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盛竹重庆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重庆400065基金项目：
工业和信息化部软科学基金项目(2008-R-86)作者简介：
李盛竹(1973-)，四川成都人，重庆邮电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战略与创新。
摘要：文章通过总结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国跨国公司发展战略特点，以谷歌“退出门”为例，分析了强权政治背景下的技术霸权主义现象，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已成为美国扩大软实力和全球影响力的有力武器，是以自己的政治、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影响它国的主要途径；我国应当强化以经济、科技、信息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观念，鼓励本土企业在若干产业领域内取得技术领先地位，突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所维系的“政治——技术霸权”局面，努力取得国际竞争战略收益。
关键词：政治技术霸权；美国；跨国公司；国际竞争战略
中图分类号：F2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0)07-0050-06 收稿日期：2010-03-15
信息技术革命深刻改变了传统产业的形态、结构与需求，推动了整个政治经济环境的变革。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能力，新的经济组织和市场组织，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为国家安全内涵增添了新的内涵和理念，越来越影响到国家政治经济等“硬实力”和文化与价值观体系等“软实力”。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的新世纪首个年代，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变革与世界产业力量格局的重组，国家利益追求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并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政治、经济、技术与文化领域霸权追求的形式和方式。
以信息产业、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中最具成长性的行业，各国都渴望通过发展高技术的信息产业抢占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并都相继制订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以推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作为全球性生产和贸易最大经济载体的跨国公司生产、经营和运作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及知识的积累、传播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由于产业核心技术绝大部分被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所掌握，由此形成的“政治——技术霸权”格局对跨国公司的战略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2010年1月12日，全球知名的互联网跨国公司——美国谷歌公司在其官方博客发表一篇题为《新的中国策略》(A new approach to China)的声明，以“旗下Gmail受到来自中国‘精心策划且目标明确’的黑客攻击”为借口，加上所谓“2009年内中国大陆政府进一步限制网上言论自由”的行为，宣称将重新审视对Google.cn下搜索信息的过滤行为以及在中国市场的运营策略，由此引出谷歌“退出门”事件。谷歌公司在采取行动前与奥巴马政府进行了协调，国务卿希拉里与谷歌、微软以及中国大部分网络基础设施的供应商思科公司讨论了“如何制止一些国家‘阻止’人们获取信息的行为”；1月29日，美国政府宣布新一轮向台湾出售总价近64亿美元的高技术含量武器，涉及到洛克希德·马丁、通用动力、波音、诺思罗普·格鲁曼、雷神等知名跨国公司，这些事件体现出在美国强权政治的背景下，美国跨国公司的技术霸权主义行为。为此，审视美国的“强权政治——技术霸权”现象，分析基于国家政治、安全与商业利益驱动下的跨国公司战略行为选择，探寻我国企业的成长发展之策，研究加快做强我国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国际化竞争战略，对于打破发达国家技术霸权，掌握核心技术，保障国家安全，维持我国的文化与价值观体系并扩大其影响力，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相关理论述评
二战以来的60多年间，美国学者在国家权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流派与研究成果极为丰富，在世界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汉斯·莫根索及其《国家间的政治》(1948年)、肯尼斯·华尔兹及其《国际政治理论》(1979年)、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及其《世界经济霸权》(1996年)、罗伯特·基欧汉及其《霸权之后》(1984年)、亚力山大·温特及其《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1999年)，分别是经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主要代表(张小明，2001)。金德尔伯格于20世纪70年代首创了“霸权稳定论”，他在《世界经济霸权》中研究了1500～1990年近500年中世界经济霸权的更替现象，揭示了世界经济霸权变化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原因。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中着重提出和论述了“国际机制”与“合作”问题。温特的建构主义学说从观念结构变化的角度来研究国际政治变革，认为物质力量只有在社会环境中才有意义，国家身份对物质力量的意义来说影响重大。
