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比较优势战略”对“赶超战略”的否定在逻辑上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全盘否定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实行“赶超战略”的效果；二是容易导致对后进国家所实施的“后发优势战略”的否定。“比较优势战略”所确定的新旧国际分工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危害性，其实质是要维护既定的国际经济格局，使不发达国家相比发达国家总是处于低层次比较优势状态。全盘否定比较优势理论的合理内核并不可取，但随着经济转型进人攻坚阶段，僵化地、教条地坚持“比较优势战略”可能危害中国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政府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自己的教条主义，尽快转变发展战略。
关键词：关键词：比较优势战略；赶超战略；新旧国际分工；解放思想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8)08—0026—05
一、“比较优势战略”对“赶超战略”的错误否定
“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提出者，是将其与“赶超战略”对立并举进行论证的，这样一种论证方法的前提，是将“赶超战略”界定为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实施的重工业化战略。这种逻辑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对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实行的“赶超战略”的全盘否定。对于大多处于工业化初期、从殖民地或附属国转化而来的发展中国家，民族工业脆弱而缺少竞争力，其发展必须依赖国家的保护和政府的计划管理，因而在一定时期内采取内向型发展路线是必要的。事实证明，凡是较为成功的出口导向工业化，先前或同时总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进口替代。但由于内向型的“进口替代”涉及产业保护，导致大量的寻租行为，同时由于回避了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必然导致企业的低效率状态，现实也证明适时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的一些亚洲国家，取得了后来居上的成功，而长期坚持“进口替代”的许多拉美国家，则陷入了经济停滞的境地。依据一种政策实行时间的长短而导致不同的政策后果，来判断政策本身的正确或错误，会产生有失偏颇、甚至错误和有害的观点。虽然一种政策一旦推行，它得以维持的时间长短有其客观必然性，不能完全由主观决定，但据此就完全否认政府具有根据现实情况的改变而适时转变政策方向的主观能动性，也是不正确的。
上述逻辑的第二个错误是通过对“赶超战略”的人为界定和否定，容易导致对后进国家利用“后发优势”进行“经济赶超”的否定。正是以这样一种思路，通过比较20世纪70年代后我国台湾省“代工”模式和韩国的自主品牌发展模式的优劣，将原因归结为“比较优势战略”的成功和“赶超战略”的失败，显然犯了目光短浅的错误。相比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的“比较优势理论”，“后发优势热”持续的时间较短、强度也小得多，甚至响起了“后发优势不存在”这样的声音。后发优势是由于发展失衡而引起的，作为一种潜在优势，其存在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之所以有“后发优势不存在”这样的声音，反映了将潜在的后发优势转化为现实力量的艰难性。不同于“比较优势战略”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一国经济结构就能自然而然实现升级；“后发优势战略”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犹如逆水行舟，需要掌舵人凭借智慧、努力和勇气在逆流中把握方向。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处于总体不利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必须以追赶为目标，才能逆流而上渡过险滩，实现自主发展，这必须以正确的理论为指导，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错误理论就像错误的地图，经常会误导人们走入歧途”，教条主义地固守不适合的发展战略不可能实现追赶目标，甘于落后更将带来恶果，落后者最终将沦为发达国家的附庸。“赶超”与“反赶超”是一场博奕，尽管游戏规则的制定非常遗憾地带有强烈的“霸权主义”色彩，但后来者并非只能听天由命、无可作为。不像“比较优势理论”所认为的，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技术选择与相关政策措施的效益，决定于该国的资源禀赋结构，而不取决于人们的决心和理想；“后发优势理论”强调，“精神”、“意识形态”等智力因素在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存在很大的不同，落后国家强烈的赶超意识有可能形成全民族的合力，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鉴于国内旷日持久的关于“比较优势战略”和“赶超战略”的争论，并没有如人们所愿的那样：通过讨论，厘清是非，达到真理的彼岸，本文暂不展开关于“后发优势理论”的研究，而是针对“比较优势战略理论”未尽的问题进行一些必要的讨论。
二、“比较优势战略”所确定的新旧国际分工对发展中国家的危害
“比较优势战略”的理论渊源是亚当，斯密首创的绝对优势理论，经历了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和俄林的新古典要素禀赋论。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不同国家生产不同产品存在劳动生产率或成本的差异，各国应分工生产本国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各个国家按照比较利益原则加入国际分工，从而形成对外贸易的比较利益结构。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丰富，发达国家资本和技术资源丰富，据此形成的贸易格局是：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自然资源密集和劳动密集型产品。
