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在一个学术领域攀登到高峰已很艰难，而郑易里在他传奇的一生中，攀登了多个高峰。上世纪30年代，他就审校出版了马克思名著《资本论》；40年代主编了享誉海内外的《英华大辞典》；经过半个世纪的殚精竭虑，他又成功地解决了全部汉字的快速输入问题，实现了古老汉字和当今信息技术的完美结合，为中华文化的弘扬起到了巨大作用。这些杰出成就的功德，将是持久的，无限的……
郑易里（1906—2003）出生在云南玉溪县郑井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从昆明中学毕业后，在当时农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下，他远赴北京修习农科，次年去日本东京农业大学留学，结识了许多在日本留学的民主进步人士。1928年，日寇制造了“济南惨案”，这些留日的爱国学生愤而退学返国，参加抗日救国运动。这一年，郑易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担任云南省委书记王德三的秘书，积极从事组织发展活动。后来，省委上层有人叛变，他预先得到消息，在云南火脚大王浦家躲了半年之后，只身徒步到了上海，开始从事出版革命理论书籍，以唤醒民众的事业。
建国后，他曾长期任全国政协委员，是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创始人之一、中国农科院研究员。他曾先后荣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国科技信息优秀成果一等奖、北京国际发明大奖、日内瓦国际发明金奖、北京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世界华人发明大奖等。
传播革命火种
——审校出版《资本论》
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窃火拯救了人类，在鲁迅的笔下，译介马克思主义理论被比喻为“窃火”，这也成了传播马列主义的代名词。
1936年初，郑易里、艾思奇（著名哲学家，建国后任中央党校副校长）、黄洛峰（著名出版家，建国后第一任国家出版局局长）和当时文化界的著名进步人士李公朴、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等一起，为了实现“唤起民众”、“文化救国”的理想，在上海创办了读书生活出版社。
之后不久，李公朴等七君子被蒋介石抓到苏州关押起来，读书生活出版社被查禁。在此情况下，艾思奇找郑易里、黄洛峰商量，组成出版社新的领导班子，郑易里任董事长，艾思奇任总编辑，黄洛峰任总经理。新组成的领导班子拟订的第一个出版计划就是出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为解决出版社在经济上的困难，郑易里从在云南经商的哥哥那里首期借出了3000银元，使出版社又运作了起来。后来的几年间，陆续借资竟达6万多银元，维持了出版社的生存和发展。
当时，艾思奇从苏联大百科全书中选出有关著作与郑易里合译，他们仅用8个月时间就译完了全部20万字的《辩证唯物论》。为冲破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他们将《辩证唯物论》的中译名改为《新哲学大纲》，于1936年出版，以后连印14版，颇为畅销。郑易里亦因此成为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的先驱。
继而，他们又大胆设想：能不能出版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的全译本？
这项工作谈何容易！原著内容艰深，且工作量巨大。由谁来啃这块硬骨头？他们打听到了一个叫郭大力的人。郭大力早在1928年就因翻译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几本古典经济学巨著而受到出版商的欢迎，但当他提出要全译马克思巨著《资本论》时，因风险太大，没有出版商敢于应承。在当时恶劣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之下，读书生活出版社开始了和郭大力的合作。
