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转基因食品，自问世以来即受到各国政府与科学家们的重视，大家对其评价也褒贬不一。目前对转基因食品的研究大体是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个角度来进行探析。文章试从哲学认识角度来探讨转基因食品，把劳丹的科学合理性理论作为科学的理论依据，为转基因食品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提供一个科学的衡量工具。用哲学的视角对自然科学角度和社会科学角度的转基因食品利弊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分析、比较，以此得出一个合理性的研究结果，从而为进一步探讨转基因食品的合理性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哲学视角；劳丹科学合理性；转基因食品
转基因食品是当今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在人口增长与粮食需求日益突出的矛盾中，它解决了人类所面临的人口粮食问题，使人们看到了消除饥饿与贫困的希望。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危害和诸多不可预料的效应，至此，转基因食品的合理性问题不容置疑是摆在世人面前的一个大难题和一个严峻的挑战。目前对转基因食品的合理性辨析也只是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个角度来探讨。自然科学角度主要探讨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包括对人类健康的6大毒性及不可预料的潜在风险、环境以及生态安全评估方面的影响；社会科学角度主要探讨转基因的社会经济价值、转基因的安全管理、安全问题、消费群体的观念、经济贸易危害、转基因食品的发展现状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等等。因没有一个评判的标准，一个价值衡量点至此转基因食品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至今众说纷纭，合理性与不合理性一直处在博弈状态。本文试从转基因食品的哲学认知角度，以劳丹的科学合理性为切入点，用劳丹的科学合理性理论的进步性与局限性去辨析转基因食品的合理性及不合理性，为转基因食品的争论提出一个科学的、系统的评价标准、衡量工具，呼吁对转基因食品的产业化要慎行。
一、劳丹科学合理性概念及其反思
科学合理性理论是科学哲学的核心内容，科学合理性问题是科学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20世纪科学哲学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对科学合理性的研究，长期以来至少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以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为代表的观念。他们认为：科学进步的目标是真理或逼近真理，即新理论比旧理论更接近真理，其进步性就是新理论的累积，并向真理不断逼近的过程。
第二，以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为代表的历史主义者的非正统观念。他们不同意前者的观点，他们认为：前后相继的理论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其相互之间是不可通约的，科学理论或范式都只是认识世界的一种工具，工具有好坏之分无真假之别，其对理论的不可比较性使科学合理性和进步性失去了意义。
第三，则是以劳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观念。他根据科学的目的及其科学问题重要性的评估建构了一种科学进步的模式：
1.核心假定
“科学本质上是一种解题活动，科学唯一一个最一般的认识目的就是解决问题。”
2.科学进步
进步取决于解题的效力，即以该理论能说明或解决经验问题的数目和重要性并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反常问题和概念问题的数目及重要性来决定。
3.科学合理性
首先，合理性取决于进步性，作出合理的选择就是作出进步的选择，即作出提高我们所接受的理论的解题有效性的选择。其次，“如果合理性即在于只相信我们能合理地假定为真的东西，并且在经典的、非实用主义的意义上来定义“真理”，那么科学就是不合理的（并将永远不合理）。”
也就是说合理性与理论的真假无关，只与理论的解题效力有关。解决问题的效力越高，理论就越进步，理论越进步就越是合理的。
