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顾家杰是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1950年起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任编目部主任、副馆长等职。论文通过查询若干民国期刊和美国丹佛大学图书馆文献，梳理了顾家杰民国时期图书馆生涯，并总结其在我国图书馆学史上的学术地位和贡献。
关键词 顾家杰 图书馆学家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分类号 G257.2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9.05.013
Abstract Chia-chieh Ku is a well-known librarian in China. Since 1950， he has served as Director of Cataloging Department and Deputy Director of the Librar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y consulting several journal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library literature of Denver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paper combs Chia-chieh Ku’s library career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summarizes his academic status and contribution in the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Keywords Chia-chieh Ku. Library scientist. Librar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Boone Library School.
0 引言
顾家杰（Chia-chieh Ku，1913—1979），字忍吾，江苏吴县（今苏州） 人，是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根据我国图书馆学人分期，他属中国图书馆第二代学人，即“文华的一代”，也是曾服务于美国图书馆界有影响的人物之一[1]。顾家杰曾求学于上海光华大学、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美国丹佛大学图书馆学系、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并在耶鲁大学图书馆实习，先后任职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同济大学图书馆、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昆明师范学院图书馆、苏州社会教育学院、南京中央图书馆。1950年9月，顾家杰响应新中国号召，毅然返回祖国，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担任编目部主任、副馆长。他倡导并组织编写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参加了《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表草案》 《大型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草案》（后更名为《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草案》）的编制工作[2]，他在图书分类、图书馆建设、馆际互借、目录体系等方面都有着深入研究和突出贡献。目前，国内只有白国应撰写过顾家杰回国后的专题文章，对其在民国时期包括海外的经历、著述与贡献则无专文研究。
1 顾家杰生平梳理
1.1 求学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
从《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可知，顾家杰在求学文华之前于上海光华大学肄业两年[3]。结合顾氏就学文华之后翻译不少英文论文的经历来看，笔者推测其在光华大学的专业可能与英文有关。1934年7月，中华图书馆协会与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合办招考图书馆学免费生，顾家杰应试被录取[4]，成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第十二届学生。顾家杰在校表现优秀，在1935—1936年短短的两年中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如《图书馆界应该怎样负责补救连环图画小说流毒？》[5]《科学书籍之选择》[6]《五年来影响思想行为最深刻的五十本书》[7]《怎样选购〈Humanized〉科学书籍》[8]《分析卡是重要的么》[9]；1936年发表的一系列馆际互借的学术论文《英美图书馆互借概况》[10]《图书馆互借之意义略史及方法》[11]《各国图书馆互借概况》[12]《各种图书馆互借概况》[13]，等等。1936年1月15日，顾家杰作为唯一的学生代表参加了蒋介石在南京召集的各省市专科以上学校校长及学生代表会议[14]。
1.2 任职国立武汉大学、国立同济大学图书馆
