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7月3日，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结束了法国对其长达130年的殖民统治。8年战乱后，阿尔及利亚面临外籍医生撤离、传染疾病肆虐等问题，医疗陷入窘境。
1963年4月，中国响应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长的求救，一支由湖北省医务人员组成的中国医疗队，抵达阿尔及利亚的赛义达。中国自此踏上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援外医疗之路。
从生命到健康的医疗救治
“非洲当地患者在得病之初，一般都不到医院治疗。在非洲，医疗属于一项较奢侈的消费。只有当病情恶化束手无策时，患者才会选择前往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副院长、中国第23批援几内亚医疗队队长孔晴宇表示，由于经济发展落后，非洲仍存在50？60岁的先天性心脏病患者；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先进的治疗技术已消除了5岁以上的先天性心脏病患者。
经济的落后制约了医疗技术的发展，而文化的落后则制约了民众对科学的认知。
“如果一位产妇在生孩子时难产，她的家人就会让她平躺在地，用一个门板放在她的肚子上，门板四角各站一人，用力挤压。以这种方式助产，母子皆亡。”原吉林省卫生厅副厅长、75届中国援索马里医疗队队员郝久利在讲述他援非经历时感叹，愚昧与落后为非洲人民带来的，是居高不下的孕产婴死亡率。
不仅如此，炎热的高温成为蚊虫的温床。疟疾等热带流行疾病肆虐，是当地人毕生都要经历的苦难。“如果没打过摆子，就等于没来过非洲。”这句话已成为医疗队中人尽皆知的事情，更何况生活于当地的百姓。
在中国援助非洲之前，由于居高不下的患病率，当地人对热带流行疾病大多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听天由命，除非病情恶化危及生命。
在刚刚独立的非洲国家中，从事医疗卫生职业的人员稀少，且流失严重，当地人民的整体健康水平低下。
面对以上困难，保证当地人民生命健康、降低死亡率，成为中国医疗援助工作的当务之急。中国医疗队的主要任务是普及正确的卫生常识，加强对传染病、常见病和多发病的救治。在完成对非洲人民的基本救助后，中国医疗队开始了对疑难病症的诊疗。
在几内亚，有一位小伙子曾因骑摩托车摔伤了右膝盖，在当地的失败治疗导致其右腿无法弯曲。他难以承受这一打击。后来经人介绍，他找到了中国医疗队。
“膝盖前生长的骨赘导致他无法弯曲，若要行动自如，需要手术。”孔晴宇回忆，当时手术分四步，首先切除骨赘；第二步清掉多余软组织；第三步松解粘连的部分；第四步解除痉挛。这种手术出血量多，创面较大，需使用电刀止血，且术后患者存在肌肉粘连风险，需借助器械进行功能训练。然而，几内亚没有所需的手术和康复器械。而在常态下，这些条件缺一，医生皆可拒绝手术。
“非洲的条件大抵都是如此。为了让更多的患者获得健康，我们唯有想尽办法。”孔晴宇说。没有止血带，就用血压计的袖带代替；没有电刀，医生们更加仔细地止血与分离结扎；没有血，以输入液体代替；没有功能训练仪器，在术后第二天，医疗队的专家们亲自在他床前指导功能训练。终于，这位年轻小伙儿能够正常行走了。
诸如此类的事例比比皆是，中国对受援国的医疗援助，不仅仅在于救助生命，同时也承载着帮助患者恢复健康生活质量的梦想。
从无到有的医疗体系建设
如果有人问，援外医疗的最大困难是什么？答案是：条件的缺失。
20世纪60年代，以医疗技术援助为主的中国医疗队到达非洲后，看到的是没有医生、没有护士、没有药品、没有医疗器械的景象。甚至仅有的医疗设备也被撤退的殖民者摧毁。
内科医生仅凭听诊器与血压计出诊，而外科医生只拥有一间空空如也的手术室。当地医院设施陈旧，医疗设备极度短缺。病房内患者拥挤，气味难闻。医生上手术前，只能分给每人切成糖块大小的肥皂洗手，还要边手术边轰苍蝇。
“一位患者术前带了很多瓶矿泉水到手术室。当时我觉得他挺细心：这么热的天儿，为我们准备几瓶水喝。后来才知，矿泉水是为术后冲洗腹腔使用的。”这在中国第18批援几内亚医疗队麻醉师马雪看来，简直无法想象。且由于长期缺水少电，中国医疗队实施的多例手术，均是用手电照明完成的。
不仅如此，在非洲，护士们对于无菌术并没有概念。一个针管、一支针头，可以为全病房的患者使用，然后置于盛满水的饭盒中浸泡一下，继续为下一间病房的患者使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手术室护士长、第21批援几内亚医疗队队员周茁指出：在当地医务人员看来，对于消毒，一是没有经济实力，二是增添了繁重的工作量。
