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学与文化联姻，是当代文学理论的一个特色，由此产生出一种可名之为“权力流转”的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相互交融的理论形态。依据对文化不同的理解，联系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况，可以分为哲学本体论、审美本体论、文化本体论等三种权力模式。第一，文化研究的多元立场、知识阐释解构了本体论，形成了知识型文学理论的权力。第二，通过交流创造理论范式成为文化型文学理论的权力模式，权力流转于反思与元理论之间的博弈中，并已潜入理论地表。第三，文化研究增强了文学理论范式的灵活性、开放性、实践性，为重新赢得社会影响力打开了思路。但是，范式的流散化、随意性使得一时间很难取代元理论体系的优势地位，“文化”与“文本”的异质同构是未来最重要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文化研究；权力流转；文学理论
[作者简介]卢衍鹏，枣庄学院中文系讲师，山东枣庄277160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0)04－0084－05
一、“理论高峰”与权力流转
文学与文化联姻，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一个特色，由此产生出一种可名之为“权力流转”的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相互交融的理论形态，理论背景是西方的“理论高峰”和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转型。20世纪60～80年代，西方出现了一大批影响至今的思想家及其原创理论，可以称之为难得一见的“理论高峰”，但是随着大师的逝去，理论的锋芒日趋黯淡，文学研究逐渐进入“后理论时代”。正如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不乏怀旧地哀叹：“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雅克·拉康、克罗德·列维一斯特劳斯、路易-阿尔杜塞、罗兰·巴尔特和米歇尔·福柯的开拓性著述已经远离我们几十年了。甚至雷蒙德·威廉斯、露丝-伊瑞格里、皮埃尔·布尔迪厄、朱丽亚·克里斯蒂娃、雅克·德里达、爱莱娜·西克苏、于尔根·哈贝马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爱德华·赛义德早期的那些具有开拓意义的著述也远离我们多年了。”此时，源自苏联并且统领我国思想领域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逐渐成为文学理论原理基础，结果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的某个结论来定义文学的本质，这种状况到改革开放才开始转变。之后，我国理论界因西方理论的引进也受到一次“理论高峰”的洗礼，尤其是反权力话语等理论颇受青睐，因为当时在人们看来，反权力和反政治的意义相近。
其实，从文化研究兴起开始，作为当代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核心概念，权力早就成为这一新兴学科的核心概念。在文化研究开疆辟土的过程中，大众文化理论、后殖民文化批判理论、性别政治文化理论、知识分子角色理论等充当了文化研究突破原有理论界桎梏的反权力话语，直至文化研究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权威——本来是文化研究一直反对的——之后还没有最后的终结。简言之，权力是一种关系网络，只有在与外在的力发生关系时才存在，学科的发展与权力密不可分。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霸权理论、场域理论等被文学研究者用于反对传统(一般是权威)文学理论知识体制，以此建立新的知识结构。因此，文学理论不同建构方式的存在其实是不同权力之间的博弈——不仅是以政府形式出现的权力，而且包括以科学形式出现的权力，甚至以物欲性的活动出现——理论场域必然从单一走向多元。其中一个显著症候是文学理论教材的变化——由少数指定“权威”版本一统天下到新的版本不断蚕食原有教材的势力范围。如南帆的《文学理论新读本》、陶东风的《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王一川的《文学理论》等新型教材或多或少地采用了文化研究的方法，最明显的特征是不再规定各种原理、定义，这对于长久以来占据多数高校课堂的文学理论教学权威(如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等)势必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这就涉及权力流转问题，尤其是被皮埃尔·布尔迪厄称为权力之一的文化资本理论。
所谓“权力流转”，是指文化资本通过权力一知识(Power－Knowledge)的转化及其变异，用反观性理论(reflexive theor)——克服主体一客体、文化--
