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厘清当代中国艺术学学科的误读现状,对中国艺术学的学科性质、学科边界、学科方位等,予以清晰、准确的认识,谋求中国艺术学学科纯正而整体的精确发展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文章从“误读”的转义概念入手,对艺术“误读”形态进行了类型性划分。用控制论和信息论的方法,具体阐释了艺术命名的“误读”史与艺术形象“误读”的学术成果。进而发挥构建的艺术“误读”理论,以艺术理论性研究与艺术创作实践研究双向切入中国艺术学的“误读”现实,针对中国当代艺术领域中的艺术创作特殊形态的出现、艺术市场进入后“符号”创作的潮流、艺术批评的存在性质与高等艺术教育领域中大众与小众的“误读”现状,围绕在艺术学学科中的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艺术创作、艺术传播、艺术消费、艺术教育等进行了当代中国艺术学“误读”形态的类型编码,提出艺术“误读”生态建设的必要性与策略,并分析其现实的启示价值、校正价值与创生价值。还论析性的提出建构以“民族艺术原生态+它族艺术元素植入”为理念支持的“艺术误读学”。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民族符码的“中国艺术学”做出努力。
关键词:艺术文化;艺术“误读”;中国艺术学;生态建设
中图分类号:J02文献标识码:A
On the "Misreading"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istics
YANG Meng-wan
在诸多艺术事象竞相发生的艺术学学科生长的过程中,当今的中国艺术学已经逐步确立了其“显学”①地位。虽然当下中国艺术学建设中,对艺术学的学科性质、学科边界与方位还存在相当的“模糊性” ②,但是艺术“误读”行为与事实存在是艺术学科建设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将这些已经发生、但还未编码形成体系的艺术“误读”成果与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艺术学的“误读”现实事象进行类型性的划分研究,将有助于中国艺术学的纯正化生态成长与系统性整体建设。
一、什么是艺术“误读”
(一)艺术“误读”的涵义
20世纪60年代解构主义思潮将“误读”看作是一种创造性的阅读或接受,揭示了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读取范式,目的是追求文本意义的“延异”和“拓展”。而“误读”(Misreading)一词作为一个文化概念的提出,最早是被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采用于文学批评的一种转义理论③。具体指读者对某一文本的阅读(无意识或有意识地)脱离了该文本产生的语境,在理解和阐释作品时出现了某种偏差,甚至悖离了文本最初要表达的意义。对“误读”的承认在现实层面表明民主进程的发展,是人学上的进步。
艺术“误读”形态是在对艺术文化的认同语境下产生的。在艺术域的知识、思维、价值、意义符号系统及其行为模式的艺术文化中,艺术“误读”的形态是经由艺术文化的多种特性而对应交互产生的。概括地说,艺术的本体与外延有哪些形态传播,就会产生与此相对应的“误读”形态种类。种类或类型的艺术“误读”形态的产生与传播中介即是“语境”。“语境” ④是一种文化氛围的形成——即面对不同种类的作品、史料等传播形态的读解,超越诸如艺术与非艺术、文学与非文学、经典与非经典、文字与口述、精英与大众、高雅与通俗之间的界限而形成的文化圈层“场”。构建这个文化圈层“场”的核心要素是“受众”。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的艺术学界,艺术“误读”概念开始被提及并逐渐作为一种艺术文化观念传播。
艺术“误读”的具体存在形态种类繁多,且各自发展完备程度不一。对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艺术创作、艺术传播、艺术消费、艺术管理、艺术教育等的“误读”形态都分门别类地存在。艺术史中有对艺术命名的误读,对艺术家创作理念的误读;艺术理论中有对特定艺术文化概念的误读;艺术批评中对艺术作品、艺术风格、艺术评价的误读;艺术创作中对艺术形象、创作工具的误读;艺术传播中对艺术形态、艺术类型的误读;艺术消费中对艺术产品商业品级的误读;艺术管理中对艺术呈现形制的误读;艺术教育中对具体艺术概念、艺术院校以及培养定位的误读等。这些无论涉及到艺术发生论、艺术变迁论、艺术规律论,还是艺术哲学论、艺术教化论等命题的“误读”,都与“受众”个体文化条件的限制、既往积累的共性经验、社会心理制约以及社会接受与传承制度等因素有关。
以前有说法“艺术无国界”,这仅是从艺术最大限度的接受范围和观念传播力度上而言的,但各国家之间的文化认同、艺术传统与社会化发展程度的差异的不同,艺术还是存在显著“国界”差别的。如果以中、西族群艺术文化的差异来划分,西方国家中意大利、法国的艺术传统占据统治地位;法国、英国为现代艺术的起步做出了过渡性的贡献;美国在后来成为“当代艺术”的大本营。而东方国家的中国、印度的虽然艺术传统源远流长,后崛起的日本和韩国却占据了话语权。但在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下,中国的当代艺术开始逐渐具有“本土”特色的影响力。
在艺术“误读”的事象中,对艺术“误读”的关注与学理研究也是与各国的艺术发生、变迁特点基本一致的。在艺术史“误读”的研究上,艺术命名堪称是一部“误读”史;对艺术创作中艺术形象的“误读”也在近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当代中国在艺术创作、艺术批评、艺术理论、艺术教育上的“误读”,也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国力的日渐强盛,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二)艺术“误读”的发生与变迁
在艺术“误读”的发生与变迁中,现阶段发展比较完备的是艺术命名的“误读”与艺术形象的“误读”。所谓艺术命名的“误读”,是指对艺术命名本身内涵的“不可更改性误读”与“对命名的无定性解读”两重认知属性的偏差。“误读”类型主要分为“非涵盖性”艺术命名、“既定性”艺术命名、“自主性”艺术命名三类。从某种程度上说,艺术命名就是一部“误读”史。而艺术形象的“误读”,则是近代以法国的艺术史学家丹纳为代表,把自然科学中的经验的、比较的和历史的方法吸收过来应用于研究艺术活动的过程中,对艺术家创作的具体艺术形象的读解认识上产生的一定史实依据下的“虚拟推测性”偏差。
香港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曾说:“人类的文化起于制名。” ⑤艺术命名是人类精神文化成长的重要的反映侧面。从其行为看,是人主观能动地认识和传播艺术形态的重要行为方式;从其形态看,是人类进行艺术归类、划分而凸显各个流派和发展样式的积极成果;从其方式看,是人类对强调个体的差异性、维护自我族群艺术的独特性的特殊指认。
“非涵盖性”艺术命名意指对某种艺术样式不全概括性或单一概括性的所命名称,主要特征是:不全面,涵盖面小,不能突出此种艺术样式的内在精神特质,表现显著的有“哥特艺术”与“印象主义”两种风格流派的命名以及产生“误读”。12世纪末巴黎的“哥特艺术”样式被以意大利著名建筑师和画家乔古欧•瓦萨里为代表的文艺复兴的评论家们讽刺性的将其命名为“野蛮的哥特式(Gotica)”,而称不上是“哥特式手法或风格(maniera,stile Gotico)”,并明确指其具有:“不明确的,紊乱的,不自然的,一堆零碎,千疮百孔,负担过重” ⑥的带有尖拱和有肋圆顶的特征。实际上,在12世纪法国圣德尼修道院的哥特式建筑样式——这种具有“拱形风格”与“外扶垛”的特征建筑样式是使朝拜地的修筑空间无比恢弘的设计,是人们第一次看见象征城市文明的新建筑群。它的名称仅以最初的视觉印象与政治背景为依据,没有从艺术学科学理上涵盖哥特式艺术的全部或大部分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