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然是人类最早的家园，对于自然的观念必然会影响到人类对待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和方式。经济学中关于商品价值问题的争论，不仅与各个理论特有的研究范式密切相关，而且这些研究范式又与其特有的关于经济活动中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并在一定程度上对目前正在形成的生态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和研究范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自然观；价值理论；范式
中图分类号：D912.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09)02-0027-06
一、引言
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自然对人类生活和文明进程的影响问题，一直是各个时期人们所探究的一个最古老的话题之一。自然观的不同必然会影响到人类对待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和方式。事实上，从经济学演化和发展的历史中就可以窥见这种观念变化的轨迹。
首先，对于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体来说，生存是第一要义。生存和生计问题一直是人类演化、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首要问题，而作为人类起源、演化和发展的栖身之地和早期一切生活资料直接来源的自然界则被看作是人类最早的家园。因此，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从词源上来看，经济学和生态学被认为是“联体双胎”的姊妹学科。这是因为，在古希腊词中“oikos”是经济学(Economy)和生态学(Ecology)“eco”的共同词根，它的意思是“家庭”、“家园”。所以从直观的词义来讲，生态学是关于家园的学科，而经济学是关于家庭管理的学科。
其次，人们对于自然的认识首先是从满足生存需要的物质来源开始的。例如，把大地比作母亲是许多远古文明共有的特征。在假以亚里士多德的名义成书的《经济学》一书中认为：因为万物都从其母亲那里取得生活资料，所以人人从大地那里取得生活资料。所以，人们对于财富和商品的认识必然是从其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物质属性开始的，也就是说是先从物品的物质属性出发来看待物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
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使得财富的生产、分配问题显现出日趋复杂的社会属性，由此人们对商品的认识和评价也从以使用价值为核心的自然属性或物质属性，转向了以交换价值为核心的商品的社会属性。与此同时，自然也随之从客观物质意义上的自然而逐渐变为主观价值意义上的自然；从人类仰赖依附的自然变为人类以个人旨趣进行主观评价的自然。事实上，从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经济思想、理论关于商品价值问题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然观对于价值观(价值理论)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影响。
二、前古典和古典经济学的
价值理论和研究范式
早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之前，对于构成人民和国家福祉的财富的本质，以及财富的源泉或者说增加财富的方式、手段的探究，一直是经济研究的核心命题和基本内容。特别是对于财富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几乎成为所有经济理论必须首先面对和回答的问题。其实这也是一个与自然观和研究范式密切相关的问题。
(一)重商主义
对重商主义者来说，财富存在于金银所代表的货币之中，而不是存在于物品和服务之中；获取和积累作为交换媒介和财富贮存手段的金银货币，就等于获取和积累财富本身；而通过追求贸易顺差获得金银货币的增加，就等于一国财富的增加。正如斯密在《国富论》中对重商主义所作的经典批评中所说：财富由货币或金银构成这一当时流行观念，来源于货币所具有的交易媒介和价值尺度的双重作用——“因为它是交易媒介，所以，我们用货币，比用任何其他商品，都更容易取得我们所需的物品……因为它是价值的尺度，我们便用各种商品所能换得的货币量，来估计其他各种商品的价值……发财等于是有了货币。总之，按照通俗的说法，财富与货币，无论从哪一点看来，都是同义语。”因此，在重商主义那里，不仅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价格具有同一性，而且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也具有同一性。也就是说，商品的货币价格就是商品的交换价值本身，而商品的交换价值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反映。
从客观上来说，把金银货币看作是财富的观念是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它的出现标志着私人交换与通过媒介物的流通过程有了重大进展并成为一项根本的社会制度。在自然形态上，作为流通媒介的货币积累与使用价值意义上的财富积累是根本不同的；只有当财富的生产和流通变为由货币来联结，并由特殊的商人阶层来作为中介，把两者变为各自独立的过程时，货币财富的观念才有可能得以形成。在这一阶段，财富的概念与含有使用价值的货物分离开来，再以交换价值的货币储存的形态出现。
正如斯密在分析重商主义财富观的来源时所解释的那样：重商主义与后来的古典经济学思想的区别主要来自于它们在看待和研究经济问题时所采取的角度、目标和出发点等方面的不同。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解释何以在斯密从理论上证明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和经济理念的错误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之后，仍然有那么多的国家和地区仍然孜孜追求和践行着昔日重商主义的目标和行为。不惜通过操纵汇率和补贴等手段人为地压低本国产品的出口价格以占领和进入他国市场。这些行为肯定不是仅仅能用国际分工和比较优势等理论能够解释清楚的。他们之所以把金银看作是财富等同于货币，完全是从金银作为国际上普遍承认的硬通货所拥有的购买力或者说对实际财富的支配能力来看待问题的。即在货币所代表的购买力能够正常实现的情况下，积累金银实际上就意味着积累财富；进一步说，一个国家外汇储备的增加也就意味着对他国商品购买力的增加。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斯密并没有完全否定重商主义财富观的相对正确性和现实性，正如他指出的那样，这种相对正确性取决于从何种视野上来看待问题——一个孤立的国家还是与世界其他地区存在着正常贸易关系的开放国家?