然而，同样是自然资源丰裕的中东产油国和美国，OPEC国家根据本国的比较优势，从事大规模原油开采活动，而美国将资本输出去开采别国石油，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实施“战略石油储备”方案，尽管美国是世界上已探明石油储量最多的国家之一，是继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之后的世界第三大产油国，但美国超过一半以上的石油需求依靠从海外进口，并计划进一步提高进口比重，对本国已开采出的和已探明的石油则采取“储而不用”或“只探不采”的策略。中东产油富国则专业化于发挥自然资源比较优势，虽然从石油出口上获得大量外汇，但石油收入所支撑的经济繁荣，并不能掩盖这些国家经济结构的畸形和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性：中东产油国家的工业化实际上指石油下游部门以及与石油有关的工业部门的建设，石油生产部门虽然得到了高度现代化的发展，但其他工业部门往往没有得到适度发展，而石油工业本身在技术、装备、熟练工人与半熟练工人方面都需依赖从外国进口，缺乏自我更新能力，造成进口技术装备一设备折旧_重新进口的恶性循环。由于专业化于自然资源的开采这样的“低质量活动”，尽管他们在石油开采中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实现了高效率，但也由此造成石油工业的依赖性和非石油工业体系的落后和缺乏，国家“富而不强”，在政治上仍然无法摆脱强权国家的任意干涉。
历史上在一些国家还曾发生过由于发现丰富的自然资源，反而阻碍制造业发展的典型事例，这一现象最早在荷兰出现，“荷兰病”由此而得名。之所以存在这些反常现象，主要原因是由于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倾向于使经济发展通过简单地利用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获得可观但短暂的静态利益而离开长远发展的制造业部门。尽管如此，并不意味着自然资源的贫乏有利于经济发展，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无疑是一个国家的幸事，中东的富足与非洲的贫困形成鲜明对比。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应避免由于利用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反而阻碍工业化的进展；而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也并非一定陷入贫困，中东国家中具有较强对比性的
一个案例是以色列，以色列的自然资源十分贫乏，是石油输入国，但由于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源，而且政府实施了分阶段、有重点发展工业化的战略，其工业化不仅速度快，而且从一开始就具有出口倾向，特别是以色列政府将发展高技术工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政府花在科技开发和发展方面的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以上，达到了先进工业化国家的水平，这使得自然资源贫乏的以色列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结构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与石油资源丰富的其他中东国家所形成的石油工业孤立发展、缺乏与之配套的多部门协调的工业体系形成鲜明对照。同样，日本由于自然资源极度缺乏，摆脱了依赖自然资源比较优势而陷入“贫困化陷阱”的危险，利用其作为工业化的后起国所拥有的后发优势，日本比欧美等国在大为缩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工业化。
与旧国际分工格局中发达世界专注于制造业、不发达世界专注于初级产业形成对照，新国际分工指的是前者专注于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或产业环节，后者专注于劳动密集产业，二者依据的都是比较优势理论。从本质上看，新旧国际分工都是要维护既定的国际经济格局，使不发达国家相比发达国家总是处于低层次比较优势状态。这也正是中国版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核心内容，认为只要采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必然要求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要素禀赋的价格就不会发生扭曲，按照利润最大化进行生产的企业将选择低成本要素进行生产，因而就能实现最大的资本剩余，这样企业就具有了“自生能力”，不需要政府的扶持和补贴；对于劳动力充裕的穷国，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增加就业，改善穷人收入；对如何成为一个明智政府的建议则是一种颇为模糊的表述：“顺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为市场提供服务；同西方版的比较优势理论一样，相信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一国的要素禀赋能够“自然而然”地实现升级。
