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末，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先进的中国人一直在苦苦找寻救国救世之良方。在经历一次次失败的打击后，部分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开始转换视角，将救亡图存的切入点从外在的物化形式转向内在的国民素质，他们通过编撰国人必读的教科书来培养国民的民族认同意识。陈庆年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其撰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通过历史追忆，叙述中华民族形成、发展与融合的过程；通过文化展示，极力颂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通过情景再现，叙说中国历朝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及国家疆域的广阔。在此，历史教科书已不仅仅是向国人传授历史知识的读本，更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传播民族意识，鼓舞民族士气，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提高民族认同感的有力武器。
[关键词]历史教科书；中华民族；民族认同；书写
[中图分类号]K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6）03-0111-06
陈庆年（1862—1929），字善馀，号横山，江苏省丹徒县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改革家、史学家和图书馆事业的首创者。学界对陈庆年先生多有研究，但大都关注其在图书馆创建、编辑学思想和文献学方面的成就①，而对其在史学方面的成就则缺乏足够的重视。陈庆年作为晚清有影响的历史学家，其撰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下文简称为《教科书》）①，是学部审定的教科书，曾印行多版，在各中学堂、师范学堂广泛应用[1]，有较大影响。在晚清，教科书已成为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宣传民族思想所借用的工具，也是其对国民进行知识传播和思想启蒙的重要载体。陈庆年的《教科书》蕴含着丰富的民族认同思想，本文将对《教科书》中民族认同思想的书写进行研究，以探讨晚清社会大巨变时期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责任与诉求。
一、“中华民族”和“民族认同”的含义
“中华民族”是一个政治概念和国族概念。梁启超在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一文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在此基础上，1902年他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2]。在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的概念最初强调满汉之辨和排满，后来梁启超主张“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其后孙中山提出“五族共和—将汉族改为中华民族”，终于使“中华民族”成为我国56个民族所组成的共同体的代称。自此，“中华民族”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者建立国族的重要概念。顾颉刚1939年2月13日发表在《益世报·边疆周刊》上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开宗明义地讲道：“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3]。关于“中华民族”，费孝通也曾指出，“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4]。中华民族是生活在中国疆域里的各个民族不断交流与融合而发展起来的，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步发展扩大的民族，它的形成就如同一道江河，河流越大，汇集的支流也越多。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汇入了新的成分，吸收了新的血液。今日我们习用的“中华民族”一词，固然以汉族为骨干，但也已成为各族的共名[5]。