社会、结构—行为等普遍存在的理论对立面一来实践性地建构特定的文化场域。“权力流转”理论紧紧围绕资本、习性和场域等三个核心概念，三者贯穿权力流转的整个过程。
第一，文化资本(capital)是权力流转的内在动力，与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等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并以具体形态、客观形态和体制形态等形式出现。具体形态一般表现为精神和身体的“文化修养”，客观形态一般表现在图书、工具等文化商品和服务，体制形态一般表现为教育文凭、授权资质等资历认证方面。
第二，习性(habitus)是权力流转的认知性、激发性机制，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体性，使个人的社会语境的影响得以具体化。习性是关注实践、关注身体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是实践中的行动者所具有的内容，一方面是社会空间的主导规则内化和具体化而成的性情结构(如修养)，另一方面是习性生成的具体实践功能，因而习性包涵“被建构的结构”(structured structure)和“建构中的结构”(struc—turing structure)。
第三，场域(field)是权力流转中行动者争夺有价值的支配性资源的空间场所，是由处于不同位置的主客观关系网络构成的空间结构。文化研究给文学理论的冲击是全面的，从思维方式到知识材料，从价值取向到功能方法；而文学理论仍会坚守原属自己的学术领地，试图吸收、甚至收编其为己所用。从而造成文学研究中权力流转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如争议已久的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建构主义等就是当代文化症候的典型代表。
二、本质的规训：本体型文学理论的权力
自从20世纪文学理论发展成为现代中国一个重要的人文学科，贯穿了哲学本体论、审美本体论、文化本体论等三种权力模式，此间完成了本质对文学理论现代性进程中权力的流转。
第一种权力是哲学本体模式，在文学解释模式上主要包括认识论和政治功利论等。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提倡科学，提倡怀疑精神，提倡个人主义，提倡废孔孟、铲伦常”，以“民主与科学”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哲学话语范式就开始冲击、乃至取代以中国传统“国学”为根基的整体文化观念，文学理论的任务不仅是文学本身，更深层的是中国现代思想中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以现代文学理论教材为例，有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教材的译介(如1924年鲁迅译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等)，有现代文学家的创作实践(如1927年郁达夫、田汉等人分别编著的《文学概论》等)。在种类繁多的教材竞争中，更符合中国革命现实的唯物史观、现实主义的立场和主义取得胜利，逐渐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体系的主流。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的：“文学从属于政治”，试图以此“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理论基
本上是苏联文学理论体系的照搬，马克思主义是最科学、最革命的哲学，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所有科学都必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实践决定论、经济基础决定论等是哲学本体论在文学理论中的具体表现。
第二种权力是审美本体模式，包括文学主体性理论、审美反映论和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等。文学主体性理论主要延续和发挥了“文学是人学”的历史命题，肯定了人的情感、欲望和精神重新成为文学的合法主题。人既是实践主体，又是精神主体。人是实践主体指的是人在实践过程中作为主体而存在，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行动；人是精神主体是指人在认识过程中与对象建立主客体关系，人作为主体而存在，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思考、去认识的”。审美反映论不仅是对反映论的限定，而且希望用审美取代哲学反映论，既没有激进地否定反映论，又没有将文学理论完全归之于审美。这种过渡性的话语方式容易被大多数人接受，以至后来出现了将审美的法则扩大到文学艺术之外的理论倾向。在此基础上，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渐成为主导文学理论的中心话语，“向内转”成为此后很长一段时期文学理论的重点任务，文学被重新定义，被禁锢几十年的视野开放之后引发西方理论的井喷式增长，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各式主义构成了现代文学理论的奇观，改变了文学理论的生态环境，审美本体论深入人心。
