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记得齐秦的一段歌词：“沉默让风清楚发声/沉默让河流留下足迹/沉默让我说出了/无声的深情/在心灵的深处/你听见了吗？”其实，在众声喧哗的写作群落中始终有一些看似沉默的人在发声，这是一种民间、另类、但真挚的声音。让更多的人倾听这样的声音，是我们的愿望。希望不仅仅是“北大文章”，我们期待着“清华文章”、“复旦文章”……“××文章”的加入。
栏目编辑：天空一九九五年我跨进了北大这片园子。九五级是很特殊的一届人，在一九九九年那个炎热的被预言为大灭亡的夏天我们将离开这片土地。末世纪是暮气沉沉的时代，这片充满理想与激情的土地也在末世纪的斜阳中沉睡着。每一代北大学生都创造了一代的文化，末世纪的我们在这土地上撒了点野，再无可奈何地离去。
末世纪的北大与往常的不一样。在喧闹声中盖起了一些缺乏美感的建筑，在喧闹声中来了一群白发苍苍的先生女士来寻找他们失落的青春，在喧闹声中来了一群尊贵的洋人。末世纪的北大拆掉了围墙。尽管门卫仍然严厉地制止闲杂人等随意进入，尽管许多人仍然很害怕新鲜的事，无论好的坏的事物流入校园，北大已不再是座象牙塔，它越来越像个混乱无序的社会。有人高唱颂歌，有人特立独行，而于大多数的公民来说，这官方的高姿态与隐士的低调都与他们无关，他们只是漠然地度过一天又一天，平淡得像沙上的浅浅足印，一阵风就卷走了，干干净净。
未名湖不再是片海洋，八十年代那纷纷涌涌的潮退了。三角地不再是北大精神的表现舞台了，往日的北大精神现在得托外校人之口：“应该说，北大的自由与民主比别的学校都要好一些。”校园里的诗人们走了，歌手们走了，富有激情与勇气的人们走了，来了商人、说教者与随波逐流的人。
也有一些人是记得往昔的那些岁月的，那如诗如歌的岁月，那如火的岁月，那些每一个背负着梦想的人都不会空手而返的岁月。是的，我深信真正的北大精神是埋藏在这种岁月中的。它们走了，于是我们要把它们找回来，它们被忘却了，于是我们又将它们重新提起。我们于是依照自己独特的方式去活着，另类的，不为他人接受的方式，作一个末世纪的栖居者。
一九九五年下着雨的秋天我迈进了北大，习惯于南海那种热带气息的我不喜欢这冷冰冰的秋天。那时的我本来是很想考清华的，但一纸推荐表使我来到了北大。那时的我喜欢清华的西洋式建筑，觉得北大破落不堪，传说中的未名湖又太小(早操时可就一点也不觉得了)。三年多之后的今天我却深深爱着脚下的这片土地，且庆幸当时没有考清华，需知清华的体育课是累得死人的。
在《北大往事》中有一篇文章提到了文科生与理科生的区别：文科生踩着银杏叶有感觉，理科生却无动于衷。无独有偶，在最近的一次演讲大赛上拔了头筹的演讲者努力地为这种“无动于衷”辩护，读起他的演讲稿真叫人火冒三丈。我是名理科生，不仅如此，而且所学的是最繁重的生物学。按说我，以及我的哥们儿应当是最“无动于衷”的，但正是我们，创办了一份刊物，组了一支摇滚乐队并自编自演了几出话剧。是的，这就是北大，一个只要有梦想就不会空手而返的地方。
有必要介绍一下我的哥们儿。理科生不像文科生多有笔名，不少人甚至无法找到与其性格能加以对应的诨名，于是我只能以姓呼人。李，一个抱着救国救民思想入北大的理想主义者，现在堕落为一个独善其身的哲人。师父，读书无数，下笔如有神，尤长于美文，该诨名源于大一时某次植物实验课他竟对实验内容应答如流令人肃然起敬。王，篮球奇才，曾出战“北大全明星队”，好读书赏乐，惟产出甚少，此一憾也。邹，乒乓球天才，于校内罕逢敌手。童，是本舍诨名最多者，但大多不堪入耳不提也罢，对于实验报告有极高热情，好篮球而技术粗犷，惟热情极高，精神可嘉。至于本人，亦曾有诨名，一曰：惰惰。此诨名女性色彩太强我已弃之不用，至于其出处，盖因我大一时曾心血来潮每日晨读，引来无限敬意，忽一日我大睡不起，被斥之为懒惰，遂得此号也。另一曰：公子。此诨名乃邹、童之杰作，大三时我每夜食方便米粉一袋，其汤甚鲜美，引来二人无限羡慕，愿拜我为公子作我的食客，遂得此号也。