总之，至少从表面上说，重商主义给人们的印象显然是颠倒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同样，我们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对作为剩余价值(与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无关)的狂热追求中，也能看到这种颠倒目的和手段关系所带来的所谓“异化”现象。在这种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狭隘视界下，不可能形成一种对财富来源及其价值本质的客观认识，更谈不上从人与自然关系整体的高度上来看待这一问题。
(二)重农学派和古典经济学
进入18世纪中叶，重商主义思想开始遭到以弗朗西斯·魁奈为代表的法国重农学派和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们的系统批判。在后两者看来，财富在本质上是人们所能享受的物质和服务或者说这些物质和服务所提供的使用价值，货币和金银只不过是促进商品流通、交换的媒介以及占有、支配社会财富的
方式和手段，而土地、资本和劳动才是一切财富的最终源泉。这种批评的背后实际上代表了研究和解决经济问题的角度、理念的根本转变和进步。伴随着这种转变，带来的不仅是对商品价值问题超乎以往的深入探究，即包括金银货币在内的不同商品之间交换关系内在尺度究竟是什么?而且与此同时还引来了对经济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深入思考。
众所周知，“土地为财富之母，劳动为财富之父”是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威廉·配第的名言。配第不仅把人类劳动和土地所代表的自然资源或自然力看作是一切物质财富的共同源泉，而且还把“怎样确定土地和劳动的平价关系和相等，以便用其中一个来独自表示任何事物的价值”看作是“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考虑”，从而提出了关于土地价值和劳动价值的平价理论，试图把土地或劳动看作是物品交换价值的衡量尺度。而这一理论的前提是建立在土地和劳动是财富的共同源泉的认识之上的。同当时依然盛行的重商主义理论相比，配第的价值理论突出了生产的原始要素是经济价值的源泉这一看法。由于该理论认为不使用任何人力的土地同劳动一样能够产出土地产品，这就为斯密、萨伊等后来的古典经济学家提出资本、土地和劳动协同创造价值的所谓“三位一体”分配理论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这一观点后来在李嘉图关于土地具有原初不可摧毁力量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地租理论中，得到了非常有力的论述。
“对于财富的界定——财富源泉的探讨——如何维护和扩大财富的再生产”构成了弗朗西斯·魁奈为代表的法国重农学派经济学说的基本逻辑框架。重农学派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系统阐述标志着现代经济科学的初步建立。同重商主义者认为一个国家的财富主要是由金银货币构成、增加货币就等于增加了一国财富的观点相对照，魁奈提出了“实物财富”的观念，并把物质性作为财富的首要条件。由于重农学派从财富的物质来源来寻求财富和价值的源泉问题，这就使得他们必然推导出土地所代表的自然资源和自然力是财富和价值的最终来源的结论。在熊彼特看来，魁奈所关心的是“创造”东西而不是创造价值，理所当然地认为，物质的生产力也就意味着价值的生产力。实际上，对于重农主义的价值问题，马克思早在熊彼特之前就很明确地指出：“按照他们(指重农学派)的理解，价值不是人的活动(劳动)的一定的社会存在方式，而是由土地即自然所提供的物质以及这个物质的各种变态构成的。”
把基于商品体的自然属性的使用价值和基于社会属性的交换价值进行明确的区分并认为二者基本不具相关性，是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最明显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区别之一。亚当·斯密最早对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在性质上进行了明确区分，在此之前这两个概念的运用一直含混不清，不仅阻碍了对价值理论的深入探讨，而且也妨碍了人们对经济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深入认识。在论及货物交换所遵循的法则时，斯密指出：“应当注意，价值一词有二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种物质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
在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中“劳动”一词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它不仅指人的生产性劳动，而且还包括牲畜的劳动以及自然的劳动。例如，他指出：“在农业上，自然也和人一起劳动{自然的劳动，虽无需代价，它的生产物却和昂贵的工人生产物一样，有它的价值。”尽管斯密没有像他之前的重农学派那样把财富的生产过程看作是一个生产物质的过程，并明确地声称自然是财富的最终源泉，但除了把自然力看作是创造财富的劳动的一种形式之外，在涉及到物质财富的来源问题上，他不可避免地把自然作为物质财富的最终来源。
萨伊在古典经济学家中最先提出效用是物品(财富)价值的基础，从而使商品的交换价值与商品的使用价值之间的界限不再明显。针对重农学派和斯密理论中仅仅把财富局限于具有使用价值的实物产品的做法，萨伊提出：“所谓的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生产数量不是以产品的长短、大小或轻重估计，而是以产品所提供的效用估计……人们所给予物品的价值，是由物品的用途而产生的……创造任何效用的物品就等于创造财富。这是因为物品的效用就是物品的价值的基础，而物品的价值就是由财富所构成的。”
尽管如此，萨伊并没有因此脱离商品的物质属性而抽象地谈论价值问题，而是在分析中强调从物质和价值两方面的结合来分析经济过程。他把生产过程看作是以创造效用为目的的物质转化过程，并与此同时提出了物质本身是不能创造和消灭的观点：“物质不是人力所能创造，而物质的量也不会忽增忽减。地球就是由物质所构成。人力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改变已经存在的物质形态，或提供前所不具有的效用，或只扩大原有的效用。因此，人力所创造的不是物质而是效用。这种创造我叫做财富的创造。”“任何人都没有创造物质的能力，连自然也没有这个能力。但任何人都能利用自然所提供的力，把效用授予物质。所谓劳动，实际上只不过是人类役使自然力而已。”