怎样去评价劳丹的科学进步模型呢？我们应当知道，科学的根本目标是揭示客观世界的本质及其规律，是对真理永不停止地追求，而解决问题是不能完全反映科学本质特征的。科学作为人类一种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当然具有实用价值，也必然会带来解决现实的实际问题的客观效果，在这一点上，有用性与真理性是相通的。但是于此否认了真理，否认了科学是在揭示自然界客观真理的基础上进步的，用解决问题的“有用性”取代“真理性”，那此合理性就停留在狭隘的工具理性上。科学的“进步”不是科学的客观内容的进步，而只是工具主义的“进步”。至此，我们不得不对其反思：没有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没有以真理为前提，单纯的追求其有用性也不过是水中捞月式的幻想。解决问题只是科学最基本的要求，是科学实践的出发点，科学的目标比解决问题的层次要深远得多。劳丹为了摆脱科学真理模式的语言和概念，试图避开真理问题，却也存在很大的困难，其难度不亚于科学 真理模式，这些难点主要表现在：
第一，一个理论比另一个理论解决更多的问题，未必能说明是一种进步。
问题有真假之分，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凭借经验是不可能完全排除所有假的问题，解决假的问题对科学无任何进步可言，这就意味着科学是以解决非假问题而进步，我们无法摆脱”事实”问题，因此我们仍然逃脱不了什么是真理问题。劳丹定义的解决问题的这样一种“问题”带有很强的主观主义色彩，其领域也相当广泛，若解决的是形而上学或是神学领域重要的经验问题，那科学也将淹没在这些无数没有意义的问题之中。
第二，能解决问题的理论未必一定是真理知识。
若因解决问题而合理难免不会让人得出：科学“是有用的，因为它是真理；或者它是真理，因为它是有用的！”这样一种结论。那么，我们很难去理解为什么古代神话、民族图腾崇拜、宗教迷信、巫术、天体占星术以及炼金术等等在人类认识史上的某一段历史、某一种场合虽然能解决问题，却从来不可能像科学那样处于一种崇高的地位。或者说，科学史上一些被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如燃素说、地心说、以太说等，也都解决过许多问题，如此，能够解决问题的理论也不一定都是真理知识。
劳丹的《进步及其问题》一书中提出以解决问题为核心的科学合理性是一种工具主义理论，其解决地是科学中意见一致如何形成，奉行的是单向的完全决定论，对上层目标的有效性确定下层行为的合理性：如果科学共同体对理论事实有争议，就可以从方法论层次上寻求解决；如果对方法论有异议，就可以从价值论的层次寻求解决；如果最高层的价值观有争议就找不到判断的标准了，此时的转移也只能是“彻底选择”，是非理性的。劳丹为了摆脱、克服这一困难，不仅要实现科学目标本身的合理性，同时对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论的合理性提供辩护，不仅要合理性地说明事实和方法论层次上如何达到意见一致，更要合理地解决在价值论层次上如何取得达到意见的一致性，因此劳丹提出了科学合理性的网状辩护模型，对科学中意见的高度一致性和意见间发性不一致性进行解释，摆脱了科学合理性的“等级模型”，克服了以解决问题为核心的科学合理性所带来的困难：理论上的争论并非完全由方法论来解决，还应该受其限制并以实例表现目标；方法论为事实理论提供辩护并显示其目标的可实现性；目标价值为方法论提供辩护还必须与事实理论相协调，劳丹的科学合理性网状模型可用下图表示：
劳丹认为在理论、方法和价值（目标）三者之中没有哪个更优或是谁决定谁，三者处于“相互调节，相互辩护”的复杂过程之中；科学变化的图景应该是许多层次逐一变化的过程，而不是“突发的里程碑式的非理性转变”，通过网状模型单因素的变化图式，从而达到科学变化的高度理论化，这是更符合历史的真实面目；但是此模式仍有其局限性，表现在：
第一，网状模型没有摆脱传统的等级模式的认识论框架。
科学的价值论，它的功能就是证明某些提出来的目的是合理的。劳丹至始至终的核心假定是“科学的基本目的在于解决问题”，即给定了科学的“基本目标”，由解决问题这一“元标准”的需求来确定，那么其他标准也就是“非基本的”或是“从属的”，那么不可避免地使科学理论、方法论和目标也处在某种“等级”关系之中，也具有层状模式所属的工具理性。
第二，价值论里科学进步的目标不一定与人类进步的目标相同。
劳丹关于科学变化的“阶段性图景”的观点只注重科学中的理性、逻辑等特征，往往忽视了人这一能动因素。科学世界里的价值目标就一定符合人文世界的价值取向吗？人类共同的科学目的与网状模型中的目的一致吗？至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劳丹的观点忽视了科学变化中价值理性、人文等因素的影响。
从某种程度上说，劳丹的科学合理性与进步性完全归结于某种变化着的认识目标或价值，这无非是对库恩模式的精致化而已。但是，科学却是关于真理性与有用性的辩证统一，把对科学实践的认识活动单纯地归纳为真理问题或认识价值问题都是片面的。科学包括认识目标与价值，更包括认识的真理性，真理性是元标准，在科学认识价值与目标的确定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对科学真理性的认识，对真理问题的思考，仅仅用认识目标及价值对评判科学的进步性，至多也是一种相对主义，也只是“赫拉克利特式”：进步相对于某个目标而言，在一个特定的阶段，如果某一个理论比先前的理论更有利于推动科学家到达或接近他们认为值得的目标状态，那么进步就发生了，此时的理论是进步的也是合理的。