这些是我宿舍的哥们儿，栖居在28楼449和447这两个狭小的空间里，看着窗外的白杨树年复一年枯了复绿，绿了复枯，我们的青春也留在了这儿。
还是由我个人的故事开始说起。大学改变了很多人，我被北大改变了，遗憾我没能改变北大。刚进大学时我是个唯美主义者，执著于我自己理解中的艺术体系，一些音乐加上诗歌与美文，一些空洞而又遥远的艺术理念，为美而构建一个世界，像川端康成和徐志摩那样。那时我带着来自一个新兴都市那种杂糅而成的流行文化进驻古都中一片古老的园子，带着盲目的自信迎接与古老文化的对撞，就像我曾写过的，针对郁达夫的《故都的秋》的一首诗，“故都的秋天在雨点中哭泣”。
第一年征服我的并不是北大那种令人神往的情怀，而是我盲目的对北大的崇拜。像每一个新生一样我好奇而故作老成地拥抱每一个可能性，那种所谓的学术氛围。我购买了一本《日本史》与一本《中华神秘文化》，自命对国学颇有涉猎，硬着头皮去听“方术”、“易经”。我加入了那传说中美好的五四文学社，交上我一首低劣的诗作并竟在一张印刷同样低劣的社报上刊登了出来。那时我自豪地领着我的高中同学指点着说：“喏，这是未名湖，那是博雅塔。”那时有许多讲座与选修课，今天看来都是没有多大意思的。但有两门课给了我极深的印象并给了我不可磨灭的影响。一门课是《人生理论与实践》，授课教师是一位年轻、平易近人的青年博士。那时他告诉了我们许多事儿，那个他求学时的辉煌年代，那些让我们心动的日子。这大概是惟一受学生欢迎的政治必修课，也是我在大学里为数极少的全勤课。这门课最后是开卷考试(我大学生涯中惟一一次)外加一篇论文(我最喜欢的考试方式)，我写了一篇极长的论文，阐述了一些关于我的唯美主义体系的理念，没想到感动了这位老师，在课上对我的论文大加赞赏并让我上台给同学谈一谈。那时我发表了一些幼稚的观念，一些关于北大以及我们未来的粗浅关注。现在回忆起来，那门课告诉了我什么是真正的北大，它在哪里，但并没有告诉我怎样去找。我的心里缠上了一个结，那些如诗如歌的岁月，气象万千，荡人心魄，不仅仅存在于我的理想之中。
另一门课是杨铸老师的《艺术概论》。他是很好的一位老师，目前北大教师中已不多的一些品质，宽容、清高、不媚俗体现在他的身上。他执著地爱着艺术，与现实抗争，用高尚的心来引导我们。在他的课上我有很多体会，很多感动的时刻，写下来我最好的一首诗。如果《人》那门课让我了解了北大那段让人魂牵梦绕的日子与曾经拥有的精神，《艺》则让我找到了许多北大现存的可贵的东西。
大一另一建树是某一著名剧目的诞生。在群体智慧下我们创作了第一版的《荆轲刺秦王》，李饰的秦王与师父饰的秦武阳均为低能儿，童饰的楼长进入秦王宫缉拿小贩，和氏璧变成了一盘CD，而邹饰的荆轲号称自己可以钻进一个瓶子。在班级party上我们大显身手，出尽风头。这出剧流传到了昌平园并成为了戏剧社当年最早公演的剧目之一。在大半年后我的女朋友向我提这出剧时，我坦诚地告诉她这出剧是我的作品令她几乎把我崇拜死。《荆》这一剧后来还出现了两个版本，那是后话，暂且不提。
大一有些事儿是让我真正感动的，其一是我参加的惟一一次未名湖诗会。当时我尚未由于艺术上追求的变化而辍诗，而且诗会本身是很具备吸引新生的力量的。在那已经蜕变成中文系小圈子的舞台的诗会上我没有听到什么好诗，但却见到了一名校园歌手，听到了一支令人感动的歌。他的名字叫许秋汉，那时还未毕业，唱了一首《未名湖是个海洋》，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在初春微寒而又带有暖意的风中音符飘荡着，我听着他那忧伤的声音追赶着那清亮如水的吉他声，这是最美的诗篇。