1936年6月，顾家杰从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毕业，任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西文编目主任[15]。时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主任为著名的图书馆学家皮高品，1933年，皮高品着手整改武汉大学图书馆全部馆藏，并编制中西文及方志书本式目录。1936年，顾家杰入职后，开始编制西文书本目录补编，次年，西文目录续编编完，但是由于抗战爆发，武汉大学不得不准备迁校，因此补编未能付印[16]。1938年1月，顾家杰从武汉大学图书馆辞职，转任国立同济大学图书馆，任订购及中文编目主任[17]。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原先位于上海吴淞的同济大学同当时国内的许多高校一样，开始了一次次的迁徙。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前，从吴淞首次迁往上海公共租界，不久又迁往浙江金华。1938年初，顾家杰刚入职，同濟大学即由浙江金华迁往江西赣州，在赣州短暂停留半年，图书馆也在赣州镇台衙门旧址开放借阅，然而随着1938年7月九江告急，同济大学又由赣州迁往广西八步，同年冬，由八步迁往云南昆明，图书馆在昆明富春街太阳巷1号开馆[18]。同济大学图书馆在“八一三”事变之后，将大半图书携出，且以德文、医学两科为多，在抗日战争的困难时期，仍能保持相对丰富的图书设备供全校师生之参考，颇值得庆幸[19]。在颠沛流离的迁徙生涯中，顾家杰仍不忘编制目录使用法，1938年10月，顾家杰与彭明江编纂了《国立同济大学图书馆中西文字典式目录使用法》，力图“用最敏捷的方法，以最经济的时间来帮助读者获得他需要的书籍”[20]。
1.3 任职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
1940年5月，顾家杰辞去国立同济大学图书馆职务，改就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21]，从此顾家杰的图书馆生涯就和这所著名的高校联系在一起。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组长沙临时大学，长沙临时大学成立之初，三校旧有图书均未及运到，图书设备亟待充实，当局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合组，由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兼任馆长一职。随着战事紧张，长沙临时大学西迁至昆明，1938年4月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了解决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藏书不足的问题，1939年8月当局领导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签订图书阅读及借用办法，允许西南联大教员向史语所借阅图书[22]。顾家杰入职西南联大图书馆之后，任采访股股长[23]，负责图书之介绍、书目书价之调查与收集、图书之订购、图书经费之收支报告、藏书统计之编制报告等工作。
1946年7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复员北返平津，顾家杰则留在昆明师范学院图书馆任主任。当时由顾家杰代表昆明师范学院图书馆接收的来自西南联大图书馆遗留下的图书和期刊已成为如今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的文物，经图书馆收集整理，合计共有中文图书约4280册，西文图书约2086册，线装书38种，报纸12种，期刊14种。该馆于2005年1月设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书特藏室”，对抢救和保存联大留下的珍贵遗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扬联大的办学精神及优良的学术传统，以及推动云南乃至全国的西南联大学术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24]。
1946年，顾家杰在昆明参加了民国政府教育部举行的三十五年公费留学生考试，并获得了图书馆学专业公费赴美留学资格。该次考试设普通科目三种，有三民主义及本国史地、国文、留学国语文（如留学国政府采用一种以上之语文者，考生可任择一种考试之，如不谙留学国语文者得以英文代之）；专门科目三种，依各学门性质规定，图书馆学专业考的三门专业科目为编目、分类、参考；另外还有外国语口试。名科成绩依百分法计算，三民主义及本国史地与国文占15%；留学国语文占25%；专门科目占55%；外国语口试占5%[25]。此次公费生考生人数共3409人，录取148人[26]，录取率仅为4.3%，竞争极为激烈。
1947年4月，顾家杰辞去昆明师范学院图书馆主任职务，准备赴美留学事宜，在赴美留学之前，顾家杰在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任副教授并兼校图书馆阅览部主任，随后，又来到南京，任中央图书馆编辑[27]。
1.4 留学美国
1947年8月10日，顾家杰由上海乘坐GENERAL MC Meigs号邮轮前往美国丹佛大学[28]。对于顾家杰在美国的留学经历，笔者从他发回国内教育部国际文教处的通迅、美国丹佛大学图书馆传递的顾氏硕士学位论文，以及《裘开明年谱》中顾氏与裘开明的书信往来可知大概。
顾家杰在美国就读的丹佛大学采用学季制（将一学年划分为四个学段，各为10周左右的时间，一年约有30个学时周，9～12月为秋学季、1～3月为冬学季、4～6月为春学季、7～8月为暑假）。教师授课重在启发引导，以课外阅读、讨论、实习为主，每科每季须呈缴学季报告，以视其研究成果。顾家杰在假期里曾至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图书馆实习，当时该图书馆的特点是按学科分科，设立各科图书馆，以供学子就所好科目潜心研读，并有硕士学位的专门馆员负责指导协助。这种按学科分科的方式，顾家杰认为便利学生及教员研究，是当时最新的方式，颇值得国内彷效。此外，顾家杰还借鉴美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对国内图书馆事业提出参考意见，如美国图书馆协会及国会图书馆对全国图书馆事业的协助与推进作用，美国国会图书馆印行卡片及目录，一般的图书馆均行采用，省时省工，对促进图书馆的发展大有裨益，顾家杰建议北平图书馆将战前印行目录卡片的做法恢复起来。再者，顾家杰认为，图书馆的趋势是崇尚专精，美国图书馆学校颇多，招收大学毕业生攻读图书馆学一年或两年，于大学本科及图书馆训练均有良好的基础，应付方能裕如[29]。