因此，萨伊被认为是第一个把“物质不灭定律”引入经济分析中的经济学家。在一个多世纪后这一物理学定律又一次作为生态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而被重新纳入到经济学分析中，而且是被用来分析人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前景这一重大问题，而不是仅仅用来对经济价值问题的探讨。遗憾的是萨伊的开创性贡献至今还没有引起生态经济学界的注意。
随着产品的交换和分配问题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对要素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自然物理属性的客观描述，逐渐被反映社会经济关系的价值分析所取代。用克拉克的话说，就是从由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产生的、支配物质财富的生产和消费活动的“一般规律”，向着由人与人之间关系中产生的、支配商品交换和分配活动的“社会规律”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从李嘉图那里正式开始的。但是，在古典经济学中这种转变并没有忽略人与自然关系的一般规律，而是把对一般规律的认识作为前提和分析的起点，把社会规律看作是对一般规律在现实中的应用。
尽管李嘉图没有像他之前和之后的一些经济学家那样，对于自然力在物质生产中的作用进行详细阐述，但他著名的地租理论以及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的关于人类发展终究要受制于自然法则限制的悲观结论，确实是建立在对土地自然特性(数量有限、质量存在差异、边际收益递减法则)认识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地租是为使用土地的原有和不可摧毁的生产力而付给地主的那一部分土地产品。”
实际上，在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和约翰·穆勒的稳态经济理论等关于人类经济发展前景方面具有深远影响的古典经济思想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上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鲜明特征，以及建立在这一范式基础之上的价值理论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等方面的独特取向。
三、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与价值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及其价值理论是对斯密所开创的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和价值理论的总结和升华。同李嘉图一样，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把研究的目的和重点放在了社会劳动财富的生产关系和分配问题上，以劳动价值为核心的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显然是服从于这个目的的。劳动价值论不仅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也是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的基础。
不像斯密等人的劳动价值论中把自然力也看作是同人类劳动一样具有取得交换价值能力的劳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完全指的是人类幻劳动，因此，那些没有加入人类劳动的自然资源显然是没有价值的“免费物品”。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全世界都普遍重视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的今天，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似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的一些人士也感到劳动价值论难以适应现实的需要。其实这是对马克思经济学价值理论和研究范式的严重误解。
首先，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更加明确地坚持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这种视角显然来源于马克思从自然形式和社会形式两种角度来看待和理解经济过程的研究范式。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的价值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重性，而商品价值的二重性源于生产商品劳动的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作为使用价值和具体劳动反映的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以及商品生产过程的自然形式，体现了不同商品之间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反映的是商品的社会属性以及商品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体现了商品之间量的差别。对于使用价值及其生产问题，马克思的看法是：“物的有用性使物体成为使用价值。这种有用性不是悬在空中的。它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商品体的这种性质，同人取得它的使用属性所耗费的劳动的多少没有关系……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而“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不仅如此，“人在生产中不仅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而且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及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