后来终于接触了那盘《没有围墙的校园》，它没法与高晓松的作品相比，但也能让北大的人们找到温暖的感觉。我于是也执著于音乐，执著于吉他，诗歌脱胎于音乐而终将回到音乐中去，挎着吉他的吟游诗人比苍白的宫廷诗人更能打动读诗的人，写自己的诗唱自己的歌，记录自己流浪的历程曾是我的梦想。在学琴的日子里我仍常常听起那首歌，不错过每一次感动。但我在音乐上这样的追求未能持久，那种田园牧歌式的低吟浅唱不适用于末世纪，北大需要有力量的声音来打破沉默。被称为二十世纪最后文化英雄，另类摇滚诗人，Nirvana乐队的主唱kurtCobain的名字飘洋过海来到北大。九六年四月，他自杀身亡后的两周年祭日，不知是谁在三角地贴下了他的巨幅照片，以及黑底白字：InMemoryofKurtCobain，1967—1994。那时的我在三角地驻足了很久，他沉默地看着世人的眼神令人难忘，尽管当时我并不理解他，直到后来我才明白音乐可以像文学一样，可以是矛，是剑，是划破黑暗的闪电。
大二是一片纷乱的岁月，但有个有趣的开始。我与我同班的琴友，也是后来同组乐队的哥们儿，朱，以及一帮好热闹的哥们儿到湖边去弹琴唱歌。那时我们技术低劣却热情高涨，在湖光塔影中我们唱着校园民谣，那是不知忧愁而多情的少年意气。我们吸引了一个吹口琴的女生，她与我们合奏。她是一个有趣的人，特立独行，常常喜欢一个人跑到湖边坐一晚上。她给我看她的日记，她写的诗，我即兴地把她的诗编成歌弹唱出来令她兴奋不已。她还有些不成熟，对流浪充满幻想。我们抵挡不住初秋后半夜的寒意，钻进一个乌烟瘴气的通宵录像厅捱到天亮。我们虽然互留了姓名，但仍愿只是一场萍水相逢，自那以后就再未相见。有趣的是当她踏上回家的公共汽车时我们背着吉他走进了校园，满面倦容。当日正是新生报名日，黎明时分，早起搭好迎新生的桌子的同学们向我们大呼：欢迎新同学!相信若在场有早早赶来领略北大风采的新生与其母看见我们一行人，必会对北大的看法大加改观。
大二开始涉及一些实际的事情，首先是婚姻大事，大学四年没有伴侣是不易捱过的。我没有在这花太大力气，我的女朋友看见我弹琴唱歌，以及我书架上那些文科生也不大看的书后很容易地爱上了我，其后虽然几经周折，她现在仍是我的合法伴侣。我们是热情大胆的一对。我坚信两性之相悦是世间最美的景象之一，国外校园中男女热吻会有人鼓掌的，在北大却有人会掩目疾走真是不可思议。我们虽然遭到过一些假道学的喝斥却丝毫不以为意，君不见今日校园内热情男女愈来愈多足见这是文明发展的趋势，道学是挡不住的。大惊小怪的倒是洋人，今年夏天有一幅于北大摄得的男女热吻照片刊于《纽约时报》。注曰：前卫的北大青年。说来也巧这对男女恰好也与我相熟，我只是深恨被摄入镜头的为何不是我。
大二的冬天《荆轲刺秦王》的第二版登场了。这次的编剧换作了李，我在其中充当了一个小配角，但颇得其乐。大二时周星驰的文化已深入人心，这是末世纪的特征，幽默是高智商的人的专利，我们对春节联欢晚会上那诸如“生猛海鲜”的小品嗤之以鼻但深爱着艺术大师周星驰。我们大段大段地背诵着他的作品，尤其是名著《大话西游》中的台词，且活学活用，将许多台词融入生活用语，最终形成一套外人难懂的黑话。事实上周星驰在北大极有市场，是体育中心录像室的票房保证。周星驰幽默观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与思维方式(邹甚至认为幽默是生命的第一需要)，自然在《荆轲刺秦王》中有深刻体现。在第二版中，秦王仍是个低能儿：一个勇敢的刺客(荆轲的师弟)连续三次刺杀于他，总是能从守卫手中逃脱；秦武阳也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饭桶；荆轲与秦王展开激烈的单挑，有极幽默的武打动作。整部小品到处渗透了周星驰的影子，但我们受欢迎度并未因此打折扣，成为了当年系party上最受欢迎的节目，观者如云，爆笑声不绝。