接下来，我们引用劳丹科学合理性去辨析转基因食品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
二、从劳丹科学进步看转基因食品的科学合理性
（一）以工具理性为元标准评价转基因食品的合理性
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土地荒漠化的日益严重，全球的耕地面积正在不断减少，人口增加与粮食的需求矛盾日益突出。据推测，2025年全球人口将达到80亿，单是发展中国家的新增人口就有25亿。自转基因食品问世以来，人类所面临的人口粮食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转基因作物不仅增产增量，改良了传统农作物的基因短板，提高了农作物对各种疾病、害虫的抗性，而且因大量减少各种化肥、化学剂的使用使之比传统生产成本下降15%，缓解了不断恶化的农业生态环境。因而人类将此技术誉为“绿色革命”，转基因将使全球农业生产发生深刻的变革，使人们看到了消除饥饿与贫困的希望。力推转基因食品合理的科学家及权威从现实主义的科学观，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科学进步模式阐述了转基因食品的合理性。转基因农作物比传统（杂交）农作物更具高产量，可以帮助人类解决粮食危机，因此转基因农作物对于解决粮食危机是有效的，所以也是合理性的。人类通过现代生物技术能很快实现在自然界漫长进化过程中通过偶然的变异才能增加或删除的基因特性，转基因农作物更自觉、目的性更强、能更好地为人类需要服务。正如劳丹所说，“只有追求高度解决问题能力的理论，才可能接近于认识的真正道路。”科学作为人类的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应当是解决问题的理论。转基因作物自问世以来，有效地解决了人类所面临的人口粮食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它实实在在地带来了解决现实的实际问题的客观效果，它正是通过不断解决实际问题而向真理方向前进。转基因作物的有用性也证明科学真理性内容。
（二）网状模型演绎转基因食品的合理性
网状模型合理地诠释了科学发展的“渐进式”变化，单一因素的变化同时受到其他两个要素的相互影响；优于在此之前传统科学哲学所提出的层状结构，对上层目标的有效性确定下层行为的合理性，其完全决定论到最后也只是一种彻底的非理性选择。这个模型揭示了从常规科学到科学革命的演变过程，即科学家怎样起初对一种范式C1（传统食品）的支持最终转变为另一种范式C2（转基因食品）的支持。（见图1）
C1：传统食品
图一
设某一特定时期的范式C1（传统食品），包含事实T1、方法论M1和价值论A1三个层次。科学实验者通过观察实验的方法M1选育出雄性不育系、保持系和雄性不育恢复系配制杂种水稻F1（即事实T1），事实理论T1的运用（杂交水稻比一般作物平均高产20%）接近于人们对科学目标A1（解决人类长期面临而又急需解决的食品供需平衡问题）的实现。科学目标A1的实现为方法论M1的可行性提供依据，而方法论中的观测（增产）也显示出目标的可实现性。杂种F1是在漫长的自然进化中通过人工选择的方式筛选出亲本自然遗传的优良基因，符合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发展，是以真理性为前提，恰当的处理了人与自然、社会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是利益之“真”与价值之“善”的双向运动，即事实T1与价值论M1之间是相互协调。三個层次处于网状结构彼此协调的关系之中，如（a）。接着，科学家通过研发又提出新的事实理论T2（转基因作物），转基因作物经培育长成后，其产生出人类所需的新性状：抗虫、抗除草剂、抗病害，使疾病得以让农作物进行自我预防，改变传统农业地抵御能力低下的发展方向，同时进一步大大地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通过方法论M1充分表明T2比T1更好，于是T2便取代了T1，这样便由（a）转变为（b），处于T2M1A1新的网状模型之中。随着转基因的问世，人们对其安全性提出了很大的质疑，科学家就提出了新的方法论M2（概率逻辑新工具），运用数理逻辑与概率理论对目前所有的转基因食品的动物安全性试验中均未发现异常，动物未出现变异或死亡的所有实验现象的归纳进行形式化、数量化。他们运用动物安全性试验出现反常现象的零概率值作为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确证量度，从而维护转基因作物的合理性。这让事实T2得到更好的辩护，同时更有利于实现目标A1，这时M2就取代M1，这样由（b）转变为（c），变成T2M2A1新的网状结构。方法论与事实都发生了改变，目标为了与方法论、事实理论一致因此科学目标也由A1变为A2（实现利益价值的最大化），这样由（c）转变为（d），逐步实现了从范式C1到范式C2的转变，阐明了范式C1到C2转变的内部机制的合理性。
