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学理论的科学性是其固有的内在品格,同时,其科学性又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文学理论科学性的相对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具有弹性,二是具有历史性｡我们应该以科学性为基础把人文性统一起来,即强调科学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文学理论的人文性､个体性和主观性是可以而且应该被统摄在科学性之中的｡
关键词:文学理论;科学性;人文性;统一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5X(2006)01-0109-03
一､文学理论科学性的弹性
文学理论科学性的弹性有许多表现｡首先,与自然科学相比,文学理论的不同一方面在于它既要研究客体又要研究主体,另一方面在于它研究主体具有鲜明的意向性,因而文学理论的科学性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跨国界､跨文化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其次,与社会科学的其他部门相比,虽然心理学､生理学､人口学等也研究人,但它们把人当作纯粹的心理､生理客体进行观照,或当作纯粹的资料依据,而文学理论则不仅如此,还把人当作活生生的社会人进行观照和评析,因而文学理论的科学性也有别于社会科学其他部门的物质性､制度性和准确性｡再次,文学理论甚至与相邻学科的哲学､美学不同,不像它们那样具有更为严密的逻辑抽象､演绎推理体系,以保证其陈述的规范性｡苏联学者波斯彼洛夫之所以说“作为一门科学的文艺学研究也并不总是具有真正的科学性”[1],原因正在于此｡总之,文学理论的科学性是有弹性的,只有在与其他学科的比较中,文学理论的科学性才具有实际意义｡
文学理论科学性的弹性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对象的价值因素
作为文学理论研究对象的文学虽然是一种“事实”,但它又不仅仅是一种客观“事实”,它与自然事实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是人们活动的产物,必然带有人的心理因素,必然有价值附着于其中｡具体说来,尽管作家､作品及创作行为对于理论主体来说都是研究客体,但由于文学作品中含有大量的情绪､意识､非理性､价值判断等因素,这就使得文学现象成为人言人殊､永远无法穷尽的对象｡尧斯､里科尔等理论家普遍认为,“不仅文学研究的对象本身充满了价值”,而且“搞文学研究的人有责任指出什么是传统遗留给我们的文学文本价值”[2]｡也就是说,文学在具有“事实性”的同时,又具有“价值性”,“事实”和“价值”的同一,是文学理论研究对象的独特之处｡
文学的价值性是与其精神性相连的,在作为一种客观事实并有利于人们知识增长的同时,它总是体现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情感追求｡文学具有“精神性”特征,并不妨碍对文学的理论研究能够形成一定的知识体系,这是由文学本身的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特性决定的｡
(二)理论主体的言说方式
从理论主体的思维方式看,虽然收敛型思维有利于文学理论科学性的生成,但收敛型思维并非理论主体的唯一思维品质｡发散型思维的运用,可能使理论主体从一场文学运动中发现诸多问题,也可能使其从一部文学作品中得出多种结论｡由于发散型思维具有一定的自由性和开拓性,理论主体可能不满足于已有的文学理论,而是力图吸收国内外最新的优秀理论成果,对传统的理论观念､价值标准､体例框架等进行更新和调整,特别是对于其中的僵化､教条成分,理论主体可能会借助于发散型思维的冲击力进行改造,从而形成富有创新意义的文学理论,并使理论话语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这是文学理论的科学性具有相对性的重要心理原因｡
从理论主体的言说方式看,比较起来,文学理论主体不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具有外在于自然界的独立性,即越是能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其研究活动也就越具有真理性｡比较起来,文学理论主体所面对的是生存在社会中的人,由于文化因素的制约,文学理论主体与作为其研究对象的作家之间可能是重合的,即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理论主体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理论的“纯客观”解释只能具有相对意义｡因此,文学理论与自然科学借助于实验､计算等手段进行研究不同,它有时需要对研究对象进行设身处地的体悟或反思,并有可能将自己的情感､心理和价值取向等主观因素反映在其研究结论之中｡当理论主体以此来考察文学事实时,他就可能产生独立而新鲜的理论思考,从而使其文学理论话语因这种主观性的存在而具有鲜明的个性｡
(三)研究方法的非唯一性
因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事实与价值的同一,因此仅仅用分析､说明法对其进行探讨是远远不够的｡为了把握对象中所包含的情感､心理､意义等具有个别性和不确定性的因素,解释法成为文学理论主体从事研究活动的一种重要方法｡“解释”一词的具体哲学含义,可以追溯到西方自施莱尔马赫以来的“解释学”传统,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里科尔等人对此都有详细的阐述｡泰勒将“解释”（interpretation）法和“说明”（explanation）法作了区分,他认为用于解释的对象一般来说是具有意义(meaning)的东西,它通常具有三个条件:首先,它必须有涵义(sense);其次,它的涵义可以与其表达方式分离;再次,其涵义是针对某个主体而言的[3]｡这显然与侧重于事实因素的分析､说明法有所不同｡
解释法与分析､说明法一样,对于文学理论研究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片面强调任何一种方法而贬低另一种,都会造成文学理论的失衡和研究结论的偏颇｡需要指出的是,两种研究方法之间并非相互排斥､水火不容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相互协作的,分别有助于解释研究对象的不同方面,不仅可以同时或交互运用,而且只有如此,才可能帮助人们达到对文学的比较全面､比较准确的把握和认识｡
二､文学理论科学性的历史性