关于“民族认同”，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吉恩·菲尼（Jean Phinney）认为民族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多维的、涉及人的自我概念的复杂结构，包括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积极评价以及个体对群体的文化感兴趣和实际行为卷入参与情况等[6]。王建民认为，“所谓民族认同，是指一个民族的成员相互之间包含着情感和态度的一种特殊认知，是将他人和自我认知为同一民族的成员的认识。”[7]高永久认为，“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则是民族社会成员因隶属于民族、国家而产生的归属认知和感情依附。”[8]因此，民族认同实际上是指一个社会成员对自己的民族认知、归属和一定的感情依附，这表现在对自己所认同民族的形成发展有一定的了解，对民族发展历史的认同，和对本民族的积极评价。民族认同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庄锡昌明确指出，“广义的民族认同是指对某一主权民族国家的认同，即国家认同；狭义的民族认同是指一国内的各个民族对各自民族文化的认同，即族群认同。”[9]本文所要研究的即广义的民族认同，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各个成员对自己所属的中华民族的认同。
二、历史追忆，叙述中华民族形成、发展与融合的历史
民族的历史是对人们进行民族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钱穆曾说：“若一民族对其以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份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世之力量。故欲知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知识，其要在此。”[10]对民族成员进行本民族历史知识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不仅可以加深成员对本民族的认识，同时可以增强他们对本民族的感情，从而增进其民族认同感。陈庆年是晚清具有强烈爱国之心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之际，以历史教科书为武器，通过追忆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进程来阐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这样的教科书在当时能起到凝聚人心、团结力量、共御外侮的目的。
对中国人种起源问题的探讨始于17世纪的西方学者，在中国得到关注则是在19世纪末年西学广泛东渐之后。清末民初在中华民族人种来源问题上，“西来说”被广泛接受，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紧密联系的。经过一系列惨痛而耻辱的战争的打击，清末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将中国民族的来源定于西方，认可汉族‘西来说’，可以取得与西方民族的平等的地位”[11]。“西来说”反映出中国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在认识到民族危机与挫折时，重新诊释本民族的起源以期望民族复兴的努力”[12]。晚清民国初年的多种历史教科书都采用“西来说”，陈庆年也赞同此说。其《教科书》开篇即指出：“汉族于上古最远之时，次第自西北方而移入中国内地。是等之民，约在五千余年前已繁殖于黄河沿岸，分无数部落。”[13]1尽管“西来说”在清末民国初期流行，但并没有多少学术上的证明，其时的学者认同人种“西来说”多是出于思想上的需要，因为承认中华民族人种“西来说”能给处于危机中的中华民族提供民族自信心和认同感。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具有维系民族团结、凝聚人民力量的重要作用，已经成为民族认同的“符号”。清末民初的民族主义者往往利用黄帝在人们心目中的始祖形象，来增强民族认同感。陈庆年在《教科书》中指出：“其后黄帝出，国于有熊，有英姿大略，欲统一天下，数征四方诸侯，以启封疆，劈山通道，未尝宁居。迁徙往来，以师兵为营卫。东至海，西至崆洞，南至江，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乃建立一大帝国，是为中国一统政治之始基。帝之时，又创舟车，营宫室，造文字，改历数，定官制，制衣冠，其他文物制度亦多发端于是时。”[13]1-2在此，《教科书》详细地介绍了黄帝统一中国的过程，并给予黄帝极高的评价。黄帝在国家统一过程，“未曾宁居”，不仅奠定中国统一政治之始基，而且在其统治时期，创制文化礼仪制度，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所以，对黄帝的认同一定程度上就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教科书》赞颂黄帝的丰功伟绩，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强国人的民族认同感。
