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诸多区县与“飞”相关的投资亢奋，2011年前后就已经非常明显了。
1月7日，平谷区区长张吉福对外宣布，平谷将发展通用航空制造业，购买并建立起两条生产线，为飞行爱好者提供定制小飞机。
早在2010年6月份，门头沟区便宣布与中航国际(香港)公司签约，后者将在门头沟投资数亿元建设公务机会展与交易中心。
而在密云拥有飞行训练基地的北京市航空运动学校，其在基地建设的北京航空运动休闲产业园也计划于今年8月投入使用，届时将开展私用飞机驾驶执照培训与审核、航空运动训练与比赛、航空运动商业表演、个人娱乐飞行等业务。
想“飞”的区县队伍还在扩充，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北京现有涉及数十亿元的类似投资正处于谈判阶段，如果哪天突然又曝出一个欲“飞”的区县，人们大可不必惊讶。
投资高潮渐至有宏观层面的原因。2010年11月15日，国务院、中国军委《关于深化我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意见》(下称《意见》)颁布。《意见》将中国的低空空域开放划分为三个阶段，2011年前为试点阶段，2011年到2015年底前为推广阶段，2016年至2020年为深化阶段。
根据《意见》有关内容，1000米以下的低空空域将通过试点形式逐步全面放开，4000米以下的空域将无需报批，只需报备。而4000米以下的低空空域正是通用航空最为活跃的区域，这给了通用航空产业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
通用航空，是指除军事、警务、海关缉私飞行和公共航空运输飞行以外的航空活动。除了私人飞机、公务机飞行外，还包括利用飞机、滑翔机、动力伞、动力三角翼等飞行器进行航空拍摄、物探、海上石油服务、飞播种草造林、空中施肥、航空运动、安全监测、航空旅游、应急救援等等，可以说在各个经济领域都有庞大的施展空间。
多年的空域管制，使得通用航空产业在中国既稚嫩，又生机勃勃，可做的新鲜事实在太多。
采访中，交通运输部部长政策咨询小组成员、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特聘专家田保华给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全世界大约有通用航空飞机34万架，其中美国大约占2／3，达23万架。美国共有各类机场2万余个，供通用航空器使用的机场、直升机起降机场17500个。其中，约有lO万架飞机由私人使用，大约有2.5万架飞机由个人驾驶进行商业飞行。约有1.5万多家公司拥有自己的通用航空飞机，进行公务飞行。约有60余万人持有各类飞行执照。提供了500亿美元的GDP和128.4万个工作岗位。
反观中国，通用航空及行业飞机数量达70余种1000多架。有近200家企业、77个通航机场和近400个临时起降点、760余名通航飞行人员、年作业飞行量约20万小时，年产值约16个亿。
通过中美两国的数据比对，田保华得出结论，到2015年，我国至少需要各类通用航空飞机2000-3000架。
而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0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远期通用飞行器保有量将上升到5万一10万架，每年的潜在市场规模将超过5000架。
数据虽有差异，但不容争辩的事实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通用航空的市场需求会越来越大，公务飞行、商用飞行、空中游览、私人驾照培训等通用航空会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进而使通用航空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通用航空将成为一个迅速崛起的航空朝阳产业，至少将有上万亿人民币的市场容量。
面对这样一个没有权威、没有老大，也没有包袱，又极具市场发展潜力的全新领域，任何区县政府、资本只要抓住机会，或许都有可能成为某一方面的“第一”。
有人甚至为此放出豪言，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在中国再找不出像通用航空这样有想象力、有空间的产业发展机遇。
一切才刚刚开始。低空开放不是通用航空发展的终点，而是起点，对于这个即将爆发式增长的行业，机遇与风险并存的亘古真理，也在时刻提醒着区县政府管理者和资本拥有者们，成就梦想切勿冲动。
机会真的来了?
