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嘉墀中等身材，脸瘦肩窄，还戴着一副眼镜，一身书卷气。夫人说，“他是个三句话并作两句说的人”。女儿说：“我大伯是在上海当过中学校长的人，口才很好，可他们兄弟二人相聚时，连一句话都不说，真是奇怪。”
也许，用沉默来交流手足之情，是一种最高境界。
杨嘉墀处事低调，又不善言词，在媒体上很少露面。但“大直若讷，大巧若拙”，杨嘉墀就是一位具大直、藏大巧的人。有他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为证，有我国的卫星和飞船为证，有“863”高科技计划的累累硕果为证。
1956年冬天，北风呼啸，寒彻心骨。一位中年男子，从中关村13楼的二单元推着一辆自行车出来，准备去上班。那是当时中国还不多见的26型车，比较矮，正适合车主那不高的身材。他不像一般人上车那样，一只脚先踏在踏板上，另一只脚点地滑行一段后，再来个“张飞片马”，抬腿上车。而是先跨上车，再驱车前行，没有那个滑行过程。
有人看到了，就问：“这是谁？看来他的‘驾龄’不长，车技不高，不然不会这样上车。”
别人回答道：“这是杨嘉墀先生。从美国回来的，现在是自动化所的室主任。他的腰腿不好，才这样上车的。”
“啊，他就是杨先生啊！听说他在美国可是有汽车的，现在要顶着大北风骑自行车上班，他图个什么？”
可不是，杨嘉墀要是留在美国，不仅不用顶着冬天的寒风上班，而且有非常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他是上海交大的高材生，后来在西南联大电机系当过助教。1947年，他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并且留校任助教。后来他又在麻省光电公司、洛克菲勒研究所任职。在美国，他曾经试制成功生物医学用的模拟计算机。他发明的快速自动吸收记录光谱仪，曾经获得过专利，被称为“杨氏仪器”，并且留下过一段有趣的故事……
他有才貌双全的妻子和美丽的女儿，聪颖的儿子，如果留在美国，无论是个人的前程，家庭的安逸，生活的优越，哪一样也不会成问题。但是，他和家人一起选择了回国。1956年，被科学家们称为是“科学的春天”。因为就在这一年，大批海外科学家受到党中央“向科学进军”口号的鼓舞，挈妇将雏，回到祖国。杨嘉墀一家就是在这年８月回国的，为此，他和夫人卖掉了汽车和钢琴，他们当然知道，中国还很穷，各方面条件都很差，但他们义无反顾。他不会讲“献身伟大祖国建设”之类激动人心的话，但他会做让人感动的事。
这一年的11月，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研究室主任。那时的自动化所正在初创阶段，没日没夜的加班、栉风沐雨的奔走，都是家常便饭。
杨嘉墀是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开拓者和见证人之一。早在1958年，为了响应毛主席“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中国科学院开始组织人造卫星的研制，称为“581”工程。杨嘉墀参加了这一工作。当时，世界上只有苏联和美国能够发射人造卫星。为了“取经”，中国科学院组成了以赵九章等人为首的考察团，到苏联去考察人造卫星。那时，苏联研制出了一种喷气客机，名为“图-104”，它和英国的“彗星”，法国的“快帆”一起，宣告了人类已经进入喷气客机时代。苏联首先将这种飞得又快又远的大飞机应用于北京至莫斯科航线上。杨嘉墀和他的同事们当然希望有机会乘坐这种“明星客机”，不仅是满足他们的好奇心，更是为了快！“多快好省”是当时最热门的口号。那时，中苏航线上，还有一种叫“伊尔14”的小型螺旋桨客机，在慢条斯理地飞，其速度不到图-104的一半，要折腾两天才能到达莫斯科。因此，代表团决定，宁可晚出发几天，也要赶那班图-104，尝尝“快”的滋味。不想，上级比他们更急，更需要快，得知此事后，立即决定，“不怕慢，就怕站”，就乘“伊尔14”，立即出发！代表团只好从命。他们在天上晃荡了两天，到了莫斯科之后，忽然得到一个惊天噩耗，他们原准备乘坐的那架最先进的图-104，竟然因为“不可抗拒的天气因素”失事，以文化部郑振铎部长为首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全体罹难。大家在为遇难同志难过之余，也为自己免于灾祸而庆幸。回国后，许多人都把这事当作惊险故事讲，可是杨嘉墀却若无其事，从没有向家人提及。直到三十年之后，别人在回忆这段往事时，仍心有余悸，他还是只字不提，好像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因为遇到三年困难时期，“581”工程不得不放慢了脚步，直到1965年，才以“651”的工程代号，加速进行。此时，杨嘉墀已经是自动化所副所长了。他不仅参加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还参加了1966年举行的“人造卫星十年研制规划”的制定，并提出了很重要的建议。