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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祖彬图书馆生涯考察

时间:2022-11-20 17:45:05 来源:网友投稿

摘要 民国时期,曹祖彬曾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和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负责过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业的教学工作以及编写《金陵大学图书馆丛书子目备检》,但目前学界对其生平及学术贡献尚无专门研究。文章首先考察了其生平,之后从图书馆学教育、目录学、行业活动三个方面阐述其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关键词 曹祖彬 图书馆学家 图书馆学教育 目录学 金陵大学

1.曹祖彬生平

曹祖彬(1902-?),英文名:Tsu-pingTsao,字又彬,安徽青阳人,祖籍安徽徽州,1922年毕业于金陵大学中学部,同年考入金陵大学文理科,1927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在读中学及大学期间,曹祖彬已在本校图书馆兼职,半工半读。1923年任金陵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编目兼管中学图书部及预备装订杂志任务,与何汉三编制中文杂志目录。1925年4月,曹祖彬参与筹备美国图书馆协会代表鲍士伟访华,5月参与接待鲍士伟南京行。1929年,代表金陵大学图书馆参加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1933年当选中华图书馆协会分类委员会书记。1935年出版他的成名著《丛书子目备检·著者之部》。同年开始了其艰难而颇费周折的留美历程,1935年夏由罗氏基金资助,前往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图书馆学。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的举荐下,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意给予曹祖彬一年的助学金,但是抵美后,密歇根大学图书馆学院因对其大学学习成绩深感失望而拒绝其入学申请。随后,曹祖彬以非注册入学学生的身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学习,起初,由于语言问题,曹祖彬的学术表现差强人意。但到1936年7月,他被授予图书馆学硕士学位时,已经表现得相当出色,该年4月,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院长威廉姆森(Dr.Charles C.Williamson)在写给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科学部副主任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的信中,对获得两年洛克菲勒奖学金的曹祖彬的评语是:“教师们对曹祖彬的评价除了赞赏他的才智、勤奋、创造力以及刻苦外,别无其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毕业之后,经马歇尔介绍,曹祖彬前往哈佛学院图书馆实习,之后转学到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继续研究并至美国图书馆协会学习,直至1937年。1940年4月-1941年2月,曹祖彬任国立四川省图书馆馆长;1943-1946年被聘为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科主任兼任该校图书馆主任。1946年12月任国立编译馆图书主任兼编审,之后,其经历便不再见诸于大陆图书馆学界。有一则颇感意外的史料是湖南省档案馆编的《黄埔军校同学录》,该书记载曹祖彬为“黄埔军校18期政治部同上校政治教官”,毕业院校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系,籍贯亦为安徽青阳。黄埔军校18期入学时间为1941年,毕业时间为1943年,曹祖彬在1940年4月被任命为四川省立图书馆馆长,1941年2月辞职,1943年被聘回金陵大学任图书馆馆长,这两年间的经历无考,应该在黄埔军校当教官,当然,这需要更多资料的佐证。在孔夫子网站上有人拍卖曹祖彬编写的《丛书子目备检·著者之部》,宣传语即是民国黄埔军校教官青阳曹祖彬著《金陵大学图书馆丛书子目备检》,说曹祖彬早年为黄埔教官,后在金陵大学从事古籍研究,淡泊名利。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如前文所述,曹祖彬在大学期间就已经在图书馆兼职,并被委以职务,毕业之后,也一直从事图书馆工作,而非辞了黄埔教官之后再去从事古籍研究的。

2.曹祖彬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2.1图书馆学教育

曹祖彬在金陵大学从事图书馆教学工作的时间至少超过10年。1943年,国民政府拔出专款作为专科以上学校久任教员奖金,教育部规定,至1944年1月底,曾在专科学校任教满10年者,每人发给1500元,均以在职专任教员为限,曹祖彬获得了10年期的奖金。可以说,曹祖彬为图书馆学教育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2.1.1金陵大学图书馆学辅修科讲师

