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航天城,中国航天事业的大本营,一个承载飞天梦想的地方(图1)。
(1)北京航天城
中国在航天领域以及战略武器方面取得的成就,早已为世界所瞩目,而这一切都源自50年前那震古烁今的“两弹一星”工程,它创造的巨大影响为几代人铭记。
只是,如果我们把历史的画面倒回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那段岁月,会发现这些似乎是那样遥不可及。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庄严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图2)!
(2)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式
1950年9月,新中国成立一年之际,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如果新中国在学会制造卡车和拖拉机之前学会了制造坦克,这将是一个世界的悲剧。”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
可是,就在华莱士写这封信之前,美国的第七舰队已经进驻台湾海峡,美国的飞机已经多次侵入中国领空,美军的炸弹已经扔到了鸭绿江边。他们甚至扬言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
1950年,毛泽东主席一连三次观看兵器展览,后来又视察了组建不久的人民海军。他说:“无论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如何,都要搞国防工业的建设与军工生产。”到1955年底,我军基本实现了武器装备制式化,新中国的国防工业已经初具规模。同时,新中国领导人也把目光瞄准了尖端武器。
中国决定研制原子弹是在1955年初,拉开这一序幕的是一块三公斤重的石头。几个月前,在广西一个叫杉木冲的地方发现了这块铀矿石。毛泽东知道后,一定要亲自看一看(图3)。
(3)铀矿石
刘杰(时任地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毛主席看到铀矿石说,你怎么证明它是铀矿石啊,那时我们带着盖革计数器,就是探测的仪器,一测发出嘎嘎的响声。毛主席很高兴,他说现在我们有了铀矿,还有很多的铀矿还没有发掘,还没有勘探啊,我们相信我们中国会有很多的铀矿,我们也要发展原子能(图4)。
(4)刘杰
比铀矿更重要的资源是新中国的一批原子能方面的科学家,其中最具代表性人物是钱三强,他曾发现铀的三分裂现象。1948年钱三强和夫人何泽慧从法国居里实验室回到祖国。他组建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将全国的原子能科学研究力量集中到了一起。
近代物理研究所。
从居里实验室归来的还有杨承宗,他在1951年回国时,还带回了约里奥-居里给毛泽东的话。
杨承宗(放射化学家):他说你回去告诉毛泽东,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必须自己要有原子弹。原子弹的原理又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自己有自己的科学家嘛(图5)。
(5)杨承宗
在原子弹起步的同时,导弹研制计划也开始启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于1955年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祖国。被美国人称为“一个人顶五个师”的钱学森,曾参加过美国早期多种火箭和导弹的设计和试验活动,还是美国战后航空、航天发展长远规划的主要执笔者。他的归来让新中国的将军们看到了希望。
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陈赓大将问我,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我那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怎么不行啊,所以回答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矮一截(图6)?
(6)毛泽东与钱学森
钱学森的话坚定了中央发展导弹的决心。在周总理安排下,钱学森起草了《建立新中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他提出的建立导弹研究机构的建议立即得到批准。恰好在回国一周年的这天,钱学森被任命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他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唯一一位不穿军装、不授军衔的高级将领。
1957年,聂荣臻在苏联签署了《国防新技术援助协定》。从此,我国原子弹、导弹的研制工作全面展开。
原子弹的理论研究是在北京西北的一栋房子里起步的。最早到来的是留美博士邓稼先。因为他年轻,人又长得清秀,有个绰号叫“娃娃博士”。有一天,钱三强把邓稼先找去,对他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么样?”邓稼先马上就明白,大炮仗就是原子弹。当时,邓稼先手下只有几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图7)。
(7)邓稼先