大二另一件大事就是军训。把一些有理想有文化热爱自由的人拉去过一些没科学规律的生活实在幽默。所有人的身体素质均不同程度下降。惟一可圈可点之处在于我们在军营这一高压统治的地方闹起了斗争，迫使我们的班长再也不罚我们拔军姿。争取到自己的胜利是无比甘甜的，比训练后大汗淋淋的午饭的米汤还要甘美。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战胜一个没有实权，只是传声筒，年龄与我们相近而又老实巴交的班长实在没有多少成就感，何况他只有一个人而我们有一堆人。
大三是井然有序而又极为繁重的一年，但哪里压迫最深哪里反抗就最强烈。在课业重压与考托考G的巨大压力下我们都走向了成熟，想一些不同凡响的事，干一些惊世骇俗的活儿。其实，有了这样的人，北大才成其为北大。末世纪的北大与往日的不同，我黎明即起，熄灯方归，一点不像个热爱生命热爱自由的青年，面对没有生命的单词时内心的热情与日俱增，总想大喊大叫，躁动不已。
情感需要宣泄的方式，那时的我已深溺于吉他这一工具不可自拔。在熄灯后的楼道里我常常独坐弹琴，朱也常来合奏，我们也常去湖边，去草坪弹琴唱歌。我那时喜欢的是重金属，喜欢那疯狂的节奏与撕破天空的尖厉的主音吉他，喜欢Guns＆Roses中AxelRose的唱腔，喜欢Metallica的狂暴，也同样喜欢唐朝那不凡的音乐气度，喜欢张楚的音外之言。最令我陶醉的是摇滚乐那反叛一切的勇气与摇滚诗人那内心自省与对社会、道德、人性与艺术的关注。比如唐朝乐队有一首歌《太阳》中有两句歌词：别想把黑暗放在我的面前太阳已生长在我心底这是何等的气度!在大二时我已辍诗，而专注于吉他，一方面我觉得现代的诗已在形式上达到极限，它需要进入别的领域，音乐、绘画、雕塑，甚至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摇滚乐带来了新的气象，它不去逃避什么而是去否定它的敌人，用它自身无限的力量。朱很喜欢KurtCobain，自高中开始。Kurt用新朋克那粗糙、不经修饰但又满怀力量的方式向九十年代末世纪的美国作出了挑战，他的歌词中有痛苦，疾患，自省。像每一个诗人一样，他的生活充满了痛苦，商业成功不能给他带来快乐，他终于在二十七岁时自己结束了自己。听过他的“不插电”演唱会的人都难忘他在“Wheredidyousleeplastnight”中哭泣，那是他最后一次登台。他是应该被记住。他是应该被记住的，尤其在北大，在一个应该有自由、民主、文明的地方。
在枯燥的单词与颓废的歌声里日子一天天过去。冬天越来越近，最后终于下起了雪。某一个寒冷的晚上朱和我说：“组个乐队吧。”于是“噬菌体”乐队就诞生了。乐队的名字很有趣，这是一种细菌病毒，之所以取这样一个名字完全因为曾有一群科学家组成这样一个团体来共同研究DNA，这样一个名词比许多故作颓态的乐队名称更有意思。我与朱是核心人物，李、童、王均是成员。
北大里当时没有乐队，弹琴的人也不是很多。组队的初衷是为了在系里party上表演，我们还没太大野心。万料不到英雄好汉竟折在系里那帮掌权学生手里，我们那些Nirvana风格的演绎显然不对他们胃口，但没想到他们宁可整个party没几个节目也要把我们扼杀掉。
由于在本系登台失败使我们发誓要去他系报仇雪恨，我们先后在历史系与西语系登台，效果还不错，尤其在历史系灭掉了两个武器精良的日本人令我们颇具成就感。最后我们自己录了个小样，是三首我们演绎的作品，分别是Guns＆Roses的《Knockin’onHeaven’sDoor》，Nirvana的《Polly》与崔健的《一块红布》，感情上的力量弥补了技术上的不足，朱唱得很好，哥们儿也演得很不错。
那晚在录完小样后我们来到了冰封的未名湖面上，带着吉他、键盘和鼓。那天是大年夜，未名湖上全是人，无数的烛光像星星一样闪动。人们手拉着手绕着圈子在冰面上跑动，没有官方组织，没有老师与校警维持秩序，在那一刻你能体会到熟悉而又被淡忘的感动，每一丝记忆中的浪漫回到眼前。我们在冰面上唱着歌，人们结成一个很大的圈在我们身边飞转着，这是我们所爱的地方，美丽的地方，自由的地方，栽种梦想的地方。