上述推理犯了如下错误：将“生产”和“销售”概念混为一谈，认为只要以最低成本生产出来，就一定能实现最大利润。然而，以较低成本生产出来的产品，即使具有价格竞争力，却往往不具有非价格竞争力，对于越来越挑剔的国内和国际市场的消费者，这种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质量、设计、品位等各方面可能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更何况，许多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技术是可变的，发达国家广泛应用自动化技术，能大幅节约劳动力，降低劳动力成本，从而抵消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价格方面的优势。这些资本密集型产品同时结合了更多的技术含量，拥有更强的非价格竞争优势，这将使发展中国家的同类产品生产企业根本无法实现预期的最大利润，更难以奢谈所谓企业的“自生能力”。现实情况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按照“比较优势战略”发展起来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所需要的只是流水线上的操作工人，而知识和技术含量较高的技术开发、产品设计等岗位很少。一方面，劳动者很难找到高技能、高收入的工作，这迫使部分居民从主观上不愿接受高等教育；另一方面，企业的利润来源也主要是依靠压低劳动者工资，低工资导致劳动者及其子女根本无力接受现代教育，劳动者的低素质又迫使企业只能通过利用廉价劳动力、甚至拼命压低劳动成本、依靠低价策略寻求生存空间。因此，如果放弃在政府的适度保护下自主选择发展“恰当的产业”，通过选择高质量、高技能，具有高“学习效应”的生产活动，通过“干中学”在生产和经营活动中不断积累人力资本，就只能被锁定在低工资、低技能的比较优势状态之中，这是造成近年来“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同时存在的奇怪现象的根源。虽然在经济追赶的初期阶段，“低工资战略”是合适的，它与后发国家的基本国情相符，但是，如果长期坚持这样一种战略，将与追赶型国家强国富民的奋斗目标背道而驰，那些“提高穷人的收人，改善收入分配”，以及“实现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自然提升”的宣传，就只能成为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
“比较优势战略”所要求的要素禀赋价格信号不能扭曲，通过价格信号能正确反映一国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内在机制，实质上是要实行“零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价格、利率、汇率全面自由化，从而为外资进入提供最便利的自由，以GDP考核政府政绩的体系，使各级地方政府有动力不惜以压低工人工资和各种“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措施吸引外资。但中国境内规模巨大的外资主体是寻找廉价劳动力的直接投资，众多外资企业只是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一个加工厂，技术、品牌与销售渠道均掌握在外国母公司手中，幻想以“市场换技术”的引资策略的结果是中国市场被大块出让，而中方获得的技术转让却少得可怜。雪上加霜的是，外企利用政策优惠大量吸纳中国本土优秀人才，使得内资企业的技术劣势更为明显。将本国境内外企创造的产值计算在内的GDP核算体系极易产生政策误导——不计代价地引进外资；把跨国公司控制下的生产看作是中国产业结构的改善与技术进步的错误认识，极易忽略中外正在扩大的技术差距。在中国制造业份额、引资规模以及GDP迅速增长的表面繁荣下，中国企业不过是外资的一个低级打工者，只能赚取微薄的加工费，相比自主品牌的“创新型增长”，这种类似台湾省的“代工”模式使中国大陆有可能变成发达国家的新“制造业殖民地”。成功的利用外资政策，是将从国外引进的高技术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结合。新加坡在70年代经济还很落后，现代制造业部门很少，现在新加坡已加入发达国家行列，其成功发展的一个经验就是，引进高技术产业利用本国在当时还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而不是利用国外资金来发展自己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此可见，一个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不可能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自发完成，而有赖于政策的引导和适度干预，那种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在每个发展阶段都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就能够“自然而然”地实现升级，不过是一种人真的幻想而已。
三、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教条主义
“在对更富裕国家进行赶超的所有成功战略中，一个共同的要素就是这样一种信念：除非一个国家在“恰当的”经济活动中创造了比较优势(尤其要指出的是，这种优势指的是基于技能的优势，而不是基于资源的优势——笔者注)，否则，她是不需要自由贸易的。赖纳特所说的“恰当的产业”，可以形象地以举例的方式进行解释：“日本要达到她目前的地位，就不能靠生产廉价衬衣，而要靠生产便宜的汽车和电子设备。”亚洲四小在劳动力密集阶段的经验是，尽管出口的产品是劳动密集型的，但是这些产品包含了更多的新技术含量。古巴的烟草和蔗糖同为劳动密集型的农作物，但烟草造就了中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而蔗糖却产生了奴隶主和奴隶两大阶级。原因很简单，烟草的种植和采摘需要专门的技能，是一种智力劳动密集产业，而蔗糖只需砍伐时的蛮力，是一种简单劳动密集产业。高尔夫球生产率最高的国家在美国等工业国，工人工资为平均每小时9美元；而棒球生产效率最高的国家是海地，工人平均每天工作10小时，每小时工资为30美分。两个工人群体处于同一产业并且生产效率均居世界领先水平，但他们的工资比率却大约为30：1。这是由于依靠手工缝制的棒球生产不存在“学习效应”，海地专业化于棒球的生产，结果日益强化了自己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在贫穷和愚昧中从事低技能产品的专业化生产。正如
埃里克.S.赖纳特、阿诺，曼，达斯特所指出的：“由于经济活动在质上是不同的，所以，在知识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国家之间进行没有限制的自由贸易，将导致那些低于某种知识门槛的国家产生明显的福利损失”。