胡思得(时为核武器研究所研究人员):邓稼先召集我们开会,他说我们是干什么的,要搞核武器要搞原子弹。当时很兴奋,国家对我们这么信任,我们这些大学生一出来就叫我们搞原子弹。
就在原子弹理论研究艰难攻关的同时,原子弹的外场爆轰试验也在悄然进行。在长城脚下的工程兵试验场,陈能宽率领科技人员在老式的木桶和廉价的硬纸模里铸成了用于试验的炸药元件。
陈能宽(时任核武器研究所实验部主任):我也没搞过,原来我学的是材料方面的,材料科学、金属物理方面的工作。不记得是哪一位了笑着说:你没搞过,中国谁搞过。所以你现在就准备要改变专业吧(图8)。
(8)陈能宽
刘文翰(时为核武器研究所研究人员):我们一开始接触雷管非常害怕,插雷管的时候还好一些,只把雷管插下去。如果按下去,炮没响,那对不起,谁插的雷管谁去拔。去拔雷管,就更害怕了。因为雷管经过一次冲击,再拔时,弄不好就要响了。
这时候,试验人员只能一只手按着地放掉静电,另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拔掉雷管。试验在摸索中一点点地推进。
1959年10月1日国庆阅兵纪录电影解说:十年前,我们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用从蒋介石军队手中缴获过来的美国武器,参加了开国大典。今天,装备我们受阅部队的最新式武器,绝大多数都是我国自己制造的。
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初步建立起自己的国防工业体系,常规兵器基本上由国内生产解决。受阅部队的装备,有1956年在沈阳生产的歼五飞机,有1958年在包头下线的59式坦克(图9)。
(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阅兵式
这时的中苏关系已经出现了巨大裂痕。受邀来中国参加国庆观礼活动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苏联不能给中国提供原子能技术。”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中止对华援助项目,撤走在华的全部专家。
中国自力更生制造原子弹的方针确定之后,立即从全国调集了100多位专家学者进入核武器研究所。其中有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程开甲等著名科学家。
朱建士(时为核武器研究所研究人员):有一天晚上宋任穷部长来看我们,他就问你们学什么的?有人说是学空气动力学的。宋部长就说,是,就要有动力,要憋着一口气,要产生一股动力。
1960年中国进入极度的经济困难时期,饥饿威胁到每一个人。在罗布泊,在青海高原,在巴丹吉林沙漠,榆树皮、芨芨草和骆驼草籽,也成了原子弹、导弹研制人员的口粮。
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占地100平方公里,有职工几万人,最困难的时候只剩了三天的存粮。
刘杰(时任二机部部长):那个时候,我曾经到工厂去过。因为部长来了,特别招待吧。招待什么东西呢,在保卫科里边,在花盆里边种着一棵青菜,把这棵青菜给我炒了,他们说这是我们惟一的青菜。
1961年夏天,由于国民经济的调整,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会议上,对原子弹、导弹上马还是下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聂荣臻元帅坚决主张“两弹”要坚持攻关,不能下马。
高昂的建设热情鼓舞着建设者们度过了最艰难的两年。
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主席在罗瑞卿《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的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以周恩来为主任的15人专门委员会,成员包括七名副总理、七名部长级领导(图10)。
(10)毛泽东批示
“中央专委”的成立,为“两弹”的攻关研制攥紧了“拳头”。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周恩来亲自主持连续召开了3次会议,围绕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攻关项目,开展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大会战。
1962年12月 包头核燃料元件厂投产。
1963年8月 衡阳铀水冶厂投产。
1964年1月 兰州浓缩铀厂生产出合格的铀—235。
1964年5月 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加工出原子弹的裂变部件。
1964年6月 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1:1原子弹模型爆炸成功。
?研制导弹是从全面仿制苏联的P-2导弹开始的。
通过仿制,我国建立起了自己的导弹研究体系,培养了一批专家。
就在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83天,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近程导弹“东风一号”腾空而起,准确命中目标(图11)。
(11)东风一号导弹成功发射
聂荣臻元帅激动地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仿制“P-2”的同时,导弹研究院就决定独立研制射程为1200公里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根据毛泽东的名言“东风压倒西风”,“东风”成为中国地地导弹系列的代号。
