，也更能方便读者理解史料内容，扩展成果影响范围。

4.利用VPN技术实现多机构网络合作编纂。明清档案距今已有过百年的时间，开放及公布明清档案不仅可通过传统方式进行，还可利用内部数据库或局域网、VPN技术，实现跨部门、跨单位间合作编纂明清档案，共享人力及智慧，加快编纂周期。“在形式上，不是编研部门独家，而是与馆内、馆外多家合作，优势互补，实现科学的课题组合。”[18]003更有学者认为，“档案馆在人力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聘请已退休、有相应能力的人员进行基础编纂工作，聘请正着手开展专题研究的文史专家对档案进行深度开发，都是档案价值的显现。馆藏历史档案较为丰富的部分全宗，一般是涉及本地区历史上有影响力的文化概念，这些文化概念在本地区同样有相应的研究团体，其成员中不乏有兴趣、有能力的退休人员。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可以减少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产出能够代表本地区的精品丛书”[9]26。

5.扩展宣传途径，扩大明清档案影响。若想让明清档案更深入走进公众视野，需要将受众扩展到社会各阶层，而不是仅限于读者。而满足社会更多受众的要求就不能将明清档案汇编局限在汇编书籍成果中，要思考和开发新的更吸引人的方式。有学者提出“档案编研不仅仅包括纸质书籍的出版，同时还包括拍摄电视节目、纪录片、故事片，开发历史游戏、微博发布、微信推送等等。把馆藏档案作为源头，档案馆与电视台合作，制作电视节目，亦可开发历史游戏，引导青少年认识真实的历史。当今社会，公众对休闲文化需求非常强烈，且希望档案部门能更多地将编研资料数字化、网络化，以便更好地提供利用”[19]34。

随着汇编成果的影响越来越大，明清档案编纂工作也将会有更大的发展。只有制定相应的规范标准，才能让更多的社会机构参与其中，才能更精准地把握市场需求，出版更多更优质的明清档案编纂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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