第三种权力是文化本体模式，文化作为特定的符号体系，是人类区别自然、他者的标志，也是权力区分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表达特定的意义和价值，得到普遍认可的意义和判断逐渐成为约束大多数人的权力，成为社会规范。社会变革时期文化的意义和判断会发生相应变化，权力随之流转，体现了人们适应环境的能力和方式。中国现代文学史并不是开始于某个文学作品和作家，而是开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与革命分别是影响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两个重要概念。20世纪30～40年代开始，“革命”带来了另一种文化模式，主导文化的不再是知识分子，而是工农兵大众。环境要求知识分子到工农兵大众中改造自我，整风运动就是这种改造的有效规训。20世纪80～90年代，“市场”带来了又一种文化模式，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在大众传媒的支持下进行新一轮权力争夺。
这三种权力模式根源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本质观，其结果是文学理论中“一主多元”的权力博弈结构。所谓“一主”是本质主义指导下的文学研究仍然在占据主要权力场域，“多元”是指西方理论为代表的反本质主义、建构主义等思想影响下产生的多种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这些都源于对本质的偏颇理解。
偏颇之一是把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等同于绝对主义，削弱了本质主义的合理性，如陶东风这样定义本质：“假定事物具有超历史的、普遍的永恒本质，这个本质不因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知识论上，本质主义设置了以现象／本质为核心的一系列二元对立，坚信绝对的真理。”绝对主义的方法论往往认为只有一类方法具有揭示事物普遍本质的奇效，而事实恰恰相反，当代文学理论(表现为批评方法等)吸收了西方诸多理论模式，在一种文学理论教材中很难只采用单一的方法论，即使改革开放之前的教材也是这样。
偏颇之二是把本质主义等同于(唯)科学主义(scientism)，将自然科学的思维完全照搬到文学研究中。表面上看，博弈的手段有主编教材、刊物、丛书，申请课题，硕博招生等，因此重点大学、科研院所的学者更有可能拥有更大的权力。例如。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自1992年到现在，修订了四版，发行量在100万册以上，占同类教材市场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该教材是教育部指定编委会编写，在很大程度上是邓小平“文艺不从属于政治，但也不能脱离政治”的学术表达，是政治意识、文学审美意识、时代意识、知识分子操守等各种元素的妥协、斗争和博弈的历史产物，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一本教材可以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占据垄断地位。
偏颇之三是把本质主义等同于基础主义。基础主义强调并极端重视基础，无论存在和文化都有一个不变的基础。基础分为两种，一种认为世界本来存在一个基础，一种认为人的知识层次中存在着一个基础。基础是不变的，并假定人类的知识、文化必建立在永恒的、超历史的基础上，这样知识才可靠。哲学相对于其它文化有优先地位，具有基础性，其它文化基础性要由哲学说明。
总之，对于本质不可一概而论，要具体分为绝对主义、科学主义和基础主义三种情况，文学理论建构的过程是一个话语权的建构过程。本体论文学理论主张文学本体论观念．深受科学思想、哲学认识论、真理意识、求真意志等影响，过度注重文学的哲学问题和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等方面，缺乏对文学的审美性、超越性、想像性、虚构性和独立性的自觉。在博弈中胜出者掌握了权力，成为规划文学理论学术版图的学术权威，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垄断，好在其他类型文学理论并没有完全失去生存空间。
三、文化研究的解构：知识型文学理论的权力
