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党史高层人物谱系中，瑞金时期（1931- 1934年）的博古，被定格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副帅、总代理。在各色各样的文艺作品中，博古更是被刻意涂抹成思想僵化、言语僵硬、只会按照共产国际指令行事的人，成了被随意讥讽、嘲笑的反面典型。这实在是难以言说的悲哀。事实上，博古在遵义会议前后都有着重要的贡献……
将毛泽东安排到政府的最高岗位
博古出生于1907年6月24日，早年在无锡、苏州求学，思想进步，为学生领袖。他自幼学习成绩优异，在江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预科毕业。博古1925年入党，1926年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即赴苏联学习，取俄文名“博古诺夫”，演化成博古。1930年回国后，博古、秦邦宪两个名字交替使用。1931年4月，博古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此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与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党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由于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远不足半数，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决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6人组成，博古为负总责。10月10日，共产国际批准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组成，年仅24岁的博古临危受命，任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
10月21日，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临时中央，“望派一位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主持中央政府工作”。政治局委员中，只有项英是工人出身。10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由毛泽东任主席。这样，是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将毛泽东安排到政府的最高岗位。博古看重毛泽东创建中央苏区的功绩。
1932年2月16日，上海《时报》发表启事，伍豪等243人脱离中国共产党。这时，临时中央只有博古与陈云在上海。
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这时他已去苏区。这件事虽然是敌人的阴谋，但博古等领导人都不能出面处理，他们千方百计花重金找了一个澳大利亚的叫“巴和”的律师，在上海最大的《申报》发表《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的紧急启事》，启事说：“兹据周少山君来函，声称汝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荣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向。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产党之事，实与其无关。”周少山是周恩来另一个别名。
遵义会议后逐步交权
1935年1月15日，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博古提出总结湘江战败的经验教训，请周恩来主持会议。17日的会议，博古与大家同意张闻天起草的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的军事领导三人小组，由朱德总司令与周恩来政委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军事指挥最后下决心的负责人等。
2月5日，在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周恩来找博古说，中国革命要打倒蒋介石必须由毛泽东领导，蒋介石文武双全，知识面广，又有政治手段，我们必须要找个比他强的人领导。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现在我们商量由张闻天接替你当总书记，也是过渡的。
博古重视民主、和谐与民主集中制，考虑周恩来说得有理，就立即交出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书记和中央书记的三枚印章，说明天把文件担子放到张闻天处。博古仍任中央常委与军委委员，与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共同领导长征。他交代完了，最后提出要他与王明约定的联络员潘汉年去向共产国际报告，争取共产国际批准。因为如果共产国际不批准，这样交权是不算数的。
遵义会议是革命从失败到胜利的转折，遵义会议后博古不记个人得失，顾全大局，注意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与党的团结，先后赞同毛泽东帮助周恩来最后下决心，反对林彪撤换毛泽东领导军事的意见，同意毛泽东、周恩来与王稼祥为新的军事领导三人组，又同意毛泽东任军委主席，周恩来与彭德怀任副主席，逐步把毛泽东扶起来。
1935年6月16日，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张国焘与陈昌浩分别来找博古，了解遵义会议情况，说遵义会议的决定不合法，四方面军不同意。
博古是共产国际批准的合法总书记，张国焘是建党元老、第一次党代会十二个代表之一，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四方面军总负责人，领军8万人，多过中央红军数倍。如果他俩站在一起，又有其他支持者，形势又会怎样？可想而知。
但是，28岁的博古是非分明，他的心里只有党的利益，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为此，毛泽东向周恩来说：“博古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
创办《解放日报》
1941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在皖南地区围歼新四军与华中局领导机关，军长叶挺被捕，政委项英遇难，损失7000人，还不准中共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上揭露事实真相。对此，博古非常气愤，向中央提出，应该有一份自己的机关报与一个强有力的通讯社。经中央批准，在延安出版《解放日报》，由政治局委员博古任社长兼新闻社社长、中央出版局局长，统帅新闻出版大军。
《解放日报》于5月16日创刊，发刊词由毛泽东撰写，头条新闻由博古执笔，中央领导人以毛泽东与博古写的社论、专题、新闻、按语最多。博古为党报的性质与新闻写作写了很多社论，还有专论与讲话，论述党报是“党的喉舌”，我们是全党办报，宣传是“以我为主”，党报的记者是“党的耳目喉舌”，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军队、很好的政府，我们也要有一支健全的新闻大军，办报是全党的一件大事，是人民大众的一件大事，是治国的本领之一，并且论述新闻写作的常识与记者的任务。
这些精辟的言论是中外新闻历史中从未提起过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经典著作。博古讲话逻辑性强，语言精确完整，有些记者将他新闻写作的讲话整理出来加上标点，当文章发表。博古与毛泽东被称为党的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与开拓者，在延安新闻纪念馆为他们俩塑了铜像。
壮烈牺牲
博古博学多才，他在百忙中翻译了许多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延安高级党校规定必读的五本书中，有三本为他所译。
在延安，夜间熄灯最晚的是毛泽东与博古，毛泽东的习惯是夜间工作。博古只有夜间才能翻译，早晨6点半钟还要起床上早班，审查党报的稿件，他劳累过度身体不好，还把中央每天供给政治局委员的一瓶牛奶，送给缺奶的杨永直编辑的女儿唱。
1946年4月8日，博古作为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中共代表，与王若飞（中央委员），邓发（中央职工委书记）和叶挺（新四军军长）等13人加上美国空军驾驶员共17人，从重庆乘飞机返延安。当时天气恶劣，乌云压顶，雷雨不断。报社有人听到飞机响，但寻不着飞机的影子，下午听说飞机在中午与西安联系过，大家开始揪心。9日与10日仍为阴雨，大家不断跑上山顶去看有无飞机，希望出现奇迹，这时厨房做的饭每天都有剩余。12日的报纸头条发表《中共中央以极大的悲痛宣布王若飞等遇难》。博古结束了39岁短暂、辉煌而悲壮的生命。顿时，在新华社内，大家的眼泪大雨般流下……
4月20日，延安各界3万人悼念与安葬“四八遇难烈士”。党中央在延安总共召开过两次3万人的大会。第一次是1943年7月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进攻延安，与会者都是组织来的，头版头条消息是博古执笔的。这次3万人大会，有一半群众是自发来的，来悼念救命恩人的。
追悼会空前隆重，毛泽东写《向“四八”烈士致哀》的悼文和《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悼词。
中央有挽联，刘少奇和朱德、任弼时都写了悼文与悼词。毛泽东悲伤得几夜未眠，大家劝他不要赴会。周恩来的题为《四八永垂不朽》中，特别说：“博古，你是为修改宪法而粉身碎骨，我记住，我永远记住，我敢向你保证，我们要坚持完成一部民主宪草，建立民主中国而努力奋斗到底！”
灵堂正中悬挂烈士遗像以及“化悲痛为力量”的横幅，中央各机关团体和群众的挽联、横幅挂满“四八烈士”陵园。几十个乐器和唢呐队接连哀鸣，礼炮两次鸣放24响，山摇地动。为纪念博古以身殉职，为国捐躯，延安“四八烈士”纪念馆为他塑造了半身铜像。
（摘自《党史文苑》2010年第6期，黎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