检视世界历史的发展演进，不少国家的发展是通过不断地拓展周边疆域，兼并周边民族的方式进行的，这样形成的国家为国内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提供了平台，彼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交融，共同推动了国家的发展。中国的发展也是遵循这一规律。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民族相互交往、相互交融、相互依存共同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这一形成过程是长期的、曲折的，虽偶有分离，但总体上是趋于统一，而最终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以各少数民族为补充的中华民族。陈庆年的《教科书》陈述史实，将中国各朝代疆域扩张的过程，各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和各民族与汉族融合的历史描述得非常详细，其目的在于说明包含于中华民族中的各个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从历史上寻找认同，寻找共通点，以此来论证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
对于中国的统一，秦始皇贡献卓越，他首创了皇帝制度，奠定了中国版图的基本格局，把中国推向了大一统时代。陈庆年在《教科书》中充分肯定了秦始皇的贡献：“秦王嬴政，即位二十六年，而统一天下。自号始皇帝，谓功兼三皇五帝，而为百代之始王也。制曰：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传之无穷，始皇帝已一天下，张设帝权，谋固万世之业。”[13]21
自秦始皇一统中国后，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疆域不断拓展、民族不断融合，《教科书》皆有详尽记载。对于汉代疆域的扩张，《教科书》是这样描述的：
时汉武帝太初三年也，师还，所过小国皆使其子弟从入贡献，以见天子，汉威大张于西域。武帝之后，昭帝、宣帝间，傅介子、常惠、郑吉、冯奉世等屡建功西陲，天山南路诸国，悉降服於汉。汉以郑吉统护南道诸国。[13]39
西域诸国皆已服汉，南匈奴亦称臣，北匈奴灭亡殆尽，塞外一带地悉入版图。当是时，汉威震葱岭东西。[14]8
在对外征讨的过程中，汉朝威望不断提升，匈奴及一些周边小国逐渐归附汉朝。有的是因汉朝的武力征伐被迫归并，也有的是因为汉朝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得到了周边少数民族的认同并自觉地加入汉朝，《教科书》即指出：“两汉之际，中国疆域广大，塞外诸族渐入居内地。东汉末纪，以中原扰乱，至三国初载，内徙益多。匈奴、乌桓、鲜卑氏、羌等，其尤大者也。”[14]22
唐朝疆域广阔，文化繁荣，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教科书》对这段历史也是着墨甚多，用大量篇幅介绍唐朝疆域扩张过程中民族的融合。在内外蒙问题上，《教科书》如是记载：
时太宗贞观二十年也，而颉利可汗族、有车鼻可汗者犹集东突厥余众，据阿尔泰山麓。及薛延陀败，益振威漠北，不服唐。高宗初年，遣高侃擒之。于是内外蒙古一带之地，悉入于唐。[15]20
对于东西突厥、吐谷浑、吐蕃臣服于唐的过程，《教科书》都有详细的记载：
太宗初年，既灭东突厥。高宗初年，又破西突厥，天山南路及中央亚细亚之地皆为唐所羁縻。[15]24
苏定方奉高宗命，击沙锛罗，擒之，西突厥自是臣唐。[15]21
鲜卑支族有吐谷浑，东晋末始建国于青海附近，隋末唐初，乘中国扰乱，其可汗伏允屡寇陇西。唐太宗贞观九年，太宗遣李靖往讨，伏允悉烧野草，轻兵走入碛，靖追及于乌海，大破之，吐谷浑自是隶唐。吐谷浑之南有党项，属西藏族，本臣于吐谷浑，唐既平吐谷浑，又破党项，并其地，于是青海附近一带，悉归于唐，唐疆域遂直接吐蕃。[15]22
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吐蕃遂请和于唐。太宗乃以文成公主妻弄赞，弄赞大喜，慕唐衣服仪卫之美，遣子弟入学于唐，吐蕃既服于唐，其南境可经尼泊尔，直通中印度。故中国与印度，自是交通日盛。[15]22
可见，由于唐朝的强大，诸边疆少数民族臣服于唐，最终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教科书》也用大量的笔墨描述了其他历史朝代疆域的扩张，民族的融合，中华民族的壮大，在此不一一赘述。
在中华民族融合过程中，北魏孝文帝改革是少数民族推动民族融合的典范，为民族融合做出了重要贡献。《教科书》有详细的介绍：
至孝文帝时，专任汉人。举行先王礼制，一时文物该备，帝又恶其国俗陋鄙，思有以革之，乃行左法：一、自平城迁都洛阳，朝廷仪式，一模华风，禁胡服胡语，改国姓为元氏，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姓多重复，皆改之；二、使宗室与中国名族结婚，而使以前妻为妾媵，以奖励臣民与汉人杂婚。[14]37
《教科书》详细介绍北魏孝文帝改革的举措，既是赞颂北魏孝文帝对北方少数民族汉化所做出的贡献，又意在赞颂各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认可，彰显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影响力。
三、文化展示，赞颂中华民族优秀文化①
中华民族绵远不绝、历史悠久，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世界文化的瑰宝，曾备受世界各国追捧。但在清末，中华民族备受欺辱，陷入了亡国灭种的危局之中。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人人自危，对中华民族的前途丧失了信心。此时，需要有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向国人宣传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所创造的辉煌，以提供其时所需要的一种共同的身份和凝聚力，而历史教科书就是他们找到的宣传中华民族辉煌文化的重要工具。其时的各种历史教科书用具有说服力的史实叙事的方式，宣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以增强国人对中华民族发展的自信心。