冬天过去，春天来了。北大的一件大事就是要过一个大寿。不过不是它给自己唱首生日歌，而是别人给它穿戴整齐，拉到宴席上再端上一个大蛋糕。校内大兴土木，路面像挨过轰炸似的，号称要整理内部排水系统，但如今每次下雨北大必涝，有一次我仔细观察了一下才发现校内许多排水孔竟都设在高处。古老的充满韵味的建筑物被涂上俗不可耐的红白漆，本来美丽的幽静的路上常异峰突起一道减速栏，本来已水泄不通的要道上树上两三个隔离墩，犹如石狮一般。
北大图书馆新馆是大蛋糕中很重要的一块，也很有意思。某个黄昏我从化学楼骑车回校时，在东南门处，远远地望见那即将竣工的新馆，内心突然跳出一个词：紫禁城!那新馆在暮色中巍然立着，我耳边仿佛传来了钟鼓楼的钟声。骑近了在面前仔细端详，这新馆夜里像头会吃人的巨兽伏在黑暗中(现在有灯光了好一些)，白天则像座大雄宝殿，自从加上那两头石狮子后则更像了。而直至现在，这大雄宝殿里的主人，仍是一群忙碌的民工们。
没过多久校内还出现了一群合法的小贩，就像在旅游点一样贩卖着生日相关的一些无实用价值也无纪念价值的玩意儿。这些玩意儿还在卖着，也许会一直卖到下一次大寿时为止。
大寿时有许多庆祝活动。有些层次太高与我们无缘。有一些很有意思，其中一个活动请来了一个活蹦乱跳深得少男少女倾心的奶油小生，我个人认为这实在是对北大人智慧的侮辱。其中有两个活动与我们密切相关，一个活动是“十佳”歌手大赛，一个则是由校研究生会举办的号称“泸河之夜”的晚会。
先说前者，活动宣传得轰轰烈烈，而“噬菌体”当时是校园里不多的资深乐队之一，而且有最好的器材，我们怀着志在必得的心意报了名。参赛作品是朱创作的一首慢摇滚作品《Amazing》，很煸情，副歌有点Nirvana式的GrungeRock。我们很用心地为这首歌配上了节奏吉他，Solo，贝司，键盘及鼓点。我们对自己的编配很满意，旋律很美，和声丰富又有前卫的音乐元素，又是原创作品，的确有点“不胜无归”的气势。
直到比赛当天我们都很自信，但到赛场一看却傻了眼，艺园四楼那破旧不堪的音响器材，朱的声线根本无法在那话筒里展开；再看一看评委，更傻了眼，只有许秋汉是专业音乐人。我可以想象失真、重金属效果于他们是什么。硬着头皮卖力演了一场，震了全场。我清楚的记得一个评委皱眉头的样子。于是我们光荣地牺牲了。
不仅仅从“十强”铩羽而归，对乐队更致命的打击是来自乐队内部的分歧，“十佳”结束后不久乐队就解散了，我与朱保持着“噬菌体”的名义在校园内参加过几次活动，永远保持着那挥之不去的另类色彩。
乐队是我理想的一部分，能够另类地活着也是一种力量。不必长发披肩，保持着另类的生活冷静地看着变迁的世事与丑恶的事物就已经是难得的。我们平静而带着热情去追求技术与内涵上的成熟。音乐不会是我的终身职业，但我的生命却从此离不开音乐。作一个书卷以外的诗人，叙述自己生命中的故事，叙述这个社会所需要的一切，不论身在何方。
五月三日夜里，官方预演的晚会散场后，很多人涌向南门要与那块白方块合影，朱与我则挎着琴沉默地到达了静园。戒严线已暂时拆除，草地上一片狼藉，台子很大只有几名校警巡逻，投射灯放出奇异的光芒。
我静静地听着燕园的声音，远处喧闹不断，这里却很静。风很温柔，不远处有一群中年的校友在路灯下玩牌。我回想许多次为北大感动的时刻，这片改变了我的圣地，我愿意为你付上我的心与血，为了你圣洁的美，为了那些美丽的诗篇与动人的理想，为了许多代人在这里种下的梦。北大，今天是你生日，你快乐吗?我们在午夜的寂寥中唱歌，不相识的人们走在一起坐在我们身边与我们同声唱和，连校警也在我们身旁坐下。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庆祝属于我们自己的校庆。一位喝了酒戴眼镜的男同学冲天空大喊：“这就是北大!百年的北大!”北大，我们唱的歌你听见了吗?我们对你的生日祝福你听见了吗?我们的呼声你听见了吗?校庆后我产生了一个非常坚定的念头：我要把北大给予我的许许多多珍贵的东西贡献出来，它们已经很难再找着了。往日的北大精神，如歌的岁月，荡气回肠的日子，如今一天天被市井气息吞噬着。我们很幸运，通过不同的方式捕捉到了那些珍贵的点滴，许多人没有，我们的后来者更没有。那可贵的真实的一切像绿洲在沙漠里消失，很多年后人们走过时也许以为这里从来就是万里黄沙。那塔还是那塔，那湖也还是那湖，但失去的不能再挽回。许许多多美丽的感动，它们不该被忘却。