没有经费，郑易里只好又向在昆明经商的二哥郑一斋借款。可《资本论》第一卷刚刚译好，日本侵华的战火就烧到了上海。总经理黄洛峰为了保存出版力量，带着出版社的年轻同志，将大部分家业转移到了汉口。艾思奇去了延安，郑易里留守上海，而郭大力则回到老家赣州乡下继续翻译。
郭大力在老家每译完一部分，便誊抄在航空信纸上，寄往汉口。黄洛峰看后，又寄给上海的郑易里。
后来武汉也告急，黄洛峰又将书店迁到重庆，郭大力就把译稿直接寄到上海，交由郑易里审阅。郑易里在上海一边整理译稿，一边进行校核。第一卷他还请章汉夫校核过。
中华民族的命运激励着爱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他们不仅没有受到政局的影响，反而夜以继日地加快了工作进度。看到即将完成的一大堆稿件，郑易里又高兴又发愁。能不能排版？如何付印？钱又成了问题。而且，上海沦为“孤岛”之后，社会政治情况十分复杂，出版《资本论》中文版，要担坐牢的风险，郑易里跑了许多印刷厂，都遭到了拒绝。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某小印刷厂业务清淡，赶紧前去劝说，好不容易才说动对方答应承印这本书。1938年4月，《资本论》终于开始排版。郑易里把郭大力由老家赣州请回上海，他们争分夺秒，大热天汗流浃背地在印刷厂看校样，打纸型。秋天，第一批3000套《资本论》成功印出。他们犹如看到一堆火种，即将撒播向全中国，每个人的眉宇间都闪烁着欣喜的光彩。
但接下来事情并不顺利，20大箱书刚刚运到广州，就因广州的沦陷而全部失踪了。其后他们只好陆续经广州湾把少量书转运到内地，然后再通过苏北新四军辗转运到东北。在上海，《资本论》出版的消息不胫而走，除了预订者前来取书之外，另有不少人前来购买。宋庆龄也托人来买。一次，郑易里问一位前来买书的医生，“你们医生也看这种书？”那人风趣地说，“鲁迅不就是学医的吗？”还有一位着长衫的先生，看上去像一位前朝人物，也来买《资本论》。郑易里后来才知道，这位先生就是鲁迅的弟弟周建人。
读书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接到《资本论》后，像过节一样欢欣鼓舞。门市部的新书台上铺起了红布，上面一排崭新的精装本《资本论》。从早到晚，读者川流不息。第一批送往延安的《资本论》，是经桂林分社的同志们连夜打包装箱，由八路军办事处设法运走的。
1939年春天，越南的港口城市海防，法国殖民当局的海关检查站扣下了一只装满纸片的特大皮箱，皮箱的主人正是郑易里。他亲自将《资本论》的纸型从上海带到了香港，又由香港带到海防，想不到在海防遇到了麻烦。幸亏碰上了留法多年的老朋友乔丕成，乔用极其纯熟的法语为他交涉，才使他无事通过。
接着，郑易里又带着大皮箱，乘滇越铁路的窄轨火车到了昆明。这金马碧鸡的故乡是他在上海日夜思念的地方，但由于身负重任，他只与哥哥郑一斋匆匆见了一面，便接着上路。这位为出版革命书籍出资7万多银元，却不思回报的哥哥亲自送郑易里上了长途汽车。
到了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总经理黄洛峰兴奋地对郑易里说：“你到重庆来，周副主席都知道了，他亲自过问在重庆印刷《资本论》的事情呢。这是一件大事啊！”听到这鼓舞人心的话，郑易里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他们又立即在重庆联系印刷。由于这里条件不如上海，他们只好用土纸印了一批内地版《资本论》。
为出版《资本论》，郑易里付出了极多的心血。在第一版的《译后跋》中，郭大力写到：“最后，我们应当感谢郑易里先生，他不仅是这译本出版的促成者和执行者，而且曾细密为这个译本担任校正的工作。”
有关《资本论》还有个小插曲。1947年2月，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了一则征订《资本论》的广告。这则广告掀起了轩然大波，蒋介石为此大发雷霆。国民党头号官报的“反共失察”一时成为笑谈。而这正是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的黄洛峰和南京正风出版社创办人陈汝言的杰作。
建国后的1950年，郑易里又在上海独自翻译出版了《资本论的文学构造》和恩格斯的经典之作《自然辩证法》，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除了具有极高的外语水平之外，郑易里在哲学和文学领域也都有很高的造诣，这才使得他能够胜任这些大部头的世界哲学经典名著的翻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