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1 988年)中探讨了1500年至今国际舞台上大国兴衰的历史，广泛论述了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历史，揭示了大国兴衰沉浮的历史逻辑，强调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罗伯特·吉尔平在《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2001年)中，研究了冷战后世界经济和政治新的发展特点，认为技术进步正在逐步改变当今世界经济的每个方面。赫伯特·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1968年)中着力剖析了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提出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观点，说明了作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科学技术绝不是中立的，而是起着明确的政治意向性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丹尼尔·贝尔的代表作被誉为“后工业社会三部曲”，在《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年)、《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年)中，他着重研究了发达国家政治思想和社会(技术和经济)结构的变迁及其后果，强调智能技术和科学理论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传统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将为科技治国论所取代，技术性决策将会发挥重大作用；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年)中，他指出资本主义文化危机是技术——经济及政治领域与文化领域之间的断裂和冲突。阿尔文·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1980年)中剖析了权力的真正源泉——暴力、财富、知识，强调知识在权力转移中扮演的关键角色，认为知识将彻底颠覆全球的权力格局。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1974年)中提出大国能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的规则及愿望(至少以有效否决的方式)施加于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甚至文化领域中去(I mmanuel Wallenstein，1984)。
研究成果表明：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等诸多原因的影响下，国家竞争力的塑造以及国家谋求和维持“霸权”地位的形式与内容都发生了重要转变；技术作为经济战中居首位的核心要素的重要性正在急剧上升，世界秩序将以科学技术为核心而重新组合的趋势已经日益凸显；
“技术霸权”(Technological Hegemony)最大程度上源于“政治霸权”(Political Hegemony)的影响，技术和国家政治、
经济、文化的利害紧密相关，并由此形成了国际关系，规定了国与国之间的差别。在此背景下，必将对跨国公司的目标战略与行为选择产生重大影响。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公司影响
跨国公司最早出现于19世纪60～70年代，至今已有140多年。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是国际经济活动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事实上，跨国公司在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促进功能。世界500强当中许多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经济实力甚至超过了一些中等国家和地区，在世界相关的产业领域和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背景下，跨国公司的发展及其产生的影响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改变了国际竞争的内涵与方式新经济时代的综合国力竞争由以军事竞争为主转向以高新技术竞争和经济竞争为主。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上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权力上的优势。通过国家政策的扶持和企业自身的努力，跨国公司取得了技术上的领先和经济实力的增强，推动了所在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依托于技术优势，又将其转化为经济、军事、政治和文化上的优势。同时，经济全球化增加了国民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赖性和敏感性，技术封锁和经济制裁成为国际间越来越重要和有效的霸权手段。上述变化已经改变了人们对国家在全球竞争能力中的认识，也改变了强权追逐国对权力塑造与运用的方式，以及追求霸权的途径。因而某些发达国家利用政治和技术的优势，在国际关系的权利博弈中，进行以强凌弱、以大欺小谋求霸权的活动，以推销自己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实践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国际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跨国公司在机构数量、业务规模、经营范围、覆盖区域等方面都得到了迅速发展，跨国公司越来越成为各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核心和主导，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已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战场。