历史上的中国曾经是东亚地区的中心，是东亚诸国和其他国家学习的楷模。中国古代的文字、制度和科学技术曾传入世界诸多国家，对其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教科书》对此有详细记述，尤其是着重指出了中国对日本文明发展的重大影响。关于中国文字对日本的影响，《教科书》是这样叙述的：“当晋武帝时，日本应神帝立，有王仁自百济往，传《论语》《千字文》，汉文儒学入日本。自此始，其前日本固无文字也”[15]13。唐代的各种制度是日本学习的典范，“太宗高宗二代，为唐室最盛之期，所定诸制度，足为历代典范，朝鲜、日本亦多参酌用之”[15]4。日本政治、经济、文化深受唐朝的影响，“日本历朝，皆置遣唐使，出聘之车，冠盖络绎”，“上自天时、地理、官制、兵备，暨乎典章制度、语言文字，至于饮食居处之细，玩好游戏之微，无一不取法于大唐”[15]15。于是，陈庆年的《教科书》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日本之文学工艺，得日即于文明者，我国人为之也”[15]14。
中华民族曾经是一个备受世界各国敬仰的民族，它从不吝啬把自己的文明成果分享给世界，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丝绸、瓷器和四大发明等成果传入世界各国，被奉为珍宝，深受喜爱。《教科书》对丝绸传入欧洲和其他国家后备受喜爱的情况有详细叙述：
中国之于世界，实蚕丝产地也，蚕丝所制之缯彩，美丽坚固，夙为他国所嗜。自中国以西，经诸国转输，乃传西土。盖自上古最远之时，已开贩路于波斯印度，亚历山德东征以来，更输入欧洲罗马，市民甚珍之。缯儿音近瑟尔，故指其贾曰瑟列司，盖绢商之义也，指其地曰瑟里加，绢布产地义也。然绢布交易，辗转经诸国，价颇不廉，至以黄金与之比重而相易。”[14]8-9
可见，中国的丝绸美丽坚固，售价颇高，甚至可以和黄金比价，这说明丝绸在世界各国广受追捧，中华民族的文明成果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
《教科书》用大量篇幅叙述中华民族的文字、制度、习俗等对周边国家的深远影响，这是《教科书》的编撰者以此来增强国人民族自信心的方式。因为，在教科书中书写中华民族文化在历史上的荣光，是可以通过人们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集体记忆”来引起共鸣，进而塑造国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这是清末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重要使命。
四、情景再现，叙说中国历朝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及国家疆域的广阔
清朝末年，遭遇“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16]，中华民族备受欺凌，山河支离破碎，人民苦不堪言，中国在亚洲和世界上的地位急剧衰落。不少国人对国家失望，叹息中华民族的没落。但历史上的中华帝国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疆域广阔，周边国家曾前后“朝贡相踵”。因此，在民族危亡之际，发掘中华民族与他国交往的荣光，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给危急中的中华民族提供所需要的共同的身份认同和凝聚力就变得尤为重要。所以在《教科书》中，陈庆年将中国历代领土的扩张、疆域的广阔和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以历史陈述的方式表达出来。
中国古代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创造了朝贡制度。朝贡制度也被称为封贡制度，它是“基于地缘政治因素和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17]，是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创造出的一套中外关系体系。朝贡制度显示了中国在世界上具有巨大的国际影响力。正如有论者指出，“中国的强大和繁荣稳定是朝贡制度建立的前提条件。……中国的繁荣与稳定是确保整个东亚国际秩序稳定的基本力量和重要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和发展与中国中央王朝稳定的制度化联系，成为周边国家特别是小国努力追求的外交目标。同时，周边国家通过建立和发展与中国封建王朝的朝贡关系，也可以获得经济上的好处”[17]。《教科书》对亚洲诸国与中国交往及向中国朝贡的历史皆进行详细叙述。
关于中国与三韩的交往，《教科书》如是记载：
自武帝灭朝鲜，中国与三韩接壤，交涉渐繁，日本交通，亦始于是时。至前汉末，后汉初，其九州酋长，或入贡于我，受中国印绶云。”[13]34-35
关于中国与日本的交往：
日本之为国，独立东海中，于地球万国，均不相邻，惟西南海滨，距朝鲜最近。当周惠王时，有盘余彦尊，经营四方，乃成帝业，是为神武帝。经九世，凡五百六十年。至崇神帝时，汉武帝灭朝鲜，始有驿使通汉。垂仁帝继立，其九州酋遣使奉贡朝贺于汉，光武赐以印绥，曰委奴国王。[15]13