不想，就在一切都在顺利进行的时候，偏偏来了一场持续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卫星的研制受到了很大冲击。“651”工程的领军者，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后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赵九章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那时，自动化所有一位叫吴宏鑫的年轻科研人员，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年轻人气盛，一心想和那些受极左思潮影响的人辩个青红皂白，水落石出，现在叫“讨个说法”。可那是个黑白颠倒的时代，哪里有理可讲？吴宏鑫为此气得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更看不进书。这时，他发现和他在一个房间里“交代问题”的竟是他所尊敬的杨嘉墀先生。杨先生这样的大科学家都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自己这点冤屈又算得了什么呢？他开始平静下来了。这时，他才发现，杨先生真是“神”了，他似乎只问天上事，不知人间愁。身处逆境，却一心琢磨着人造卫星的研制，这使吴宏鑫深受感动。杨嘉墀知道他的心事，和蔼平静地开导他：“只要你自己认为自己没有错，别的就不要去管它。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就这么轻轻的，短短的两句话，仿佛一缕清风，吹散了阴霾，吴宏鑫的眼前豁然开朗。是啊，既然自己没有错，管别人扣什么帽子，打什么棍子！从此，他就集中精力，学习杨嘉墀先生“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气度，充分利用“交代问题”的“宝贵时间”看书、研究问题，专业，修养等各方面都得到了历练。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那时，杨嘉墀正在假肢厂劳动。一些好心的工人还问他：“老杨，这人造卫星是什么人研究出来的呀？”
杨嘉墀还是没有说什么，只是听着广播中“东方红”的乐曲和新华社《新闻公报》，淡淡地笑着。一个最早献身中国卫星研制的科学家，却只能在与卫星无关的假肢厂，和普通群众一样，从广播中收听卫星发射成功的消息，这其中是乐？是苦？是辛酸？他没有对任何人讲过。多少年后人们才知道，不仅如此，就连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审查，写交代的情况，他也从没有向家人谈起过。
1975年 11 月，我国发射了第一颗返回式卫星。返回式卫星对姿态控制系统要求很高，杨嘉墀参与和领导了这个系统的研制，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切实可行的方案。卫星上天入轨都很顺利，可是意想不到的是，不到一天，星上的氮气压力突然减少了，卫星的姿态要靠氮气来控制，如果它跑了，卫星在空中就不能保持准确的姿态，也就失去了作用。如果在卫星返回时，姿态控制系统失灵，就可能在大气层中焚毁，或是飞入茫茫太空，永远回不了家。事关重大，专家和有关人员紧急商议对策。许多专家都说，“只能让卫星提前回家了。”
“是啊，为稳妥起见，还是提前返回好。起码也算部分成功。如果到时回不来，那就前功尽弃喽。我们怎么向党和人民交代？”
可也有人反对，他们经过分析后发现，要是提前返回，卫星就要落在人口稠密的河南省，那就可能毁物伤人，会造成很坏的影响。
这时，杨家墀却在一边不言不语地思考，计算……
争执的结果，主张提前返回的意见占了上风。就在提前返回的指令要发出时，杨嘉墀却不急不慌地说了声：“且慢。”
坐镇指挥的钱学森一向重视他的意见，就问他：“你有什么看法？”
“我看问题不大。”他仍是不紧不慢地述说着，“气压降低并不是氮气减少了，而是因为外层空间太冷造成的，过一段时间就会恢复正常。”
听罢此言，大家惊愕了，接着又开始新一轮争议。钱学森经过反复思考，又进一步征询专家们的意见后，毅然拍板，采纳杨嘉墀的意见，让卫星继续在天上飞。
这时，谁的压力最大？当然是杨嘉墀。虽然钱学森大包大揽地说：“一切责任由我负！”可杨嘉墀是一个只会把功劳推开，而决不会诿过的人。既然这个意见是他提出的，他就决定承担后果与责任。可是，这压力实在太大了。那些时候，他根本睡不着觉，但他不向任何人诉说，而是独坐在渭南卫星测控中心附近的小山上，用测得的卫星数据和自己计算的结果进行对照，直到卫星上的氮气气压恢复正常，他才如释千斤重负。
当杨嘉墀在火车站迎接返回式卫星发射队伍胜利归来时，钱学森又一次见到了杨嘉墀，他高兴地对杨嘉墀说：“ 老杨！你为国家立功了！”