?1962年3月,首枚东风二号导弹运抵发射场,进行发射前的各项测试。
一切似乎进展得非常顺利。3月21日,东风二号导弹进行首次飞行试验。
发射后 69秒,东风二号导弹坠毁在发射场上,炸点离发射台只有68米。
谢光选(时任东风二号导弹设计师):几个月都跟着它,对这个导弹很有感情了。一下子掉下来了,实在是太难过了,就跟自己的亲人死了一样,确实很难过,我们好多人都哭了。
聂荣臻元帅得到消息后,特意嘱咐说:“一定不要追查责任,要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战。”通过细致的分析,科学家们找到了导弹存在的问题。
梁思礼(时任东风二号导弹设计师):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横向弹性振动问题,一个是发动机大概存在一些管道上设计薄弱环节(图12)。
(12)梁思礼
庄逢甘(时任东风二号导弹设计师):这个东风二号,头一发没有打成,它是没有经过地面全弹试车。
重新修改设计的东风二号导弹,经过了17项大型地面试验,和105次发动机试车的考验。
1964年6月,改进后的东风二号导弹运抵酒泉发射基地。当时正是盛夏,正在准备发射的东风二号弹体里的推进剂温度升高,密度和体积发生了变化。经过计算,如果发射后射程不够,弹头进不了弹着区。
王永志(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时任导弹研究院工程师):经过仔细计算,发现飞到关机的时候,酒精消耗不完,就剩下了,计算出剩下600公斤,倒出600公斤后,导弹能够达到射程要求了。
王永志确信自己的建议是正确的,他情急之下,壮着胆子敲响了钱学森的房门。
钱学森(时任导弹研究院院长):他说我算过了,要打到预计距离,是可以办到的,就是把推进剂的燃料卸出一部分来。当时别人听了这个话都笑他在胡说,怎么减少燃料还会打得远。我想了想,我说这是可能的,因为计算公式里头考虑了这个可能。我说你这个建议好极了(图13)。
(13)钱学森检查东风二号事故原因
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导弹第二次试飞获得成功。后来又进行16次发射试验,15次成功。自此,东风二号导弹作为一种实战武器开始装备部队(图14)。
(14)东风二号导弹发射成功
东风二号导弹飞行成功之后,原子弹研制也即将进入最后的攻坚阶段。一切准备完毕,只待罗布泊核试验场那一声巨响。
核试验基地的选场早在原子弹刚刚研制的阶段就已经开始。几经周折,从四个方案中确定为罗布泊。最初进入这死亡之海勘察的是河南商丘步兵学校的一批教官。戈壁滩的烈日把他们的胶鞋底都烤变了形,但他们并不知道此行的真实目的,大家议论纷纷。带队的副校长张志善发报请示上级,是否能说出实情。回电很简单,你们可以动员。
张志善(时任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员):我就说我们是搞核试验靶场,这可是长我们国家的志气呀,打破核垄断,这个意义很重大,我们的任务非常光荣。大家马上就蹦起来了,说好啊,这个事情那我们就是死了也无怨。
短短两年内,时任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副所长的程开甲,带领核测试队伍与军内外有关单位密切协作,研制出一千多台套控制、测试、取样的仪器设备,做好了首次核试验的技术准备。
程开甲:苏联有一个初步方案,那个方案是在敦煌用飞机空投。我们去的时候大家讨论觉得这个方案不行。你要是真正测量数据你要想记录核试验的参数,这个方案是什么数据都拿不到的。法国人第一次试验什么数据都没拿到,美国人数据拿了一部分。我们觉得空投不行,要用铁塔(图15)。
(15)程开甲
1964年9月,周恩来总理向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汇报了第一颗原子弹何时试验的两个方案。毛泽东说,原子弹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间定在1964年10月16日。两天前,在原子弹即将吊上塔顶之时,核试验场用密语向北京报告:“老邱今日18时30分开始住上房。”
张蕴钰(时任核试验基地司令员):那个时候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怕原子弹不响,不响怎么办?赶接近试验时,人们不是怕它不响,而是怕万一它不受控,响了怎么办?我给张爱萍提了个意见,我说试验的这一天,最危险是插雷管时。那天我去,我和他们在一块儿,最后把他们送下来。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
张爱萍(时任副总参谋长、核试验总指挥):我也很高兴,总理马上问,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我也不懂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旁边坐着王淦昌,总理问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王淦昌说是,你看现在蘑菇云开始形成,我说是啊,开始形成蘑菇云了(图16)。
(16)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当夜,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10月16日晚上,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宣布了这一特大喜讯,他说:大家可以欢呼,可以鼓掌,但千万注意别把楼板震塌了(图17)。
(17)核试验现场欢呼跳跃的人们?