（三）从劳丹科学合理性的局限看转基因食品的不合理性
我们不可否认网状模型在阐述科学变化的高度理论化的科学性，在对转基因食品科学认识的合理性是给予肯定的，同样，正如我们不可否认理想主义科学观的积极价值在于强调人类理性的科学认识中的巨大作用，强调科学的认识功能及其价值中性。若因此便坚称转基因食品是合理的，那就等于把科学仅仅理解为是人类与自然中介的工具体系或是人类知识体系。至此，笔者认为转基因食品的不合理性主要有两点：
其一，对转基因食品的科学价值目标认识缺乏真理性
科学目标的价值有两层意思：明价值（指称转基因食品的有用性）和暗价值（指称转基因食品的真理性）。推崇转基因食品是合理的，不外乎是解决人类食物供不应求的危机，消除了饥饿与贫穷，是对转基因食品的科学目标的明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当然，科学作为人类社会的第一生产力是应当有实用价值，人类认识世界的目的也是想去改造世界从而造福人类，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不能排除其有用性，若因此而把有用性当作追求科学的唯一终极目标那也是片面的。科学认识的最终目的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用转基因食品取代传统食品是更有利于推动科学家达到他们所要实现的科学目标（解决问题目标），那么进步肯定是在发生，C2这一范式也会称其合理，但是对另一个目标（真理性目标）却是渐行渐远，转基因其本质是一种人工改造，违背了物种千百年来自然进化及其发展的规律，若把范式C1与范式C2相比，进步肯定是在C1中发生，那C2还能称其为合理吗？所以仅仅用科学目标的明价值即工具理性的标准很难说明转基因食品是进步、合理的。若转基因食品违反了真理即使取得一时的效果，最终也难免会失败。
其二，转基因食品所实现的科学进步目标不与人类进步的目标相同
转基因食品的价值论A2是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这里的利益不仅仅是解决人类长期而急需面临的温饱问题，它还涵盖了政治、经济利益。科学并非是超越社会、超越文化，科学创造及其产物必然带有社会性、实践性和人文性。转基因作物种子技术的发源地在美国，孟山都掌握了全球转基因种子技术的90%。以阿根廷为例，采用转基因大豆革命的结果是这个国家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农业经济被彻底改造了。一个国家在“进步”的名义下全面失去粮食自给的能力，这种结果其实质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霸权和隐性财富掠夺，不得不说转基因食品最终实现的价值目标是一种“零和”的博弈，是发达国家得到的利益以欠发达国家损失的利益为前提：（+1）+（-1）=0.从全人类共同进步繁荣的角度看，总和为零，意味着进步并没有发生，那么范式C2（转基因食品）就不能认为是具有合理性的。
人类进步的目标是其全部价值的相互协调和全面增值，且不产生负面影响，不再是以其他任何方面利益的降低为前提，能够给人类以最大限度的终极关怀，是使科学认识价值、创造性价值、物质经济价值、人文价值、社会价值等等彼此和谐不悖，共同发展共同增值，而不是如转基因食品给予人类的各个领域的此消彼长。所以我们对科学的追求应当以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为最高的准则，除了追求实用价值之外更应该去重视和创造真、善、美得价值，关注其全部效应和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现实的与潜在的、直接的与间接的、近期的与长期的影响。只有全面的理解科学，才能防止了科学自身在社会运行过程中的异化，才能对科学的合理性做出恰当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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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课题来源：成都理工大学科研骨干培养计划（KYGG201312）。
作者简介：李颖（1989- ），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硕士在读，研究方向：科技与社会；胡广丽（1977- ），女，吉林辽源人，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清华博士，研究方向：科技哲学、科学与艺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