1931年,曹祖彬被聘为金陵大学文学院图书馆学专业讲师,由此开始了他从事图书馆学教育的历程。金陵大学的图书馆学教育可以追溯到1913年,该校首任图书馆馆长克乃文(Harry Clemons)在文科设图书馆学课程,向中国学生传授现代图书馆学知识。其后又于1928年(一说为1927年)开设图书馆学系,主要目标是培养图书馆方面的管理人才。李小缘任系主任兼教授,曹祖彬于1931年被增聘为讲师。主要课程有“图书馆学大纲”、“参考书使用方法”、“目录学”、“分类法”、“编目法”、“图书流通法”、“特种图书馆”等。作为在图书馆工作、有实践经验的曹祖彬,其在教学过程中不仅注意理论学习的系统性,而且十分重视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带领学生到校内外图书馆参观学习。《南京图书馆志》载:“(1933年)6月8日金陵大学教授曹祖彬率图书馆学班8人来馆参观善本书库,研阅版本”。这样科学而且严格的教学使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业的毕业生供不应求,受到社会广泛欢迎。因此虽然当时金陵大学的图书馆学专业仅为辅修专业,但在全国具有相当影响力,这也是促成1940年金陵大学成立图书馆学专修科的原因之一。

2.1.2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主任

1940年,金陵大学迁至成都后,文学院鉴于图书馆学专门技术人才缺乏,且各方又屡向其网罗此类人才,乃于1940年春拟具计划,恳请教育部立案,即蒙批准,曹祖彬主持科务。同年秋季即招收新生,对象是高中毕业生或大学肄业生,学制两年。开设的专业课程有:图书分类法、图书编目法、图书馆通论、民众图书馆、目录学、图书馆组织与管理、参考书使用法、书史学等。与图书馆学辅修科相比,專修科特别注重专门技能的培养,在课程中增设了图书选购法、装订术、图书馆与成人教育、儿童用书研究、档案管理法、博物院管理法、索引与序列等。1940年10月成立图书馆学座谈会,参会者最初仅为金陵大学图书馆职员及图书馆学专修科同学,后因影响逐步扩大,与会者的范围也随之扩大,以致华西大学图书馆职员、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图书馆职员、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员及爱好图书馆的人士纷纷加入。座谈会在曹祖彬、刘国钧及陈长伟家中举行,每次座谈会都拟定主题,由专人演讲,集体讨论。至1941年底,图书馆学术座谈会一共召开了9次,1940年12月31日和1941年6月,曹祖彬分别作了《开架与闭架之利弊》《现代图书馆之新设施》两个报告。1941年秋成立图书馆学会,曹祖彬被聘为该会顾问。图书馆学会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倡导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状况进行考察,先后进行过“成都市出版情形调查”及“成都图书馆考察”,并分别写成研究报告。此外,图书馆学会会员还收集华西坝各图书馆所藏目录,进行分类整理,以便于典籍的管理并方便读者查阅。学会还多次组织学生与社会接触,如与本校图书馆及有关各科系联合举办巡回文库、民众书报阅览室、各种文化展览以及民众阅读指导等活动,既锻炼了学生能力,又促进了社会教育的发展。以曹祖彬为科主任的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规模不大,只办了两届,共16个毕业生。

2.1.3为成都图书管理员讲习班授课

1940年4月,曹祖彬就任四川省立图书馆馆长。时四川省教育厅为改进中等学校图书管理,训练专门技术人员起见,委托省立图书馆办理中等学校图书管理员讲习班,为期两个月。由教育学院院长任训练班班长,馆长曹祖彬任副班长,教育部分由曹祖彬全权办理,所聘请的教师大都是图书馆学专家,如刘国钧、李小缘等,曹祖彬也任讲师授课。每日除上午规定讲课外,还以金陵大学图书馆作为主要实习场所。第一期讲习班毕业后,继续办理第二期讲习班。这种图书馆学理论及实践相结合的授课方式,提高了中学图书馆的整体管理水平。

2.2目录学成就

《金陵大学图书馆丛书子目备检·著者之部》是曹祖彬最主要的目录学成就,1935年由金陵大学图书馆印行,全书共558页。曹祖彬有感于“降及有清,丛书之镌刻聚增,然各子目或多寡无定或排列无序,欲于某丛书中觅得某种子目往往不可猝得,加上金陵大学自成立以来,对于苋集丛书颇为致力,购置渐宏,检阅乃益感不便,索引之需更显”。因此将金陵大学图书馆所藏丛书三百六十余种,析其子目编排。以子目编撰者姓名为纲,将其所著之书和丛书名注于其下,按姓字笔画序列。共著录著者不下六千人,子目计两万三千余条,书前附有“本编所收丛书一览表”“丛书书名简称表”“著者首字检查表”,书后附无名氏所撰书及补遗。该书首创子目著者索引法,欲检查某人所著之书,是否在某丛书里面,依著者姓名笔画一检即得,简单方便。原是在金陵大学图书馆内使用,后“读者以为于学子不无小补”,遂将之排印,以惠学林。另外,还有1927年编的《金陵女子大学图书馆图书目录》,这些都是其目录学成就的体现。