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后,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预言:中国五年内不会有运载工具。西方舆论也说中国是“有弹没枪”。
其实,在此之前我国多次发射成功“东风二号”导弹,已经成为原子弹的运载工具,两弹结合试验的条件已然具备。
1966年3月1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15次会议,决定在东风二号导弹上安装原子弹弹头,在我国本土进行一次导弹核武器实弹飞行试验。发射场选在酒泉发射基地,弹着区定为新疆罗布泊的核试验场。
梁思礼:国外是向大洋里发射,把原子弹头是打到大洋里头。我们中国那会儿海军还很落后,不可能到海上进行试验。只有在中国本土进行两弹结合试验。而这个应该说是史无前例,而且风险极大,可是又非做不可。
确保试验安全,始终是中央高度关注的大事。1966年6月30日,周恩来在出访归国途中,特意让专机沿着导弹试验的飞行路线,察看飞行区域的居民分布情况,并来到酒泉发射基地检查两弹结合的准备工作,要求一个不漏地疏散居民(图18)。
(18)周恩来总理深切关心酒泉的工作
东风二号导弹设计有遥控安全自毁系统,在真实试验中如果偏离航向,操作人员将控制导弹在空中自毁,以减小地面损失。
戚发轫(时任东风二号导弹设计师):领导一定要眼见为实,要能够看到确实爆炸了。我们搞技术的人觉得,这个没有必要,你得相信我们技术上的事情。但是领导说,这么大的事情,必须眼见为实,必须要炸一发。
1966年10月7日东风二号导弹空中自毁试验成功。
?聂荣臻元帅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奔赴试验场,主持这次不同寻常的试验。
栗在山(时任酒泉发射基地政治委员):聂荣臻元帅亲自指挥,毛主席跟他说过去战争年代,你是经常打胜仗。毛主席很风趣地说,你准备打个败仗,失败是成功之母,没有关系的嘛。
26日上午,导弹和原子弹分别向专为这次试验修建的50号发射阵地转运。原子弹和东风二号导弹正式实施对接,聂荣臻和钱学森也在对接现场,看着操作手田现坤把密密麻麻的接头连接起来。
徐虹(时任酒泉发射基地班长):当时叫聂总他们撤,聂总不撤。他非要站在那儿看,他离弹体大概有三五米远吧。
1966年10月27日上午8时,发射前的准备工作一切顺利。试验空域飞机停飞;兰新铁路停运;飞行弹道下的玉门镇、红柳园等地一万多居民全部疏散;酒泉发射基地所有人员撤离到安全区域;发射场参试人员也撤到10多公里外的敖包山指挥所。
此时,只剩七位勇士坚守在离核导弹仅有100米的狭小地下控制室内。
张其彬(时任酒泉发射基地技术员):我们在地下室准备了七天的干粮和水,还有氧气发生器,以备供应氧气。万一出不来的时候,等待七天的营救。
佟连捷(时任酒泉发射基地技术员):如果真是要在头顶上爆了,不用说原子弹,即使一个大炸弹,四米多深的地下室,也是扛不住的。
地下控制室一片寂静,在场的最高领导高震亚做了简短的战前动员。然后给每个人别了一个从北京带来的毛主席像章。
此刻,七位勇士心里都明白其中的含义。
9时10秒,核导弹发出一阵呼啸,带着浓浓的烈焰从发射阵地起飞了……
10分钟后,核弹头在靶心上空预定高度爆炸。罗布泊的巨响又一次震惊了世界!
?1966年10月27日中国两弹结合试验成功。
1967年6月17日 中国第一次氢弹试验成功(图19)。
(19)第一次氢弹试验成功
1964年到1996年,我国共进行了45次核试验,在世界公认的有核国家中,是试验次数最少的。
1996年7月29日,中国在成功进行一次核试验后宣布:从1964年10月16日第一次核试验起,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现已建立起一支精干、有效的核自卫力量;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暂停核试验。
1996年9月24日 中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正当我国突破导弹、原子弹技术的时候,世界大国的激烈较量和竞争已由陆地扩展到太空。
1958年5月17日,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会场异常热烈。会下,代表们津津乐道谈论着不久前苏联和美国卫星上天的话题。毛泽东察觉到了代表们私下的议论,他第一次当众表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1964年,导弹、原子弹试验的成功,意味着我国在新型材料、仪器仪表、精密机械等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使发射自己的卫星成为可能。
在原子弹试验成功1个月后,科学家钱学森和赵九章几乎同时给中央写信,建议制定中国人造地球卫星规划。很快,周恩来指示科学院提出具体的卫星研制方案。兴奋不已的技术人员,开始设想中国的第一颗卫星应该是什么样子(图20)。
(20)科学家给中央的建议书
胡其正(东方红卫星总体设计组成员):大家想,我们国家第一颗卫星,应该是什么样的,挺有趣,听了很多很有启发的意见。有的说,我们应该做成天安门的形状,让人家看到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的说,我们做成五角星的形状,让大家看到五角星,或者有的说,我们要红色的卫星。
同年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科委《关于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方案报告》,计划于1970年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目标概括为四句话: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