区县高涨的发展热情和各路资本的拍岸而至，通用航空在北京的大发展似已指日可待。
但狂潮之下难逃泡沫之忧。与区县摩肩擦踵竟相上马的热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专业研究机构的平静。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多年来一直密切关注着通用航空的风吹草动，但《意见》颁布后仅仅安排两位老师负责筹备成立通用航空系，原本想请国家民航局通航处的官员过来指导指导如何开展下一步工作，可对方的答复却是再等等，现在讲什么都没有用。”田保华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意见》的颁布让很多人以为机会马上就要来了，实际上离真正的通用航空大发展还有很长的距离。
田保华指出，低空开放对通用航空的发展意义重大，但目前出台的(《意见》仅仅是框架性方案，将来空军能否放权、放权多少、怎么放、如何管等等问题均不明朗，有待相关操作细则的进一步明确。
而具体到北京来说，通用航空产业到底有多大的发展空间，哪块空域可以飞、能飞多高则是关键的变量。
“北京有首都国际机场和即将建设的第二机场，还有南苑、西郊等几个军用机场，除了要考虑空域开放对现有航路的影响外，还要考虑地理条件、气象，以及作为政治中心的安全等相关问题，即使空域开放也还会有一些禁飞区和限飞高度，不可能让飞行器在天上随便飞。”田保华对北京区县政府相关投资项目的迅速上马不无担忧，“别投资了半天，那块区域根本就不让飞，或者不具备飞的条件。”
这种担忧并非没有根据，因航路冲突导致投资失误在国内民航系统已有先例。田保华告诉记者，前几年，成都市政府为缓解双流机场的民航通行压力，投巨资修建了第二条跑道，结果修完之后才发现，第二跑道的飞机起降会对40公里以外的两个军用机场航路造成影响，但军用机场的搬迁并非由地方政府意志所决定，经多方协调，一个军用机场已同意搬迁，另一个却因种种原因迟迟未搬，而现有的两条跑道同时使用又会因起降方向一致等原因产生相互干扰，其结果是，在现有条件下，双流机场仍然只能使用一条跑道，第二跑道的盲目上马换来的结果是投资的巨大浪费。
“况且，空域开放也不代表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田保华指出，实现飞行器在空中的自由飞行，需要有强大的安全运行体系加以保障，这主要包括固定基地运营人，即飞行器起降点；飞行服务站，如指挥塔台、飞行天气讲解；维修站等三个方面。以美国为例，其通用航空立体服务体系，有超过3500多家的固定基地运营人、近300家的飞行服务站和近万家的维修站，而在中国除了服务民航的现有设施外，保障通用航空的体系基本上是空白的。
“这一切来得太快，从监管者到参与者，其实都还没有准备好。”田
保华说。
但政策层面也有好消息传来，北京飞人动力体育器材公司总经理罗娅在接受采访时向记者透露，据她打探到的可靠消息，相关部门在飞行器上安装监控设备以保障安全的技术论证已经取得积极进展，“一旦成功，这将加快空域开放的速度!”
罗娅的飞人公司以滑翔伞、动力三角翼等飞行器生产经营闻名，其生产的滑翔伞已经占据了全世界60％以上的市场份额，她以一个首批在北京介入通用航空产业并坚守了12年的“过来人”身份告诉记者，“在大规则缺位的条件下，北京跟飞行相关的投资项目急剧膨胀，实际上已经有点过热。”
她认为，北京现在最需要做的不是急切地把投资引进来，而是根据现有条件积聚起更大的发展优势，待政策明朗之后找准定位迅速启动相关市场。
事实上，相比全国其他城市，北京还是具有通用航空特有的一些发展优势。比如，北京经济发达，消费需求根本不成问题，再者，秀丽的自然山水、浓厚的人文气息，和先天的政治优势，“北京”二字本身就对飞行爱好者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国内外想飞长城的大有人在，比如2007年飞人公司代表北京与江苏南通市争办第五届世界动力伞锦标赛时，最终落户北京的重要原因就是国际航协注册的飞行爱好者纷纷表示希望到北京来飞。”罗娅说。
一位不愿具名的专业人士经过调查之后更是惊讶地发现，尽管上海、广东在通用航空领域发展的比北京要好，而实际上，世界上最发达的所有飞行器代理商却集聚在北京。
该人士强调，盲目投资固然存在巨大风险，但并不意味着北京要为此一直等待。眼下，有志于此的北京区县政府需要做的是，应该好好利用现有优势，联合飞行器代理商和广大爱好者，在区域内推广健康安全的通用航空概念，这将营造出有利于通用航空发展的良好氛围。
田保华和罗娅均非常认可现阶段营造氛围的必要性，因为多年的专业经验告诉他(她)们，“这个行业不是有钱有地就可以干，其决定性因素取决于既懂政策、又懂技术，还会管理运营的人才”，而良好的氛围将有可能吸引到更多的专业人才到北京来发展。
在他(她)们看来，“要在思想上关注产业发展，但在行动上要加紧‘抢人’，因为现在谁储备的专业人才多，谁将来就有可能站上通用航空的制高点。”
北京能有多少作为?