2.3图书馆行业的社会活动

2.3.1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会议及其提案

1929年,中华图书馆协会于南京金陵大学举行第一次年会,“各事俱需创办,而筹备时期尤以文件一项,拟稿缮写,异常冗忙”,曹祖彬时任第一次年会筹备委员、年会职员以及文书组主任,负责安排各项年会相关事宜,为年会的顺利召开做出了贡献。曹祖彬于年会图书馆行政组第二次会议上提出两个提案:各图书馆交换复本杂志案;各图书馆互借书籍案;于分类编目组第一次会议提出编定统一中国图书分类法案。其中“各图书馆互借书籍案”产生积极影响,该案通过之后,图书馆之间互借事宜日渐发达,互借基础亦渐趋稳固,北平及太原图书馆协会各馆,北平图书馆与北平市各馆有互借关系者达30个,并与全国各馆开展互借,如金陵大学图书馆、天津南开大学图书馆以及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等均有互借关系。同样,编定统一中国图书分类法案也产生了积级影响,曹祖彬在议案里呼吁“请已著中文图书分类法诸专家,以及对于中籍分类富有经验者,组织委员会,将已出之各家中文图书分类法,潜心玩索,彼此取长补短,根据学术上及图书分类本身上之研究,更参以中国图书之性质,复考中外古今之分类法,详加讨论,编一完善而富有伸缩性之中国图书分类法,以便全国各大小图书馆采用之”。提案最终被大会合并、修正、议决通过,形成“由协会编制标准分类法案”。随后的1933年,曹祖彬当选为中华图书馆协会分类委员会书记,其在推行统一分类法方面不遗余力。时任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的刘国钧在其编写的《中国图书分类法》导言中云:“本表之编制得本馆同人之助力者甚多。李小缘、曹祖彬两先生时相往复讨论”。虽然在战乱频繁的民国时代,曹祖彬编制统一分类法的愿望无法实现,但刘国钧与其“时相往复”讨论的《中国图书分类法》成为当时使用最广泛的分类法,1928年秋,“承中央大学区扩充教育会议议决,各通俗教育馆,图书馆,一律采用”。该分类法为新中国统一分类法的编制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2.3.2与商務印书馆的论战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和以王云五为代表的商务印书馆之间,有过一场学术论战,图书馆一方的代表之一就是曹祖彬,还有两位是刘国钧和何日章。此番论战的主题是王云五采用其发明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和四角号码检字法对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进行分类编目,并将各书分类号刊印在书脊上,此举节约了图书馆的管理成本,也弥补了当时图书馆专业人才不足的问题,产生了相对积极的社会影响。但是图书馆界对王云五的分类法不以为然,曹祖彬等从图书馆学专业的角度撰写了《图书馆同人对于万有文库之意见》,对《万有文库》图书分类、内容选题等提出质疑,而商务印书馆则针锋相对,逐一反驳。此番论战反映出的可能是受过严格图书馆学教育、从事图书馆实际工作者与没有受过图书馆学教育而又自以为是者之间存在的天然的矛盾。曹祖彬作为长期从事图书馆工作的、训练有素的专家,其对商务印书馆的发声,代表了民国时期图书馆界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及关注,提高了图书馆学的地位。

3.结语

有关曹祖彬的资料,从其1946年任职国立编译馆之后便戛然而止,国立编译馆1949年随国民党政府一起迁往台湾,曹祖彬是否去了台湾?其之后的生涯又是如何?由于资料所限,这些只能留待后续考察。曹祖彬作为民国时期重要的图书馆学家,曾经和中国图书馆学界的代表人物刘国钧、李小缘共事于金陵大学图书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也曾留美学习图书馆学,其为图书馆事业作出的贡献值得今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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