除此以外，马克思经济理论中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经典论述主要集中在作为“生产的一般性质”的使用价值生产的讨论中，特别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第一节“劳动过程”中。在这一节一开始马克思就指出：既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生产的目的完全为了资本家的需要，但是这并不改变生产的一般性质。“所以，对于劳动过程首先要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也正是基于对这种“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一般劳动的详细客观的考察，马克思得出了一般劳动的实质同时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客观实质：“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劳动过程……是制造吏用价值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条件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因此，我们不必来叙述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
从以上马克思关于商品使用价值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物质财富和商品的生产中人对自然的依存关系。对于人与自然关系而言，自然对于人类的价值体现在使用价值上而不是交换价值上。在谈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自然资源和环境评价中的适用性方面，首先要明白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关于商品交换价值的理论，即它反映的是商品和商品生产中所体现出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属性，而与商品满足人们需要的自然属性无关，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社会关系，但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
另外，我们不要忘记马克思经济学里与商品的使用价值无关的交换价值，正是现代经济学中以使用价值为基础的效用价值论要表达的东西。在马克思的概念体系中，尽管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载体和前提条件，但是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着必然性的数量对应关系——没有交换价值的东西并不意味着它就没有任何的使用价值或效用，反过来也是如此。
姑且不论马克思关于商品交换价值的劳动价值论是否真的反映了商品经济中的真实情形，但是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如果劳动价值论是现实情形的真实反映的话，那么自然资源和环境之所以在市场中不被赋予交换价值是与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有关，而不是马克思本人或马克思经济学在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贬低自然在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客观作用。例如，在对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的评论中，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商品的交换价值：“既不以物质财富的质量为转移，也不以物质财富的数量为转移。当交换价值的数量增加的时候，交换价值就降低，尽管物质财富在增加以前和增加以后对人类的需要处于同样的关系。交换价值同质量没有关系。最有用的东西，例如知识就没有交换价值。因此，李斯特先生应该看到，把物质财富变为交换价值是现存社会制度的结果，是发达的私有制社会的结果。废除交换价值就是废除私有制和私有财产。”
在马克思看来，任何商品的价值仅仅取决于生产商品的劳动这一事实，以及商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存在着类似斯密提出的“钻石与水”悖论的反常现象，恰恰反映了资本主义商品关系及其制度体系在财富观念上的狭隘性及其对人类的异化，以唤醒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深刻的反思。
总之，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不存在贬低或忽视自然的现象，相反，同建立在边际效用价值论基础上的现代经济学价值论相比，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二重性的理论可能更能客观全面地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以及造成自然资源和环境危机的社会经济根源。从以下我们对生态经济学这一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考察中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四、生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与价值理论