《教科书》还对中国与大食、印度及海南诸小国的交往有如是记载：
大食之破波斯也，夙闻唐威名，且恐波斯依唐。唐高宗永徽二年，哈利发阿多曼始遣使通好于唐，尔后数献方物良马，使者络绎。[15]25
尸罗迭多二世，与唐太宗同时。太宗既灭东突厥，服吐蕃，威势振于四方。尸罗迭多闻唐富强，以太宗贞观五十年，发使者通中国。……元策遁入吐蕃，募吐蕃尼泊尔之兵，破阿罗那顺，擒之而还。自是五天竺诸侯，皆惧唐威势，前后朝贡相踵。[15]23
当太宗高宗时，蛮夷内属者，东西北三方殆遍。其时虽未经营南方，而威力远播，海南诸小国，亦前后入朝。占婆、真腊、扶南、阇婆、室内佛逝诸国，皆来朝贡。[15]25-26
上述对中国朝贡或者通好的国家既包括东亚的日本、朝鲜，也包括西亚的阿拉伯帝国，南亚印度及一些小国。从《教科书》陈述的历史史实，国人能了解中国的影响曾横跨整个亚洲地区，对亚洲各国的繁荣与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历史上的中国疆域辽阔，而辽阔的疆域又培养了中华民族开阔的胸怀。今天我们提及中国古代广阔的疆域，民族自豪感就会油然而生。《教科书》用大量的篇幅来叙述中国历代疆域的拓展。如在东北部领土的拓展，早在汉武帝时，即“灭朝鲜，以其地为郡县”[15]8，至唐时，确立了对朝鲜的统治。《教科书》是这样叙述的：
唐已灭百济，遂图高句丽。时泉盖苏文已死，其三子争权，国乱，王不能制。高宗乘之，命李绩围平壤，王高藏出降，高句丽亡，时高宗总章元年也，于是新罗以外之朝鲜地，悉入唐，唐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之。[15]12
《教科书》还用大量笔墨叙述盛唐时期中国疆域在南部、西部的拓展。如在海南诸小岛的扩张，《教科书》这样记载：
当太宗高宗时，蛮夷内属者，东西北三方殆遍。其时虽未经营南方，而威力远播。海南诸小国亦前后入朝。占婆、真腊、扶南、阇婆、室内佛逝诸国皆来朝贡。于是唐政令所及，东自朝鲜满洲，北并内外蒙古，西自天山南北两路，包中央亚细亚，南至后印度诸国，亦多为唐之藩屏。因置六都护府，所属有都督府有与州，州有刺史，都护府有都督，多以其地部酋族长任之，当时所属之府州，凡八百五十六。朝廷特派六都护统之。[15]25-26
唐太宗时期，中国疆域在南亚地区有一定发展：
唐太宗贞观时，弃宗弄赞君其国，英略有大志，深信佛法。即位之初，遣大臣十六人至印度求佛典，且本佛教之旨，更定国宪刑法，以治其境内。又外拓疆域，征服南方阿撒母、尼泊尔，东侵吐谷浑之地。[15]22
唐太宗、唐高宗时期，中国疆域在西部也有一定拓展：
太宗初年既灭东突厥，高宗初年又破西突厥，天山南路及中央亚细亚之地，皆为唐所羁縻，中国疆域始与波斯接界。[15]24
陈庆年的《教科书》以写实的方式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疆域辽阔、影响深远的大国形象。在晚清国破家亡的时代，历史上的辉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慰藉中华民族失落的心情，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国人的民族自信心。这也是晚清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编撰教科书的重要目的。
费正清曾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与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4]。在中华民族这数千年的发展中，中国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给民族带来了巨大的荣光。但在清末，中华民族的发展落伍了，屡遭列强侵略。面对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一直在寻找救国救世的良方，在经历一次次失败的磨砺后，部分爱国知识分子开始转换视角，将救亡图存的切入点从外在的物化形式转向内在的国民素质，通过编撰国人必读的教科书来培养国民的民族认同意识。陈庆年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作为具有强烈爱国情怀和民族意识的历史学家，他撰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书写了中华民族形成、发展与融合的历史，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教科书》又以叙事的方式向人们展现了一个无比辉煌的中华帝国，它在历史上疆域辽阔，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科技上曾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是各国学习的榜样。在晚清，以陈庆年为代表的爱国主义知识分子撰著的各种历史教科书不仅仅是向国人传授历史知识的读本，更是这些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传播民族意识，鼓舞民族士气，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提高民族认同感的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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