面对如此艰苦的环境，中国医疗队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当地人民对健康常识的认知与当地医务人员对感染的危害、对无菌操作的认知，并培训当地护士使用高压锅进行消毒。通过术前器械消毒、术后定量消炎药品的使用，中国医疗队最终将当地术后感染率从80%？90%降低至20%以内。
在此基础上，中国医疗队员与当地医务工作者一起自制必要的器械与设备。从国内运来的显微镜，成为他们辨别疟原虫的最佳帮手。加上医疗队原有的设备，基本配备齐全后，24小时的驻地门诊与手术室正式开放，既方便当地患者，也方便驻地华人就诊。
“很多患者选择来驻地门诊就医，原因在于我们提供的免费手术与用药。”孔晴宇表示，每年中国都会向受援国提供免费药品及器械，其中70%的药品器械提供给医院使用，30%供驻地诊疗使用。
然而，由于中国援外医疗队每两年的轮换，致使其无法对援助当地医院的药品器械进行有效监管，从而导致当地医务人员中饱私囊的事情时有发生。
“我当时发现，当地医生将中国援助的药品中饱私囊，并未给患者使用。”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院长、中国第16批援几内亚医疗队队长严松彪发现此事后，立刻找到当地医院院长。通过设立制度，杜绝了此类事件的发生。“制度规定，当地医院将每年中国援助医院的药品器械收入的40%用于医院建设，而60%返还中国。第二年，中国再将这部分钱加入医疗援助的总费用中。”这一制度的建立，既约束了当地医院，又促进医生为患者用药。
然而，中国免费的医药援助与当地医院以盈利为目的药品器械有偿使用性质相悖。“对于当地医院，我们只有技术指导权，没有经济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骨科主任、第18批援几内亚医疗队队长张岑山对此种方式并不认可。在他看来，这种援助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失去了中国医疗援助的本意。
为了解决免费医疗援助的阻碍，医疗队专门向中国原卫生部申请，希望效仿美、法等发达国家，在援助国建立医疗队可以掌控的独立医院。
2006年，中国确立了为非洲援建30所现代化医院及30个抗疟中心的援助目标。
但现代化医院建成后，很多受援国却迟迟不敢接收新院，原因在于他们不具备经营管理能力。
“医院建成后，我们帮助医院建立了规范性制度，如住院医师制度和各科室工作常规，并形成纸质规范。”孔晴宇表示，将中国医院医疗、财务、后勤等管理制度带到非洲，全面加强了当地的诊疗水平和医院运营能力。与此同时，专科医学中心的建立，使中国的医疗技术得以传承，也填补了当地医疗技术的空白，完善了当地医疗体系建设。
从政治到社会的价值体现
中国对非洲及其他国家的援外医疗，一度是当时国际政治形势下的外交手段。周恩来总理曾总结道：“以医疗援外的方式进行政治外交，花钱少、影响大、见效快。”因此，国家对医疗队员的筛选极为严格。
在改革开放前，能够出国，即便是去非洲这样贫瘠的国家，也是很光荣的事情。因此，当时十分重视政审。
“每批医疗队员中，都要有一定数量的共产党员。”郝久利说，政治思想与医疗技术皆优的人才，才有资格被推选参加医疗援助的工作。
中国医疗队在很多受援国都执行两项任务，一是平民医疗，一是高官保健。
由于中国对非洲的无偿援助，建立了国家间相互信任的关系。
“我们在为当地首脑进行医疗保健时，他们对我们非常信任，总统撤走了房内所有人，只留下我们医疗队的人。”张岑山表示，通过为当地首脑提供医疗保健，加深了受援国与中国坚固的友谊。在“台独”呼声较高的那些年，非洲人民一如既往地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政治的荣誉感不再仅为中国援外医疗队追寻的终极目标。被受援国认可的社会效益，同样成为中国医疗队追寻的工作价值。
有一位六十余岁的几内亚老人，身后长了一个很大的脓包，苦不堪言，每晚都奇痛难忍，然而，由于无钱诊疗，久病未医。当他听说中国医疗队的治疗是免费的，便跋山涉水，找到了驻地门诊。
经过术前缜密的评估与考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骨科主任、中国第21批援几内亚医疗队长于方在驻地的手术室为他手术，手术非常顺利，老人的恢复效果很好。他甚是感激地对于方说：“虽然我没有钱，但是我会用余生的每一天为你祈祷祝福。”
非洲人民大多信奉伊斯兰教，在他们看来，中国医疗队的到来，是真主阿拉赐予他们的贵人，带给他们生的希望。因而，中国医疗队员被他们奉为“最可敬的人”。
医疗外交是中国援外医疗从未改变的政治方针，而随着社会发展，援外医疗的价值更多体现于危难之中的救助、白衣职责的印证及人道主义救援精神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