(二)影响了政治过程和文化关系受益于全球化程度的扩大，跨国公司已取代了以民族国家为国际交换主体的角色。随着与人类现代生活密切相关的高技术在经济和其它领域内的广泛应用，拥有这些技术的跨国公司已日益形成了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无论各国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如何，最终都将会受到它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种越来越严重的全球性互相依存，不仅会对个别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商业和贸易，而且也会对国际政治局势带来影响。微软、谷歌、迪斯尼、可口可乐等跨国公司文化，以及基于信息科学技术的美国电影文化等在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和影响证明：由于信息越来越难以被自然地理环境所阻隔，穿越国境的各种类型的跨国公司及其产品消费文化正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国家及国家间的政治过程和文化关系，在强势的国家政治背景下，借助于跨国公司，在全球推进“软征服”(soft-conquer)，使自己的政治文化成为强势文化。通过向世界各国输入产品及产品载体的文化等手段，达到影响或改变其它国家国民观念的效果，从而增加“政治——技术霸权”事实的合法性认同。
(三)凸现了国家高技术战略产业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电子科学技术、信息网络技术、生物医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对节能与环保技术的日益重视，人类开始迈入以高技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时代。高技术产业的成熟程度已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综合国力的强弱，进而影响着国际关系格局在21世纪的走向。而既受科技推动又为科技发展提供支撑的经济实力，已改变了主要依靠传统基石化工工业支撑的发展模式，而是更多地依靠新兴高技术产业来壮大经济实力。世界的多极化发展，不但是政治力量的多极化，而且应当是文化和价值观的平等多元化格局的形成，本质上才能为全球秩序提供强有力的价值支撑和力量支撑。然而事实上，随着国际间经济相互渗透及由此带来的各方面影响(如政治、法律、文化、价值观等)，以高科技跨国公司经营业务的全球化影响为重要形式，具有“政治——技术霸权”背景的国家，在它国拥有越来越多地的“隐型领土”和“隐形国民”，从而导致领土疆界和经济疆界发生分离，极大地改变了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由此，高技术产业和跨国公司在综合国力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要。
(四)充当了发达国家攫取全球利益的有力武器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对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领域的影响深入到了各个层面，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一些跨国公司推动与牵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作用共存，堪称“技术霸权时代”的倡导与践行者。作为发达国家构筑国际新秩序和对付发展中国家所倚重的有力武器，跨国公司的“政治——技术霸权”行为具体表现为：国际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高技术附加值的剥削，技术输出附加各种条件；国际分工中污染型、耗能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在信息和大众传播媒介中大力兜售西方文化及西方价值观，且都带有技术强势背景；在深海资源的开发、外层空间的利用和公共环境的影响方面，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充当积极角色，侵占和损害了技术弱势国家的权益；至于因贸易争端、价值观冲突等所引致的国际关系中的制裁和保护主义现象，更具有鲜明的技术暴力化和技术欺压色彩，这在美国企业对外军售的行为中可见一斑(张东东，2001)。跨国公司的“政治——技术霸权”行为对于全球产业利益的分配与格局的重组起着重大作用。
三、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发展战略特点
(一)更加重视美国本土以外的海外市场统计显示，目前全世界跨国公司近7万家，2008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额过万亿美元，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直接投资的90％，生产总值约占世界生产总值1／3，国际贸易的60％，世界技术转让的80％。2008年度《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美国上榜企业有153家，虽然是1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但仍是上榜公司最多的国家，是其他任何国家的2倍。这些公司一半以上的经营集中在电气和电子设备、汽车、化学、医药以及石油与分销行业，涉及领域从传统技术、基础学科，扩大到生物技术、空间科学、信息、自动化、新材料、新能源、激光等高技术领域，世界500强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平均5％的水平。对许多全球最大规模的美国跨国公司来说，海外市场的增长一直是企业规模与利润增长的重要贡献部分，如2008年沃尔玛的全球销售额增长了17.5％，增幅达到了美国本土市场的3倍，全球销售额占公司总收入的比重从10年前的8.9％增长到现在的24％。