“北京”二字虽颇受资本追捧，其投资领域更是涵盖了制造、飞行服务、航空运动等通用航空产业的上下游，但囿于政治、安全、功能定位等条件约束，北京承载全产业链发展实际上并不现实。
所有的被采访者对于制造业在北京的发展，均保持着审慎地乐观。“在数量上，美国生产的航空器占全世界航空器市场的77％，在产值上，美国生产的航空器占世界航空器市场的54％。这说明美国生产的航空器价格很低，而且人家造了那么多年，技术也比较成熟，想超越美国并不容易，对于北京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来说，制造业占地大，劳动力成本又相对较高，显然不太划算。”田保华认为，“北京发展3000米以下航空活动为核心的服务产业显然更为合适。”
“比如，北京的景色一点不比国外差，发展航空旅游的‘钱’景将相当可观。”刚刚从澳大利亚大堡礁旅游回来的田保华，游客们花200美元排队乘直升机或热气球，在天空飞15分钟鸟瞰大堡礁绿岛的经历，让他丝毫不怀疑北京发展航空旅游的市场潜力。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北京就曾有过“鸟瞰长城”、“鸟瞰雁栖湖”等旅游项目，且市场效益相当可观，据说当年“鸟瞰雁栖湖”的两架小型飞机每日便可创造五六万元的产值，可最终皆因安全、“黑飞”等种种因素而被相关部门叫停，如今低空一旦开放，则意味着之前压制的庞大市场需求将迅速释放。
罗娅旗下的北京飞人俱乐部目前已在北京拥有近两千名注册会员(其中包括众多飞行爱好者和飞行体验者)，这让她对航空运动在北京的普及充满信心，“别小瞧这两千多人，全国总共才五六千人，而且北京除了飞人公司在昌平一年一报批的飞行基地外，北京航空运动学校的密云基地也于2009年取得了空军的长期飞行批准，这在相关细则没明确之前，都是其他城市和北京其他区域不具备的条件。”
而上述不愿具名的专业人士也告诉记者，据他了解，北京航空运动学校已经在为航空运动普及做着积极准备，该校计划利用50多年的飞行和管理经验，致力于率先打造形成全国航空运动的服务标准体系。
其实，拥有昌平飞行基地和两千多注册会员的罗娅，还有着更大的“野心”，就是把开展直升机等通用航空器材飞行培训的相关机构和资质引到北京来，“目前国内只有大同、安阳、广州可以开展直升机的驾驶培训，经过调查后我们发现，去上述城市学习的人几乎都是北京人，不久前我们只是在圈内透露了一下想在北京做培训的消息，就已经有很多人主动上门要求报名了。”
“北京拥有庞大的通用航空消费人群是明摆着的。”罗娅说，在北京做航空培训，市场根本不是问题，还会对全国的通用航空发展起到示范和推动作用。而她在北京的现有基地已经具备了项目立刻上马的条件，并且得到了昌平政府和相关部门大力支持。
事实上，尽管低空开放对飞人的器材销售增长体现的并不十分明显，但这一重大利好还是给罗娅的业务带来了东风，在记者采访的两个小时内，罗娅接了四个咨询相关事宜的电话，这让她在坚定北京做飞行器销售总部的同时，已经设想把位于香港的研发中心搬到北京昌平。
“国内外的飞行器厂家都看好即将启动的中国庞大通用航空市场，现在已经有家美国公司将研发中心落在了广东珠海，如果北京某个区县出台一些支持政策，搭建一个公共平台，比如提供一个公用的起降区域，这里也极有可能成为国内外航空飞行器的研发基地。”罗娅强调，区县政府应该抓住这些机遇，研究出台一些细分领域的鼓励政策，根据北京的优势尽快找准通用航空产业发展的切入点。
角色如何分配?