实施“比较优势战略”所要求的所谓“顺国民经济发展方向”的“明智的”政府，其实质是要政府推行“零干预”的自由放任政策，这正是当今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推荐的“好”政策。从渊源上看，这种主张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而从经济发展史来看，几乎今天所有的富裕国家在他们通往富裕的过程中都是反其道而行之，大量使用了关税保护和补贴来发展本国的工业，最典型的莫过于英美两国的言行不一。英国在成为“世界工厂”前，在当时最为先进的产业——纺织业上远远落后于中国和印度，如果按照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来发展，英国应该发展葡萄种植或畜牧业，但在1721年的贸易政策改革到大约1860年采行自由贸易政策之间，英国使用了非常“具有操纵性的”(djrigiste)高关税壁垒和行政措施，大力发展纺织业和机械工业，这些政策与其后来鼓吹的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体制完全相反。“用19世纪的李斯特对英国指责的话来说，现在的工业化国家‘正在撤掉’工业化后来者在发展上逐步攀高的‘梯子”。而美国在其迅速赶超英国的南北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了世界上保护最严重的国家。当时美国人坚决反对亚当·斯密和萨伊等著名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发展农业的建议，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英国是通过保护和补贴达到领先地位的。当美国在二战后达到领先地位时，它也开始通过向欠发达国家推销自由贸易主张并迫使他们实施，从而达到“踢掉梯子”的目的。
工业化国家在制定规则时所表现出来的“二元主义”由来已久，这种“二元主义”表现为对内执行一套政策，对外则鼓吹另一套理论，它从经济学家难以自控的“精神分裂症”演变为自觉的“机会主义无知”。前者的典型如自由贸易之父——亚当，斯密对英国具有保护主义特点的《航海条例》的赞成；后者的典型是“华盛顿共识”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结构主义调整计划，其“制造业不重要”的论调导致那些执行了该计划的国家发生了完全的“脱工业化”现象。强国的“二元主义”使当今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诸如保护幼稚工业、出口补贴等工业和贸易政策被WTO贴上了“坏政策”的标签，在双边和多边的外部压力下，常常不得不接受发达国家开出的自由主义药方。张夏准博士认为发达国家这样做的原因，是打着推荐‘好’的政策和制度的幌子，让发展中国家不能运用那些他们自己在早期为了发展经济而使用过的政策和制度。他委婉地批评这种“踢开梯子”的不怀好意行为也许不过是一些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和学者的误导，“他们自己的国家通过自由贸易和其他一些自由放任的政策得到好处，他们也想让发展中国家从同样的政策中获利。但是，这些对发展中国家没有好处。”对此，张博士发出警告：“事实上，这甚至比基于赤裸裸的民族利益之上的‘踢开梯子’更危险，因为自以为是比利己主义更难对付”，可以想象，尤其难以对付的，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学者的自以为是。自我否定是需要勇气的，难能可贵的是，我们终于听到了这样的声音：“突破别人的教条主义已经不易，突破自己的教条主义更难。解放了的思想往往又反过来束缚进一步的解放思想。任何具体的理论都不是绝对真理，都有其成立的特定条件。在一定条件下成立的结论，随着环境和约束条件的变化，很可能不再成立；任何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都依赖于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约束条件；任何成功的经验，在时移势易时如果不进行调整，就很有可能反过来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制定国内政策时，不仅需要在各种貌似合理的政策建议中进行甄别和选择，而且还面临着与国际规则可能发生冲突的挑战。正如黄金规则所示——握有黄金的人制定规则，但是，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中不掌握话语权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并非只能完全被动地按照发达国家政府所制定的规则行事，相反，作为主权国家的政府，有充分的自由按照自己的意愿制定符合本国利益的政策和规则，而这需要的不仅是勇气、魄力，更需要智慧和胆识，能够从用花言巧语所修饰的表面现象中看到事物的本质。“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不管其理论渊源有多久远，逻辑推演有多严密，或是显现的“理论美”有多纯粹，都不能成为发展中国家选择发展战略的根据。
诚然，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被称为“中国奇迹”，不可否认，“比较优势战略”的采用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全盘否定比较优势理论的合理内核并不可取，大部分对于“比较优势战略”持不同意见者，也并不是要“将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而是基于对过分强调比较优势理论合理的一面，僵化地、教条地坚持“比较优势战略”可能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所导致的危害，具有一种无法消除的忧虑。正如林毅夫教授所言：“今天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这是思想解放的硕果。然而，放弃了推动作为一个快速发展和转型中国家的政府在经济转型和市场机制建设中应有职能的发挥和不断完善，就有可能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所以，我们今天也需要以解放思想的态度来重新审视政府、市场和其他组织的作用和发展的问题”。在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的快速增长后，在越来越深地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中，经济转型和市场机制建设已开始进入攻坚时期，需要“职能尚未完善的”政府发挥远远超过“守夜人”的作用，挑战越严峻越是无法通过回避而获胜，这首当其冲地要求国家发展战略的尽快转变，“若无远虑，必有近忧”，及时有效地扭转发展战略，是关系到中国经济前途命运的重大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