1948年10月，顾家杰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A selective and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drama for Chinese students（《一份针对中国学生的美国当代戏剧选读书目》），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Master of Arts）[30]。之后，顾家杰前往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生院继续学习深造。1949年，经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裘开明的推荐，前往耶鲁大学图书馆实习[31]。
1.5 回国奉献
1949年，中国迎来了解放，正在美国留学的顾家杰计划回国，他咨询了时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立教育学院留学的武昌文华图专同班同学胡延钧①，得知当时新政府对国外留学生的态度是：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留学生回国后，先到高教部报到，参加当时举办的学习班，6个月后按专业作适当的分配[32]。1950年9月，顾家杰乘坐威尔逊总统轮第十七次航程回国，同航的还有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邓稼先[33]。顾家杰回国后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筹建工作，历任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管理处副处长、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编目部主任、副馆长等职，为新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作出杰出贡献，1979年5月16日在北京病逝。
2 顾家杰著述及贡献
2.1 图书分类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学东渐以及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图书馆中反映新文化、新学科的书籍日益增多，传统的四库分类法难以适应新书分类的需要。从19世纪末开始，我国学者一方面研究与改革四库分类法，一方面积极引进西方文献分类法及其理论，以寻求解决我国图书分类问题的新方法、新途径。顾家杰等文华图专学者在这一方面做了诸多有益的探索。
1937年，顾家杰发表《公共图书馆音乐书籍之分类与编目》 一文，评述了布朗《主题分类法》《杜威十進分类法》的音乐类表以及L.R.麦科尔文的音乐理论与分类表。顾家杰认为，布朗与杜威分类法中对音乐分类未能十分完善，布朗音乐分类理论远多于实践部分且分类表中无用及不适当的类号多；而杜威分类表中音乐部分类分过详，而且将音乐书籍和音乐二者混为一谈；L.R.麦科尔文的音乐分类将音乐谱曲与论述音乐之图书分别处理、注重作品之要旨、音乐各流派之顺序依演进原理及各流派之繁复性而定，能为公共图书馆着想，颇称核要[34]。顾家杰的这篇论文尽管只是对音乐类书籍提出分类的看法，但由点到面，也可为编制与完善我国图书分类法提供可资借鉴与参考的依据。新中国成立后，顾家杰编制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并作为核心人物参加了《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草案》的编制，还培养了白国应等一大批精通图书分类的专家学者，为我国图书馆图书分类理论与实践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2.2 馆际互借
随着“新图书馆运动”的发展，中国图书馆完成了从封建藏书楼到近代图书馆转型的巨大变革，这一时期，受到来自国外先进办馆理念的影响，加之国内有识之士及政府主管部门的推动，近代图书馆初具规模，图书馆馆际互借这一加强图书流通与利用的方式也逐渐开展起来。
对于馆际互借理论，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我国图书馆学家杨昭悊就在其著作《图书馆学》一书中列有“他馆的贷出”和“国际贷出”两个小节，分别介绍国内馆际互借和国际馆际互借[35]。至20世纪20年代末，更多的图书馆学家在其著作中阐述了馆际互借的方法及意义。1927年，李小缘在《图书馆学》 的“图书馆之组织”“图书馆之对外问题——流通”“图书选择法”等多个章节中提及馆际互借；同年，杜定友在《图书馆学概论》的“图书的流通”中专列“第三节 互借”[36]。对于馆际互借的实践，成立于1926年的上海图书馆协会在其章程内事业一项中规定“实行图书之互借及交换制度”，这是我国最早实行馆际互借制度的图书馆地方协会；国立北平图书馆亦在次年创互借之制。1929年1月，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在金陵大学召开，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教员李继先和金陵大学图书馆曹祖彬在会议上提出了馆际互借的提案，并得到通过，具体实施办法为：请各图书馆行政人员组织互借书籍委员会，议定各图书馆互借书籍法细则[37]。这意味着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员单位应努力遵循和推广馆际互借办法，对推动国内馆际互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在这种背景下，1936年，仅仅入学两年的顾家杰在《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上发表四篇有关馆际互借的长文[10-13]，向图书馆界全面介绍了国内外图书馆界馆际互借的历史与现状，其中介绍了中国及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荷兰、丹麦等欧美发达国家的馆际互借概况，对我国及英美两国的介绍尤为详尽。文章阐述了馆际互借的意义与具体方法，如各种图书馆及各图书馆互借规则、问讯处的组织、负责管理的人员、安全问题、付费问题、统计问题等方方面面，还分析了国立图书馆、大学图书馆、省立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小图书馆及国际间图书馆互借的方法与特点。时至今日，这四篇文章依然是介绍和分析当时国外馆际互借发展情况最详细的中文文献，对我们研究馆际互借史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38]。