9月,中国科学院开始组建卫星设计院,随后开始了卫星总体方案的论证制定工作。第一颗人造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外形定为72面体的球形。运载火箭命名为“长征一号”,第一、二级选用正在研制中的中远程导弹东风四号,第三级采用新研制的固体火箭。
王希季(时任长征一号火箭设计师):用固体火箭带卫星入轨,可以用自旋稳定的方式。用自旋稳定的方式,就可以省掉一大套的惯性制导设备。固体火箭的质量比,可以做得相对的高。相对的高,就可以发射比较大的卫星(图21)。
(21)王希胜
1969年,“东方红一号”卫星完成了总体设计,和火箭相继进入工厂生产。
此时,中国的卫星测控网已经初具规模。在陈芳允、王大珩等专家指导下,从1967年开始,建立了渭南测控中心和酒泉、湘西、南宁、昆明、海南、胶东、喀什等卫星测量站。
1970年4月1日,载有“长征一号”火箭和两颗“东方红一号”卫星的专列,经过4天4夜的秘密旅程,开到了酒泉发射基地。
第一颗卫星发射的时刻,动用了全国百分之六十的通信线路,仅保卫线路的群众就达六十万人;在长达上万公里的线路上,每一根电线杆下都有昼夜执勤的民兵(图22)。
(22)为了卫星发射的安全
所有准备工作就绪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了卫星上天前的最后一次汇报。
孙家栋(时任东方红卫星总体技术总负责人):都是大图纸,一大张一大张的,就直接往地毯上一摊,摊在总理前面,我就趴在地毯上汇报。总理一开始坐着,还离老远看一看,听两句以后,自己也起来了,跟我一块跪在图上,看怎么回事。非常亲切。
钱学森:汇报已经很晚了,夜里12点以后了,原定第二天天一亮我们就要回去。我清楚记得周总理跟我说:钱学森,你别太累着了。我心里真是感动得要流泪,周总理比我累得多,还跟我说这样的话。
4月24日下午,周恩来打电话告诉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说毛主席已经批准这次发射,希望大家鼓足干劲,过细地做工作,要一次成功,为祖国争光。
发射前两小时,最前沿的指挥员和专家们进入了设在地堡里的指挥室(图23)。
(23)东方红卫星发射准备就绪
1970年4月24日 “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使我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世界第5个发射卫星的国家。
第二天,周恩来在广州举行的“三国四方”会议上宣布了这个消息。
周恩来总理说:为了庆祝你们这次会议的成功,我献来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就是昨天晚上,我们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图24)。
(24)卫星从太空传来《东方红》乐曲
中国人第一次仰望着太空,仔细地寻找着那一颗属于中国的卫星,脸上洋溢着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
王希季(时任长征一号火箭设计师):看见自己的卫星上天了,泪水情不自禁流出来了,太激动了。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中央广播事业局把《东方红》乐曲的原始录音带,送给了毛泽东主席。这件珍贵的物品一直伴随着他最后的岁月。
1970年,许多在4月24日这天出生的婴儿,都被自己激动不已的父母,不约而同地起了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名字,叫 “卫星”。中国拥有卫星的第二年,也就是1971年,联合国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图25)。
(25)中国人的骄傲和喜悦
邓小平后来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方面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伟大的事业,产生伟大的精神。在为两弹一星事业进行的奋斗中,广大科研工作者培育和发扬了一种崇高的精神,这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
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表彰大会,向23位杰出科学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奖章。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樨、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奖章(图26)。
(26)表彰大会会场
赵九章、姚桐斌,在文革中不幸去世。
1968年,郭永怀牺牲于飞机失事,他以自己的躯体保护了绝密资料。
1986年,身患绝症的邓稼先,写下了核武器发展建议书。
?东风烈士陵园和马兰烈士陵园坐落于内蒙阿拉善旗,这里是“两弹一星”部分创业者永恒的“宿营地”,他们以另一种方式从四面八方向这里“集结”。
在这遗留着浓重历史痕迹的陵园中,元帅、将军、士兵、科学家、普通工作者及那些无名的墓碑,都静静地矗立着,默默守望着他们为之奋斗的这片土地,见证着中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事业的历史跨越(图27)。
(27)铸就千秋大业 英雄万古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