我觉得有义务干些什么。有一天忽然看见了《火与冰》广告中钱理群对余杰的评语：“很难得北大里还有像余杰这样醒着的青年。”我仿佛得到了提醒，失落的东西在许多人心里，让他们说出心里的话，并让每一个人听见，那我们就找回了我们失去的一切。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师父和李，一拍即合。本来想成立一个社团，但手续繁琐而限制良多，不如自己创办一个刊物，自己筹资组稿，再散发给大家。
我们决定采取挂名的方式办一份自由的刊物，最后我们采取了《原生》这样一个名字，与“原道”、“原君”之类是相同的意思。没有钱就向校外企业筹款，一家我们常光顾的饭馆爽快地给了我们第一期的经费。没有稿件就由我们自己写，师父的美文，李的思辨，我女友的细腻笔触，再加一些慕名而邀来的稿件。童为刊物作了大量实际工作为《原生》的诞生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交上了一篇介绍与评价摇滚乐的稿子，后来分三期才刊完。我郑重地把《原生》诞生的来由记录在了刊尾语中。一群理想主义者，无偿的劳动，克服困难，得到了一枚理想的果实。
《原生》第一期共印了250本，完全无偿地散发了。我们很高兴听到了一些回音，证明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也给了我们一些方向上的指引。
度过了暑假回到校园，陡然觉得自己心态老了很多。看着不久前一些熟悉的人离开了熟悉的地方，而如今我们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前途，希望，一切都陷入了一种奔忙之中。闲暇里看一看，北大还是北大，燕园还是燕园。
不知不觉迎来了我在北大，也许是最后的一个秋天。这个秋天短暂，清冷，多雨，就与我来时一样。身边的人在为前途奔忙，我也在忙，只是心头全是迷惘。有的人已经休息了，有的人还在奔走，曾经有的开始失去，曾经失去的只留下遗憾。
在这种沉重的心境下《原生》第二期诞生了，我们试着向全校征稿，竟收到了雪片一北大文章般多的稿件。这种成功叫我们欣慰。我们甚至收到了令我们感动的读者来信。我们找不到放弃理想的理由。
在来稿者中我们听到了许多声音，我很感动北大里还生长着这么多理想主义者，希望从来不曾失去过。
这样的路我们必须走下去。不久前，为了筹集《原生》第三期的资金，我们把积存的百余本第二期以成本出售了。我们在食堂与教室门前叫卖，与小贩无异，但我内心毫无愧意，我们出售的是极珍贵而又廉价的文化与艺术，是得来不易的自由，是许多人的理想。
我们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理解与支持，他们的微笑是对我的极大安慰。有一位中年人买下了刊物后说：“你们很不容易。”我坦然回答：“为北大做点事儿。”他很感动。
在某些时候我也曾有过一些惆怅。黄昏时分我与哥们儿在学一食堂门前卖刊物时，广播里传来呜咽的口琴声，一种奇异的感受涌上心头，我们就要离开这片深爱的土地了，今天的景观，以后还会不会出现?我们所拥有的理想，以后还会不会有人记起?让我们魂牵梦绕的北大，你还能再这样坚强地走多久?为了北大，你百年沉积的忧郁，你那不言中的沉重。为了北大，我们孤独的执著，平凡的坚定。
为了北大，我们孤独而永久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