(二)日益彰显科技霸权意识形态综观美国跨国公司在其它国家的投资发展历程，科技的霸权地位也影响到意识形态的表现方式，形成了特有的一种意识形态新类型：科技意识形态。科技意识形态的出现，改变了传统意识形态的存在和作用方式，对传统意识形态理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刘英杰，2007)。美国常依托跨国公司所掌握的先进科学技术，利用高科技及产品的禁止输出来威胁或要挟它国，或者以技术转让限制或技术壁垒为手段，迫使其在政治或经济上做出妥协或让步，以达到拉拢和在政治上控制别国的目的，以保护自身的技术优势和政治经济利益。例如，虽然冷战已经结束，但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仍然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采取各种手段限制向中国输出高技术产品和先进技术，这既囊括了尖端的军用武器装备，也涵盖了卫星通信、生物医药、电子芯片、能源材料等民用事业领域。
(三)主导构建和维持不均衡竞争态势国民生活质量的持续改善要求提高和发展科学技术，而先进的科学技术被美国等跨国大公司所占有，从专利所有权来看，跨国公司拥有达80％之多的世界高技术和工业知识。迅速工业化的其他国家依赖于国家调节的对外国公司技术的吸收。假如一些欲引进技术或投资的发展中国家不同意或不满足跨国公司苛刻的或附加的条件要求，公司则会威胁或最终选择转移他们的移动资产(品牌、资本和技术等)到具有更优惠资源条件(廉价劳动力、原材料和能源等)、更妥协服从的国家或地区，实质上就是对于一些技术较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廉价资源“技术霸权”式的购买，加工后又以高价出口到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勿庸置疑，高科技意味着更高的生产效率和产出水平，必将会取代落后的、高消耗低产出的旧有生产方式，技术更替最终意味着全球先进生产体系的晚人者将变成时代的落伍者。问题的本质在于：那些参与到努力引进跨国公司投资和技术的国家和地区，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好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的关系，未能有效改善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竞争位次，最终会发现自己参与的是“在起跑线上的反复”和“走向底部的竞争”，始终处于全球化生产价值链低端的“打工者”和“廉价资源出卖者”，而这正是跨国公司所努力构建和维持的不均衡竞争态势的结果。
(四)商业抉择与政治需要密切结合在美国利用互联网推行所谓民主的价值观、干涉他国内政的时候，以微软、谷歌公司为代表的一些跨国互联网巨头，立刻成为本国政府的意识形态工具，政商联动，商业角色被政治所劫持。由于掌握核心技术，美国有关企业在信息技术研发和信息产品制造过程中，就根据政府意图事先做好了日后对全球进行信息控制和制裁的准备。在此情势下，微软和谷歌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全球商业布局，事实上就成为美国政治和商业利益渗透的毛细血管。在谷歌“退出门”事件中，Google的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明确表示：公司并不仅被商业利益所左右，他们考虑退出中国市场是“基于价值的抉择”，
“否则就应当遵从商业抉择而继续参与中国市场”(通信百科网，20lO)。再如美国对台湾进行军售，亦怀有多重意图，既有国家地缘政治、安全目的考量，也有商业利益的驱使，在其背后最重要的影响力量是具有雄厚技术实力的跨国军工企业。
(五)取得政府对公司技术进步的有力政策支持美国政策体系一直十分关注和支持公司技术研发活动。20世纪60年代后期，成立了一个隶属于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民用技术小组”，提出“民用工业项目”计划，倡导建立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技术推广服务平台；接着政府决定对研发活动实行税收优惠，实施政府优先采购技术创新产品，推出实验技术激励措施；在70年代末期推行政府直接资助公司与大学的合作研究、新技术开发以及促进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在工业部门中的扩散等一系列技术创新手段，制定“国家1979年技术创新法”；1983年设立一个由大型高新技术公司负责人组成的“总统工业竞争委员会”，主要负责研究高新技术的发展与提高工业竞争能力的关系；1986年通过了“技术扩散法”，鼓励国家所属研究机构和实验室向公司扩散研究成果和应用技术；1988年授权改组重建的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所促进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根据1993年《技术为美国经济增长服务——加强经济实力的新指导方针》，联邦政府将军品与民品研究方面的投入费用额由6：4调整为5：5(王稳等，2006)；在2009年2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1200亿美元用于基建项目和科研投资，而基建项目中的72亿美元将用于改善网络宽带。可见，尽管美国一直保持传统自南市场经济体制，但政府对技术开发的支援正在大大加强，对技术开发过程的关注和干预，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科技政策体系，造就了跨国公司技术创新的良好政策环境。近10多年来，美国政府对科技研发方面的经费逐年增加，稳居世界第一。
(六)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形成“技术霸权集团”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一体化、影响共同化的趋势下，人类所共同面临的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疾病防治、互联网发展等矛盾和问题越来越多，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个层面的相互影响和依存关系日益增强。科学技术的国际化趋势日益突出和显要，科学研究特别是前沿领域的重大项目研究，进入了一个只有通过区域合作乃至全球合作才能全面发展的时代。但是，当今支配整个世界的国际秩序并非平等、均衡和对称的相互依存关系，而是一种在政治、军事、经济、技术、文化上都不平等、不对称的相互依存关系，事实上的支配——从属关系特征依然明显。美国学者将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硬权力”的效用在于“美国有能力诱使它者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软权力”的效用在于“说服它者做美国希望它者做的事情”。虽然追求“政治——技术霸权”的本质目标没有改变，但又与传统的国际科技合作表现形式不同的是，现在的美国往往以跨国公司的面目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技术组织协调组成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霸权集团”。自1986年以来世界上大约建立了近3000个技术联盟，大部分就发生在美国跨国公司以及美国公司与欧盟公司联盟之间，主要的领域集中在微电子、计算机软件、信息通信、工业自动化、智能仿真技术等方面(肖耀根，2008)。