千万不要以为少言的人冷漠，相反，杨嘉墀是一位感情丰富细腻的人。他在假肢厂劳动时，承担了一个特殊任务，为抢救国家财产而致残的青年女工王世芬配假肢。那只是一位普通的女工，和杨先生素昧平生。可是杨嘉墀却倾全力，精心为那位女工研制假肢，那股认真的劲头，和研究卫星一样。不同的是，研究卫星是高度保密的，不能向任何人说，哪怕是自己的妻女。研制假肢可没有那么多保密规定，他居然一改少言寡语的习惯，和哪怕是无关的人，也津津乐道地谈他的构想——用生物电流控制的假肢。如果不是对一位普通劳动者充满了爱心，怎么会这样投入？况且那时他仍处在逆境中。最后，他终于制作出了当时在世界上也属先进的假肢，不仅解决了王世芬的困难，而且还行销国内外。
杨嘉墀对自己的家人，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还没有那么忙的时候，常在周末带着全家一同去颐和园游玩，而且总是在下午，这是杨嘉墀精心挑选的时间。因为这时候颐和园的游人开始返回，比较清静。他可以让小船载着一家人的欢笑，在波光潋滟的昆明湖荡漾。可惜的是遇到十年动乱，加上杨嘉墀又担任了繁重的卫星研制任务，他再也没有机会享受这种融融的天伦之乐了。现在儿女们还会回忆起那段幸福愉快的时光。
1969年1月初，女儿和邻居们的孩子都要插队去了。他住的13楼2单元（当时称‘乙门’）有六户老邻居，其中有著名声学家汪德昭，著名化工冶金专家陈家镛，著名力学家，后来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郭永怀；著名化工冶金专家郭慕孙……
邻居们的关系非常好，在中关村堪称典范。可此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加上郭永怀又因飞机失事牺牲不久，大家实在想不到在这个时候应当留个影。是杨嘉墀亲自招呼邻居们出来，在13楼前为大家一一留影。他亲自按动快门，摄下了这些珍贵的照片。现在，每当看到这些照片，他的老邻居们就会想起他，并引发对他的感激与思念。
若是仅看杨嘉墀的外貌和举止，很难和“高瞻远瞩”，“远见卓识”之类的词联系起来。然而，他确实是一位非常有远见的人。
他回国时，带回不少杂七杂八的东西，有人感到很奇怪。因为那些“杂物”中，有许多他们根本就不认识，当然，认识的也有，就是一台19英寸的大电视。有人问：“杨先生，中国现在连电视台都没有。你带这么个又大又沉的家伙回来，有什么用啊！”
可是仅仅一年多，问这话的人就跑到杨嘉墀家来，笑嘻嘻地说：“杨先生，您真有先见之明，带了一台电视机回国。”原来，北京开始试播电视了，他是来“蹭电视”看的。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对祖国的飞速发展有精准的预见。
不过，有远见的人也会为自己带来麻烦。那时的电视机价格奇贵，屏幕小、质量差，而且一般人即使有钱也买不到。于是，杨嘉墀家就变成了免费的电视厅，到他家看电视的人，常常是挤得里三层外三层，主人只好转移其它房间里去了。这还不算，杨嘉墀的家人还得搬椅子，端茶水，招待素不相识的观众。不过，杨先生从来没有拒客于门外，也没有过一句埋怨。
20世纪60 年代，为了测量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火球亮度，急需研制一种高精尖仪器，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任务。参观过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美国科学们曾形容，原子弹爆炸的一瞬间，比一千个太阳都要亮。因此，能经受这样的强光考验，测出火球的亮度，对仪器的要求自然很高。而且更重要的是，上级对时间的要求还特别紧，许多人都担心能不能如期完成任务。这时，杨嘉墀却不慌不忙，从他回国时带来的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东西中，挑出了一种叫“光电倍增管”的东西。用它很快就研制出了核试验需要的仪器。如果不是他带回来这玩艺儿，一切都从头试制，不知要耽误多少时间呢。对此，不知底的人还很诧异，难道杨嘉墀先生会变魔术不成？
自动化技术上有一个术语，叫做“自适应”，是指一个系统能够自动调整到新的状态，以适应条件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末，“自适应”技术已经在世界上成了热门，而相关的理论研究工作在中国却刚刚开展。杨嘉墀也把眼光投向了这个领域，可是也有人认为，搞航天工程的研究所没必要赶这种时髦，但杨嘉墀却说：“眼光要放远些，现在的卫星没那么复杂，用不到这些东西，但将来的卫星一定会用得到。”