20个世纪60年代是人类环境意识开始觉醒的所谓“生态时代”，日益显现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污染问题，促使越来越多的人从不同角度对环境问题的根源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在这一时期，在经济学对其他学科渗透的同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和发现对经济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有生态学、热力学、系统科学、复杂性思维和伦理学等。生态经济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以尼古拉斯·乔治斯库一罗根、肯尼斯·博尔丁和罗伯特·埃尔斯等
为代表的一些在主流经济学圈内已享有很高声誉的经济学家，一方面基于他们扎实的经济学功底，另一方面基于他们对生物、物理学科知识和最新进展的了解，使他们比一般的经济同行更能深刻地体察到现代主流经济学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核心的高度抽象化的研究范式，难以全面正确地反映经济过程的本质以及经济活动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而成为现代生态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开创者。
罗根，这位被萨缪尔森称为“学者中的学者，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对于主流经济学的批评是从它长期以来所秉承的经济分析上的机械主义方法论和对经济物质过程的忽视开始的。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建立在机械论基础上的经济学，按照杰文斯的话就是“关于效用和自利的机械学”。这种机械认识论影响如此巨大，直到今天经济学还没有跨越标准经济学鼻祖的思维范式。最突出的证据就是在标准的教科书中表示一般均衡思想的经济循环图式。这个图式把经济过程看作是一个处于完全封闭系统中，动荡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循环性的钟摆运动，几乎不考虑经济过程和物质环境之间存在的持续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完全忽视了推动这种经济循环的来自环境中的低熵物质，从而将经济过程看作是一个可以自我维持的“永动机”。在罗根和其他生态经济学家看来，这种批评可以最终归结到主流经济学所采用的以边际效用为核心的价值理论及其研究范式上来。对此，当前生态经济学领域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罗根理论的坚强支持者——赫尔曼·戴利指出：“在这个只有抽象地交换价值流动的孤立系统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依赖于周围环境的，当然也就不会有自然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等问题，也就不会有依靠自然生态系统的服务体系的宏观经济学，或者说根本不会依靠除它本身之外的任何东西。因此，尽管这种经济循环图式对于我们分析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行为，以及与此相关的价格决定和收入分配等问题方面很有帮助，但对经济与环境关系的研究没有任何作用。这种现象类似于生物学家只看到一个动物的循环系统而没有看到消化道一样，而此时这个动物就成了一个孤立的系统。”
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循环模型之所以引来生态经济学家的严厉批判，是因为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无论是生产要素还是产品或服务，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不可逆性的消耗过程(即从低熵物质向高熵物质的转化过程)，而不可能以循环的方式持续存在下去。实际上，对此萨伊早就指出：“消费，消灭任何东西的效用，消灭任何东西的价值，严格地说是同义语，正如它们的反义语，生产，授予效用，创造价值，是同义语一样。”所以，从经济过程的自然属性来看，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循环模型描述的只能是货币推动下的交换价值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抽象形式，而不可能是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和服务的流动过程。但是很难据此就认为主流经济学循环模型是错误的，因为它完全是从另外的一个角度——经济过程的社会属性来看待经济过程。也就是说，同马克思经济学的再生产理论一样，主流经济学的循环模型所关注的主要是财富或使用价值的再生产过程的社会实现方式，而不是再生产过程的物质技术方式。罗根、戴利等生态经济学家们所担心和批判的可能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该模型在形式上给人们的错误印象——似乎经济过程可以在脱离自然的情况下自我维持和不断增长下去；另一方面是主流经济学以经济过程的社会属性和抽象的交换价值为核心的研究范式，不足以对经济过程做出全面客观的反映。
目前生态经济学面临的基本挑战之一就是价值理论的重建问题。从目前来看，作为一种与新古典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相对立的研究范式，生态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最大特征就是强调从经济过程的自然形式或者说从生物物理角度来研究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经济过程社会属性的放弃。在罗根看来，对于完整的经济过程来说价值过程和物质流动过程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正如他指出的：“如果只看到物质流而忽视非物质流的存在，我们就不会处于一个经济的世界里；相反如果忽视了经济过程的物质流动，就不会形成对经济过程的完整图像。”若是这样的话，生态经济学可以看作是对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范式和价值理论的某种程度上的回归。
责任编辑 朱蓓 周振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