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的“人文精神”论争表征着本体论文学理论的“边缘化”已经打破了文学理论的权力平衡。第一，经济中心和实用主义取代文学中心和审美理想主义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启蒙话语失效，理想主义终结，知识分子从立法者变成阐释者。第二，文学创作不再神圣，市场经济法则和经济意识渗入文学生产机制，文学创作开始肉身化、娱乐化、时尚化、传媒化和网络化，文学创作者适应社会心理多元化需求不断分化。第三，消费社会来临，消费文化不仅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而且催生了广场、街心花园、购物中心等全新的研究对象，迫切需要研究者的学术回应。人文精神对工具理性、消费主义、功利主义等的批判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不可否认他们的精英身份、立场或多或少有固守自身权力的考虑。知识分子也在分化，一部分传统文学研究者由于在知识结构、学术权力等方面的固有优势不愿放弃阵地，一部分青年新锐在西方新的学术资源的支持下开始建立自己的权力高地。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研究暂时充当了反本质的有力武器，多元化、多视角的解读和批评在丰富文学理论知识的同时，逐渐威胁本质型文学理论的学术版图，新的文学理论建构成为可能。 文化研究的反本质(and－essentialism)旨在知识的创新，以矫枉过正的方式破除权威、中心等本质性知识，在破旧立新的知识革新中起到的主要是解构的作用。文化研究主张文学知识不是神圣的，而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要求放弃为文学立法的角色，经典的神圣性被解构，文学研究和文学本质规定的多元化就可能出现。被指称为“反本质主义”的几本新教材，其实也只是在目录编排上打破了传统文学理论(一般被称为“本质主义”)知识板块，但并没有贯穿始终的反本质主义的逻辑和理
论。陶东风的《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被称为是反本质主义的代表之一，但是陶本人坚决反对这个称号，而是自称是建构主义者，认为本质主义可以分为“反本质主义”与“反本质的主义”，前者可以包涵后者。虽然“反本质的主义”早就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想传入我国文学界，并在破除知识迷信的过程中被运用，但是对于文学理论教材的实际内容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首先，文化研究的多元立场为知识型文学理论提供了思想基础，确立了合法性。一是破除文学权威的精英立场，回归大众和社会。坚持以审美为旨归的“文学的审美本质”、“审美意识形态”、“精神家园”等话语的是具有人文精神和使命意识的精英知识分子。历史经验、理想主义与社会责任感让他们坚守文学理论的研究模式和知识体系，维护其立法者姿态。二是模糊学术新锐的价值中立立场，用态度暧昧的阐释代替价值判断。因为年龄、资历、兴趣等原因，这些研究者以西方知识社会学为武器对研究对象进行文化、社会逻辑梳理，不直接作价值判断，态度暧昧，在“超然”的同时也显示了新一代知识分子深刻的精神失落。三是立足现实，满足中产阶级的审美需求的现实功利主义立场。面对多变的社会文化现象和日益边缘化的文学现实，研究者运用跨学科的方法、模式，试图解释、指导现实中的问题，其问题意识值得肯定，但过于功利的缺陷也备受非议。
其次，文化研究加剧了文学场域的裂变，增加了文艺争鸣的可能性和权力争夺的复杂性。如果说文学理论精英、权威们尚能勉强坚持原有权力范围的话，那么面对实力强劲的现代传媒及其给文学带来的巨大挑战就显得有心无力了，文学场域进入剧烈的裂变期。传媒、网络、资本的结合在文学、文化的生产和传播等方面给文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相应的方法、模式等解读的工具无法在立法者那里找到，尽管立法者一开始甚至不屑一顾。当文学生产成为文化产业韵一个组成部分，就连纯文学也无法置身度外之时，批评的制高点已被敏感的研究者——阐释者占领了，纯文学、大众文化等多元并存、众声喧哗的局面早已形成，受众也放弃了对真理性、普遍性的诉求，轻松的“悦读”甚至“代读”比深奥、唯美的阅读更具吸引力，“百家讲坛”中易中天的“品三国”、于丹的“论语心得”深受精英知识分子诟病，但是并不妨碍易中天、于丹们成为新的学术明星和文化名人，大量攫取在文化圈、文艺圈(“圈”可以说是“场”的俗称)等各种“场域”中的惊人资本。
最后，文化研究提倡的对话理论及其批评的阐释性优势更具吸引力。增加了文学研究中的反思性因素，文化研究攫取权力的方式更加隐蔽。相比以前聆听大师(或大家)的训导，现在的研究者更希望能够与学术权威对话，营造一种和而不同的学术生态。非本质主义不再执著于对于事物深层、本质、内在等概念的挖掘，而是更倾向于与外在事物的比较中对其进行阐释，而“解释学观点的普遍性是包容一切的……可以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与试图建构权威的普遍性话语不同，这种阐释性追求交流、平等、探讨，在尊重研究对象和异见者的基础上进行话语与理论实践，反思性思潮成为现代性的重要途径。因此，文化研究的贡献在于将文学研究神性化的外衣除去(即文学的祛魅)，最大的影响之一就是文学理论知识化的趋势凸显。反本质主义在欧美后现代主义及解构主义理论特定视域中确实成为西方文学理论研究的共识和无意识，以至于当今的西方文论界难得一见诉诸大叙事、普遍主义的理论，多是从历史的、政治问题入手展开论述，更加关注种族、性别、阶级、身份等因素对于文学的影响，一些传统文本因为新的视角得到新的、具体的重新阐释。而在中国理论界真正吃透后结构主义精髓的并不多，更没有形成自觉的思维方式，我们看到的文学研究成果还是多冠以“文化诗学”、“美学体系”、“中西文学比较”等类似大部头论著的体系建构和宏大叙事。