他还鼓励吴宏鑫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后来随着中国航天事业的迅猛发展，“自适应”技术在包括“神舟”号飞船等航天器上得到了广泛应用。吴宏鑫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并且在2003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的富于远见，源自他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文革期间，他的女儿杨西到陕北插队去了。那时，中小学被迫停课，大学被“砸烂”，教授被赶到农村去劳动，“知识分子”前面硬加了个“臭”字。教育完全处于停顿状态。对于许多人来说，别说上大学是想也不敢想的事，就连看书都成了大难题。那时的书店里除了“红宝书”和“两报一刊社论”外，什么书也没有。杨嘉墀一直坚信，中国一定会走向稳定，一定要发展。到那时，会需要大量搞建设的专门人才。因此，他要求杨西在农村坚持学习数理化和英语。可是杨西却苦于买不到教科书和参考书，无从学起。“幸运”的是，那时的旧书店里倒有堆积如山的书，不是“造反派”抄家抄来的，就是被迫下放农村的知识分子卖掉的。杨嘉墀就亲自到旧书店为女儿挑书。他还要杨西认真做习题，并且把作业寄给他，由他亲自批改后，再寄还给女儿。他还在信中详细地答疑解惑，既当严父，又做良师。陕北条件差，邮路不畅，往返信件经常要一个来月。可是这种“函授”从来没有断过。以后他的儿子杨瑞去插队，他也用这种函授方法，教儿子学习了物理、化学、数学、英语。当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时，他的女儿和儿子都顺利地考入了大学。这件事不仅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更证明了他对祖国前途的信心。
有一种看法，似乎科学家是游离于政治之外的，他们可以看出在普通显微镜下都看不到的病毒，却识破不了国王陛下或总统大人拙劣的谎言。然而杨嘉墀却是位头脑清晰，了解天下大势的科学家。
他的学生叶培建有了一个可以出国深造的机会。当时有两个选项，一是去美国，一是赴欧洲。叶培建去征询老师的意见。那时，中美关系还不错，一般人出国考察、学习，美国都是首选。可是杨嘉墀很明白美国的政策，他告诉叶培建，中国和美国的差距比较大，而且美国对敏感领域有许多限制，建议他还是去欧洲学习。叶培建采纳了老师的建议，果然大有收获。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人让世界发生了一次震荡。里根总统宣布，要执行所谓“星球大战计划”，他在电视演说中冠冕堂皇地说，“我号召我国的科学界，那些给我们造就了核武器的人们，现在把他们的伟大才智转向和平事业，向我们提供让这些核武器失去作用，陈旧废弃的手段。”
可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只有美国总统聪明，这番讲话隐含的意思，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也都听得明白：美国此举不仅是想在和苏联的军备竞赛中占据有力地位，而且是想占据世界高科技领域里的主导地位。
苏联领导人用强硬的口气说，“谋求对苏联军事优势的任何企图都是徒劳的！”并且和当时的东欧国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科技进步综合纲领”。而欧洲提出了“尤里卡计划”，日本提出了“科技振兴基本国策”。甚至连属于第三世界的印度和韩国也不甘落后，也制订了各自的高新科技发展规划。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都明白，谁掌握了未来的高新科技，谁就可以执掌未来；即使国力不济，不能执掌未来，也可避免“开除球籍”的悲惨命运。
这时，中国正在改革的大潮中搏击，各方面要解决的问题不少。那时国内也有两种意见，有人认为中国也应当冲击高科技领域；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现在底子太薄，与其搞高科技，不如搞一些能在短期内见效益的项目，赚些钱，先富起来，等钱包鼓了再说。
杨嘉墀和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四位德高望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都曾经为“两弹一星”的研制立下过汗马功劳。他们懂得掌握了必要的高科技，会对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他们更清楚地知道，真正的高新技术，核心技术，外国人是不会卖给中国的；真正的现代化是买不来的。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当年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自力更生，发奋拼搏，中国就没有两弹一星，不仅在国际上说话不算数，而且只能赤手空拳地面对霸权主义国家的威胁。发展高科技不是能不能富起来的问题，而是生与死的问题。在这个大问题上算小账是鼠目寸光的表现。于是四位学部委员（现称“院士”）经过认真讨论，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提出中国也要发展高科技，应当在高科技领域里占有一席之地。此信是1986年3月3日由王大珩设法送交邓小平的，仅过了两天，也就是3月5日，邓小平就批复了：“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他们的建议也得到了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的大力支持。这就是著名的“863高科技计划”的起因。