2.3 图书采访与导读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虽然图书馆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各种类型图书馆之藏书都有所增加，但是由于受到语言、书籍来源难以获取等因素的影响，西方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图书的采访较为困难。顾家杰翻译了玛格丽特·温莎（Margare Windsor）的《科学书籍之选择》，介绍了通过书评、书评汇编以及各图书出版书目来获知科学书籍的办法，并针对不同的读者群体选择“易读、通俗化”亦或是专业性强的图书。在《选样选购Humanized科学书籍》 一书中，顾家杰指出Humanized科学书籍必须有几个方面的特点：简明的笔调、少用专门字语、简捷、要具体不要抽象、去除不重要的材料、权威的有充實可靠的材料；在选购的时候，要从著者、书的题材、书的物质组成（如作参考用还是作教学用，有没有好的索引等）、出版者、书的读者对象等多个方面去考虑。顾家杰还介绍了几个著名的Humanized科学家和他们的代表作，如达尔文、汤姆生、房龙等，这些科学家代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Humanized科学的最高成就，对启发民智、普及民众的科学知识、破除封建迷信起到积极的作用。在《五十年来影响思想行动最深刻的五十本书》 一文中，顾家杰介绍了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国著名教育家、哲学家、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查尔斯·俾尔德（Charls Austin Beard，1874—1948，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最著名的和最重要的宪法学家和历史学家）、维克司夫人（《大西洋月刊》编辑）三位美国教育家选出的1885—1935年最具影响力的一篇书目（共有五十本书）。值得一提的是，顾家杰将这些书名译成中文，并附上有无中文译注本，其中有中文译注的仅十七本，占全部的三分之一，尚未翻译成中文的图书可以为从事翻译的人才提供机会。
1948年，顾家杰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一份针对中国学生的美国当代戏剧选读书目》）中，利用之前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工作的优势，对从昆明复员返平津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开设的美国戏剧和美国文学课程及图书馆该方面藏书进行调查，得出中国大学开设的美国文学、戏剧课程设置有不妥之处，且图书馆藏书匮乏的结论。针对这种情况，顾家杰利用格雷厄姆的《Book Man手册》、公共图书馆标准目录等途径，秉承图文并茂、可读性和文学价值三个标准进行评估，遴选出十六位最具代表性且最适合中国大学学生的当代美国剧作家的著作。顾家杰在文中列出这十六位剧作家的50部作品，并对每部作品作了简要的介绍。顾家杰认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学生对美国文学的兴趣与日俱增，他们希望能欣赏文学，了解美国文明，促进中美关系，而学习美国戏剧，无疑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途径。
此外，针对当时社会上流行低级趣味的连环画小说之现象，顾家杰做专文[5]呼吁图书馆要切实负起辅助社会教育的职能，多配备文字通俗化及新思想的读物，增加图书馆数量，指导民众切实利用好图书馆。
2.4 图书馆利用
民国时期，由于图书馆事业刚刚起步，民众对如何利用图书馆还有诸多疑问，顾家杰发表多篇文章，指导读者如何利用图书馆目录、如何查找特定图书等。如上文提到的《国立同济大学图书馆中西字典式目录使用法》就是一例。在《分析卡是重要的么》 一文中，顾家杰强调了分析卡在图书馆中的重要地位，分析卡不但便于读者查找资料时应用，对于编目员和其他职员都有帮助，一个好的目录决定了图书馆的命运。1947年，任昆明师院图书馆主任的顾家杰在《图书月刊》上发表《怎样利用图书馆》的短文，指导读者如何利用图书馆目录、索引、字典、年鉴、地图等查找所需要的资料[39]。
2.5 其它
1947年，顾家杰发表《图书馆与教育》一文，比较了古代藏书楼与现代图书馆藏书方式、服务对象之不同，阐述了现代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40]。鉴于出纳柜在民国图书馆建筑构造与管理中的重要性，顾家杰在其译著《关于图书馆出纳柜和公用目录的设计》中，提供了出纳柜的设计尺寸、摆放位置等特别具体的指导。此外，顾家杰还翻译了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岗纳赞《冒号分类法》中有关印度姓名制度问题的文字，写成《印度的姓名制度》[41]，西南边疆文化研究提供了补充，这也是西南联大图书馆助力师生科研助力的又一例证。
3 结语
顾家杰先生一生都在从事图书馆事业。民国时期，他主要从事图书馆的具体工作，如编目、分类、编制图书馆图书目录使用法、书目推荐、阅读指导等。解放后，他在图书分类、联合目录编制及培养图书馆专业人才方面都取得不俗的成就。顾家杰开启图书馆学生涯之际，也正是中华民族处于抗日战争的危亡时刻，他跟随南迁院校度过了艰苦卓绝的岁月，在图书馆的岗位上默默贡献自己的力量。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毅然回国，投入到图书馆事业的建设中，用自己的专业学知识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的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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