四、交流的事实：文化型文学理论的权力
如果把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之间的多维建构放置在经济、文化全球化、信息化的社会关系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社会关系被化约为“交流”。对文学理论而言，权力的流转是在特定的逻辑下、在象征性的生产中运行，只不过交流代替了粗暴的干涉或占领，温柔但却坚韧，所谓“文学性的蔓延”、“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等话题就是这种现象的表现。交流使得权力不再高高在上，而是经由反思，甚至民主来实现。交流的过程越来越多地通过传媒的力量，因而更加透明，更具表演性，在无形中成为我们生活的一种事实和文化形态。
尽管还存在诸多学术争议，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还是被很多人认可，尤其是广大的中产阶级或者准中产者，他们不再满足于赤裸裸的物质享受，而兼顾其文化身份一“这表现为‘新’身份，新社会类别以及通常情况下新政治群体的增生”——的需求，名牌服饰、概念性住所、高档会所、进口汽车、时尚杂志(一般以精英的面孔包装)等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身份象征和文化追求。文化逐渐成为文学理论的核心要素，文化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生活方式甚至生存方式的表述说明文学理论的文化转向似乎不可避免，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中的建构主义、关系主义成为新兴文学理论的发展方向，文化型文学理论也就应运而生。
文化型文学理论不反对对理论本身的思考，但是用更中性的词语“元理论”替代“本体”，保留了对理论自身的反思，其实是理论与自身的交流。另一方面，反思性或反观性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化解危机的基本方式，怀疑精神、反思研究成为热点。因此，文化型文学理论中诸如建构主义、关系主义等的实质是实用主义、中庸主义的结合，它们对本质的认识基本类似。主要观点基本相同，在本质、反本质这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了中庸之道，同时也是文学理论实用主义之进程。
根据以上对文学理论权力流转的历史，结合文化研究的实践事实，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以下三点启示。
首先，文学理论的权力是在反思与元理论之间的博弈中流转，已经潜入理论地表，以范式创造理论事实。“范式”作为“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正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尽管这些成员在其他方面并无任何共同之处”。范式的创造不再追求权威、唯一性，而是将自己融入已有的理论生态系统。陶东风、南帆等人的文学理论“新”教材并未标榜自己的特殊地位，而显得相当谦虚——“这部著作远未达到缜密和完备。许多方面，这毋宁说是一部抛砖引玉之作”，这样的表述不是客套之词，而是理论策略。虽然这种范式的“创造”性还有待考证或提高，但确实为文学理论的知识创造提供了某种可能(哪怕是反例也是一种贡献)。
其次，文化研究增强了文学理论范式的灵活性、开放性、实践性，为重新赢得社会影响力打开了思路，但是范式的流散化、随意性使得一时间很难取代元理论体系的优势地位。目前标榜建构主义(或关系主义等)的教材其实并没有真正摆脱本体论，往往在阐发写作目标(前言或导论)时思路清晰，而在具体写作过程中还无法离开本质话语和思维，甚至在框架和结论上并没有多少超越，给人虎头蛇尾的感觉。写作姿态更加自由，吸收了更多、更新的材料和观点，但由于写作的集体性，在套路和风格上明显不统一。
最后，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多维重构中，“文化”与“文本”的此消彼长是最重要的发展方向。“文本”是建构主义文学理论知识的核心概念，不同于传统说的“作品”．存活于特定语言情境中；更加注重“能指”，具有语言一样的结构，但更加开放、自由、无中心；具有多元化意义，需要真正的阅读与读者一起重新生产它的意义。“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文学理论中表现为具有历史性和地方性的知识系统，认为只能按照一定的社会准则理解其言行，一种文化研究(制度)比另一种文化研究(制度)更优越的根据是不存在的。
总之，文化研究的权力流转是文学与文化联姻的必然结果，反思性与元理论之间尺度的把握是处理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之间多维重构的关键，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斗争仍会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