今天，当载着中国航天员的“神舟”号飞船佳音频传的时候，当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龙芯”被装进电脑时，当中国的“小太阳”——受控核聚变反应堆投入运转时，更可以看出“863高科技计划”的重要性。
就在中国的探月计划刚刚披露时，又触发了和当年是否发展高新科技一样的争论。有人说，中国到月亮上去是“作秀”，有这些钱，还不如用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然而，随着世界石油资源日益减少，近年来石油价格一涨再涨，人们越来越担忧，有一天地球上的石油能源枯竭了怎么办？于是，人们在尽量节省石油资源的同时，开始大力开发新能源。然而寻找新能源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太阳能，风能，说到底还是“靠天吃饭”；用植物能源代替石油，又会引发耕地面积减少的世界性难题。
其实，早在1997年，一份论证报告就摆在了中国有关决策部门的案上：“月球上有丰富的矿藏，如钛、硅、铝、铁和氦-3。氦-3是重氢-氦3核聚变反应理想的燃料，地球上极其稀少珍贵。估计月球氦-3贮量可供人类使用7000年，有潜在的巨大经济意义。”
也就是说，如果能开发月球上的氦-3，人类的能源问题就可以解决。这是从根本上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道路。
这是一份由杨家墀院士参与修改过的报告。虽然要实现这一设想，还要走漫长的道路，但总要迈出这第一步。2003年，中国宣布，将开始实施以“嫦娥工程”命名的探月飞行。
即使在他病重住院期间，他也在关心着中国航天事业的未来，他嘱咐他的学生，要关心深空探测，也就是说，要飞到更遥远的星球上去。
熟悉杨嘉墀的人，都说他很“低调”，其实这“低调”不仅是踏踏实实作事，还意味着清清白白作人。他是模范共产党员，一直保持着清廉朴素的作风。他到空间研究院上班时，坚持和他同住一楼的屠善澄院士坐一辆车，不同意为他单独派车。他回国后在中关村，13楼304号一住就是50年。他的学生曾说，“您应当搬家了，您这破房子分给我们都不要。”
这时，不善言辞的杨嘉墀竟然开起了玩笑：“好呀！等我这房子一拆，我就住到你家去。”
其实，他不是没有住新居的机会，单位几次曾请他搬到条件更好的房子里，可是他不愿意，明说是对中关村感情深，其实是嫌搬家费时费力，耽误他的工作和思考。
现在社会上重视“关系”，称之为“人脉”。杨嘉墀的关系不少，“人脉”很多。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利用这些关系为自己谋利益。早在美国时，他就和王安是朋友。他回国后，他的“杨氏仪器”专利费就由王安保管。后来，王安成了电脑巨擘，把这些专利费折成了一台电脑，送给了杨嘉墀。他和杨嘉墀可谓“铁哥们儿”了，可是他只利用这个关系，以优惠价，为单位买了一批当时很先进的王安电脑。这是听说过的，他唯一的一次“走后门”。
杨嘉墀，在他那沉默寡言的后面，是履险如平，富于远见的大气度，大智慧。
2006年６月11日中午，杨嘉墀在久病之后不幸去世。他是为祖国的安全和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可是媒体上对他的介绍很少，电视上根本就没有相关的报道。一个民族推崇什么样的英雄，就是在为自己选择什么样的未来。因此，英国人推崇牛顿，美国人推崇爱迪生和爱因斯坦。而有人问中国学生“知道钱学森吗？”回答是“他是哪首歌的原唱？”，而在关于知名度和收视率的调查中，“超女”和“海选”是最高的。
知道了这些让人笑不出的笑话，也就理解为什么杨嘉墀的知名度仍然不高了。
好在他是个淡泊名利的人，如果他的在天之灵知道在他离开我们的这一年里，中国在航天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成功地发射了北斗卫星，为尼日利亚发射了通讯卫星，实现了卫星的整星出口，“嫦娥一号”探月卫星也发射在即等等，他是不会感到失望的，而我们也永远不应当让他失望。
责任编辑/水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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