(七)增强全球产业链资源的整合能力竞争优势要靠创新来建立，而创新局面则要靠竞争来推动。跨国公司是通过取得全球产业链的领先和主导地位，改变世界经济格局来对同际政治施加影响和压力。现代信息技术促成了信息传递的网络化，形成超国家的信息空间，全球性的跨国公司可以在世界各地建立制造、研发、销售及服务外包据点。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跨国公司较多地转移具有劳动密集型特点的加工装配环节。进入新世纪以来，跨国公司不但大规模减少对制造环节的投人，将制造环节分包甚至完全退出，而且越来越多地将研发、设计、采购、销售和服务等环节转移和外包出去。跨国公司本部的主要精力集中于技术研发、应用以及企业品牌文化管理，将产业核心技术和尖端技术留在母国，从而保持了企业及国家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快速技术变迁与技术扩散而带来的
市场竞争以及产品创新与技术开发中的不确定性程度愈来愈高，使得新产品开发或应用的风险也随之愈来愈大，跨国公司致力于通过专业分工分散风险，极大地推动了国际间的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的深化。因此，跨国公司十分注重增强全球资源整合能力，以掌握保持长期竞争优势的关键。
四、对我国的启示与建议
不可否认，在人类科学技术进步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美国的众多跨国公司发挥了积极作用，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特别是一些企业开发的高技术及其应用产品，极大地改善和丰富了人类生活，提高了生活质量，甚至于改变了人类固有的生活形态(如网络与信息通信技术产品的发展)；同时，客观上它们推动和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促进了不同地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族群人民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再者，跨国公司拥有的雄厚资本、领先技术、管理模式和跨国企业运作经验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讲，具有重要借鉴与利用价值的国际资源。
然而，从本质上看，跨国公司是为维护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利益分配格局，巩同其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的地位和权力的一种有力工具。在美国仍然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的“政治霸权”背景下，跨国公司必然会利用其拥有的“技术霸权”来影响和控制全球产业链，形成以美国技术居世界绝对领先地位的金字塔型的国际分工，培育和维持对美国有利的国际生产体系和国际贸易体系，从而在全球范同内实现国家政治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客观上，跨国公司的“政治——技术霸权”行为对其它国家和地区的自主式发展造成了障碍，加上美国政府的科技政策大力支持跨国公司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并对公司高技术及其产品转移与输出实施严格的控制，以巩固和提高其国际竞争力，这必将导致更多的国际间潜在摩擦和纷争，对华军售问题就是美国跨国公司及美国政府“政治——技术霸权”这一行径表现的极致(黄凤志，2003)。
跨国公司不对称的科技实力增强了美国的力量和影响，推动了美国国际新秩序战略的实施。由于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发展与分布极为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并且成为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经济根源。当前世界仍处于阻止强权的弱势阶段，经济全球主义与技术民族主义、经济一体化与技术开发与应用水平距离加大等现象并存。再者，由于技术更新频率的加快所引致的技术升级、换代与竞争，许多高技术产业出现竞争和垄断同时被强化的态势。竞争程度越高，垄断程度也就越高，甚至形成寡头垄断；而垄断程度越高，竞争就越激烈，创新的频率也就越快。
我国必须坚持实施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鼓励本土企业做大做强，在若干重大领域积极形成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努力打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政治——技术霸权”局面。一方面应积极引进国际知名的跨国公司，学习其先进的企业科技实力培养与壮大机制及国际竞争与发展的运作模式；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以打破技术霸权、掌握自主知识产权为导向，鼓励本国企业做大做强，高度重视产业技术的研发，力争在若干重大领域形成技术优势，培养提高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参与世界市场的利益分配，在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上发挥主导权，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