在通用航空产业可见的巨大商业机会面前，投资主体的多样化亦是北京的一大特点，其主导者不乏政府，如平谷的小飞机制造；国有企业，如中航国际(香港)在门头沟的投资；院校，如北京航空运动学校在密云建设产业园区；民营企业，如飞人在昌平自有基地开展培训等等。
事实上，各路资本的高调介入跟《意见》中提到的鼓励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参与通用航空发展不无关系。因为这意味着将来通用航空的发展，国家的投入将主要体现在政策方面，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还将有赖于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的投入。
“地方政府要搞好自己的定位，能做的其实就是一条，服务。政府应该积极与空域管理部门协调可以开放的区域，制定好市场准人的政策，对项目进入以可持续性为原则进行严格
的审查，并积极创建一些融资平台，服务这一产业即将到来的迅猛发展。”田保华警告地方政府千万别冲动，鼓励地方政府参与，并不是让政府去建机场、买飞行器，而是制定让社会资本进入的支持政策，并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为什么要引入社会资本?田保华指出，社会资本相比政府，花钱的时候，会更加注重投入产出的风险，像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企业之所以否定了奥巴马政府的高铁建设提议，问题就是高铁不赚钱。
而在罗娅看来，开展飞行相关的业务或者投资，离开地方政府的支持其实是根本没办法生存的，这也让她与田保华在对待政府投资的态度上有所不同。
“政府可以直接参与，或者占有一定的股份，但不能参与经营，经营必须有专业背景的社会资本去做。”罗娅指出，政府参与的最大好处在于，便于飞行业务开展时与相关部门的协调沟通。但她也同时强调，政府可以成为投资者，但更重要的是做好服务。
罗娅告诉记者，实际上，现在一些社会资本根本不清楚，企业想从事与飞行相关的业务，除向空域管理部门申请外，还需要获得民航部门的行政许可，目前得到这个许可的时间是两年，这是新资本进入面临的一道无法逾越的天然障碍，即便像飞人这样在世界上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当年申请行政许可也用了整整两年时间。而更重要的是，两年时间对于一个快速发展的行业来说，有可能最好的黄金成长期就过去了，所以社会资本在进入这一领域的同时，首先要做的就是争取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
再者，一些大型赛事活动的举办，同样离不开政府在活动组织、安全、交通等方面的保障，“对飞行场地我们只有使用权，却没有执法权，倘若在赛事活动开展时，有未经允许的飞行器驶入场地，后果将不堪设想。”罗娅说。
因此，对于蠢蠢欲动的社会资本，采访中，罗娅多次郑重提醒“投资需谨慎!”
罗娅用自身经历提出忠告，这个行业的投资风险是非常高的，投入的前6－8年能够做到经营持平都很难，也并不是有钱就能做，不仅投资回报周期考验着投资人的耐性，而且必须由专业的人去做，还需要政府在部门协调、融资等方面给予大力的帮助。
“对社会资本来说，现在能感觉到机会终于来了，而看似需求庞大的通用航空市场，却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从心理上真正接受的培育过程，这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三五年，并不会在短时间就有体现。”不过，罗娅继而谈到，“春天的确来了，人们需要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