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拟破解生态文明测度和评价的现存难题：在指标选取方面，评价目标模糊，指标筛选的主观性强，缺乏结构化方法，导致指标泛化，与一般环境经济评价混淆；在测度标尺方面，无法确定生态文明阈值，对不同文明阶段用同一把尺子去衡量，导致一些非生态文明区域的排名反而靠前；在应用价值方面，综合指标值失去生态经济意义，只是一个抽象的排名数字，导致测度结果不便于理解和运用。为此，依据文明演化的共生理论创立指标-指数耦合链方法，用以导出生态文明测度的阈值和绿值二步指数。依次运用扎根理论法、PSIR及SEM结构模型、足迹家族法、LotkaVolterra模型等工具，构建从生态文明的指标体系到二步指数的结构化耦合链。全过程始终聚焦生态文明的本质属性——产业与生态的互利共生性：以定性科学属性为出发点，以人与自然复合系统的结构模型为纽带，以生态文明阈值和绿值二步指数定量模型为归宿点。其中，阈值用产业受力指数、生态受力指数和共生度指数3项指数进行衡量，合称为阈值指数；而绿值用1项综合反映区域产业与生态的总量、共生程度和均衡程度的绿值指数进行衡量。据此进行区域生态文明的二步测度。第一步，基于阈值指数的阶段或资格判定：通过产业与生态的共生性，考量被测区域是否进入生态文明门槛，“未入门”区域处于哪一个文明阶段。第二步，基于绿值指数的水平判定：通过产业与生态的互利共生程度，考量“入门”区域的生态文明水平。研究表明，指标-指数耦合链方法不仅可以有效克服单纯指标体系综合法或指数函数法的缺陷和难点，而且能够将两者的长处结合起来。如此，不仅能够避免生态文明测度结果与物质文明“成正比”的弊端，而且能够通过从生态文明二步指数回溯至指标体系的逆向解耦，分析出导致生态文明问题的根本原因，便于提出切中肯綮的对策。
关键词 生态文明测度；评价指标；生态文明指数；共生理论；LotkaVolterra模型
中图分类号 F062.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7）09-0212-13DOI：10.12062/cpre.20170448
全球气候与环境问题的严峻性使得生态文明建设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作为负责任大国，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以来所确立的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既体现了中国未来的新发展观，也是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而要“做实”生态文明建设，首先必须了解其发展现状和问题，了解我国及其各地区生态文明的发展阶段和水平：哪些区域还处于传统工业文明时期？哪些进入了新工业文明阶段？哪些已跨进了生态文明的“门槛”？而“入门”后的发展水平如何？全国的总体情况如何？……为此，需要有一套科学的评价、测度和分析方法，这样才能准确掌握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时间演进和空间格局的特点、规律、问题和原因，才能据此制定出科学的决策，才能采取有效的监管和控制措施。而从现有文献可以看出，目前的研究成果还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一组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从生态文明测度方法上解决其中几个关键难题。
1 文献回顾
1.1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现状分析
剔除中方在国内外举办的国际会议和中国出版的英文期刊等载体的论文后，国际生态文明研究的论文很少。而在这些为数不多的论文中，大多数是中国学者的贡献[1]，或者是国内外学者介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文章[2]，或者是探究生态与文明之间关系的论文[3]，而严格意义上的“國外相关研究”极少[4]。至于“生态文明评价”的论文就更是中国学者的天下了[5]。
其实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是生态文明研究的发源地和中心。尽管国内外学者最初提出“生态文明”一词的时间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80年代，但最早研究生态文明的论文是我国学者于1990年发表的[6]，而且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出版了有关生态文明的著作[7]，均早于国外学者。学界公认的国外最早正式研究生态文明的学者是美国南新罕布什尔大学的教授Roy Morrison。他于1995年在“Ecological Democracy”一书中提出了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的概念，并将生态文明作为工业文明（industrial civilization）之后的一种文明形态[8]。2006年，Roy Morrison又出版了“Eco Civilization 2140”一书，描绘了未来22世纪的生态文明[9]。但遗憾的是，这些很有意义的探讨并没有引起国外学术界的积极响应。而在中国大地上，生态文明的研究与实践则开展得如火如荼。
我国最早研究“生态文明评价”的论文发表于2007年[10]，至今已有300多篇相关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问世（检索关键词包含生态文明的评价、测度、测评、监测、评估、考核和指标等。并剔除新闻报道类文章，以及把生态文明作为“附属品”而进行环境、生态、政绩、科技、教育和影响因素等评价的论文）。近年来呈快速上升势头，仅2016年就有90余篇相关论文发表。此外，从2009年开始，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每年都发布中国省级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报告[11-12]。从评价范围看，生态文明评价的对象涵盖了国家[13]、省域[14-15]、市域[16-17]、县域[18]、示范区[19]、工矿企业[20]、农业[21]、林业[22]、水域[23]、草原[24]等。从应用层面看，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已应用于各级政府的实际管理之中[25]。2008 年以来，贵阳市、杭州市、南京市和国家环保部等先后颁布了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或目标体系。
从评价方法看，总体上大都采用了指标体系综合法（简称指标法），生态文明指数的研究比较薄弱。具体来说，为解决指标体系的构建、权重的确定、综合评价值计算等问题，研究者们采用了各种不同的方法，如模糊综合评价法[27]、层次分析法AHP[16]、灰色关联度分析法[28]、模糊灰色统计法[29]、熵值法[30]、聚类分析法[31]、因子分析法[31]、主成分分析法[13-14]、全局主成分分析法GPCA[15]、数据包络分析法DEA[32]、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17]、投影寻踪法[23]、TOPSIS法[33]、粗糙集模型[34]、突变模型[34]等。以及这些方法的多种组合，如层次分析和熵值耦合模型[35]、非线性主成分聚类分析法[36]、DEA与SBM模型[17]、粗糙集与突变模型[34]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