文学理论科学性的相对性还有一种含义,那就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由于对“科学”一词的理解不同,人们对文学理论科学性的认识也会有所不同｡因为“文学理论就其范围而言是一种关于话语的论述,它必然要对历史话语进行分析,因此,文学理论既是文学理论也是历史的理论”[4]｡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历史科学,其科学性也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并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如果不考虑文学理论科学性的历史性,只是抽象地或仅以某一时期的某种文学理论为对象去谈论其科学性问题,可能会得出偏颇的结论｡
在古希腊人亚里士多德那里,是否能够提供知识性的东西,是判断文学理论科学性的标准｡到了12世纪,马修将“科学性”与“表达技巧”画上了等号｡在19世纪的实证主义者丹纳看来,“科学性”表现在“如何研究”上,即是否套用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及与其相符合的程度,目的在于挖掘作品中具有的种族､环境和时代因素｡丹纳视“种族”为“内部主源”,“指天生的和遗传的那些倾向”;“环境”为“外部压力”,包括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时代”为“后天动量”,当民族性格和周围环境发生影响的时候,它们不是影响于一张白纸,而是影响于一个已经印有标记的底子｡丹纳认为,正是“种族”､“环境”､“时代”三种因素决定了人类社会及其精神､心理､文学艺术等｡
到了20世纪初,俄国的形式主义者指出,文学理论的“科学性”表现在“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上,即“文学性”,“是那些使某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目的在于确立文学的独立地位,确立文学理论独特的核心问题,从而对文学作品自身如诗歌的节奏､韵律,叙事文学的情节､结构等进行实证性研究｡俄国形式主义者所谓的“科学性”,虽然与实际意义上的科学性不尽相同,但也有其合理之处｡正如有的理论家认为的那样,决定一门学科或一种理论的科学性的尺度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其“研究内容”,二是“科学”的定义[5]｡ 一方面因为人类及其全部作品(包括文艺作品)都可以看做是自然现象,如果从文学文本出发,把文学的语言､结构､形式作为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文学理论的科学形态是有可能成立的｡另一方面,虽然从强调精确测量方法的狭义“科学”概念来看,文学理论不是科学,但从广义上说,“科学”指“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按照托马斯·门罗的说法,这样对科学进行定义,使那些“根本没有数量法则的学科有了立足之地,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不存在任何数量法则,它们研究具体的事件､总的倾向和因果关系,但决不会总结出像牛顿定律那样的定律｡它们之所以取得科学的地位,主要靠客观和公正的探索精神,以及通过对观察进行控制和逻辑推理而进行的系统研究”[5]｡从这一标准来说,文学理论的科学性是显而易见的｡
在新批评派成员看来,文学理论的“科学性”表现在是否按逻辑实证主义的语义分析法进行研究,所谓的“细读法”,实质就在于“经验证实原则”和“语义分析方法”｡新批评派成员反对对文学的本质进行探讨,目的在于“使文学批评努力成为一种科学”｡经过努力提倡和实践,新批评派建立了一套包括批评对象､批评原则和批评方法在内的批评体系,使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成了一种具有一定规律和规范的学科｡以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和潘·沃伦（R. P. Warren）合写的《理解诗歌》和《理解小说》为例,新批评派研究过程中的客观性､实在性和精细性都体现着对文学理论科学性的追求｡
今天我们谈论文学理论的“科学性”,是在澄清了“科学”一词的含义之后做出的尽可能科学的结论｡首先,“科学主义”者虽然标榜“科学”,但他们的理论研究未必科学,因此被称为具有“片面的真理性”｡其次,文学理论的非科学性倾向主要表现在主观主义方面,韦勒克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批评之主潮》中认为:“即使在今天,许多文学批评写起来仍无新意……普通的书评,依靠印象主义的描绘和根据趣味的随意表达的陈旧方法依然存在｡”[6]韦勒克指出,个人批评文章中表现出的印象式的主观主义,“常常堕落成一种十足的不负责任的异想天开的展示”[6],这是我们在讨论文学理论的科学性时要重点加以反对的｡再次,强调文学理论的科学性,并不意味着否定它的人文性､个体性,而是要以科学性来统摄人文性,并使两者在文学理论内部达到和谐统一｡
然而,在西方极端的科学主义者与人文主义者那里,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遭到了肢解和割裂,科学主义者视文学艺术为物理､生理或文本现象,关注对象的真实性问题,欲通过学术研究探求科学的知识并揭示其中的客观规律;人文主义者则关注人的生存与社会合理性问题,试图通过学术活动对人的精神生活产生某种影响｡论争双方忽视了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片面强调自己的方法论特征,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采取了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观点,不仅导致彼此之间的冲突与对立,而且造成了文学理论的非常态发展｡究其实质,包括文学现象在内的人文现象无论多么复杂,其中无论蕴涵着多少情感和心理因素,既然它们是客观的､现实的活动,就都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可知性｡也就是说,只要在进行文学理论研究时能够区分对象的特点,能够采用既分析､说明,又理解､体验的方法,就有可能使文学理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三､科学性与人文性统一的可能与途径
对文学理论科学性的相对性作了一番考察之后,可以看出,无论其科学性还是由科学性的相对性体现出来的人文性和个体性,都与研究对象的特点和研究方法的选择密切相关｡既然它们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为什么不能统一起来呢?虽然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由来已久,但对立双方都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尽管自然科学关涉事实,人文科学关涉价值,但它们都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随着人类实践的日益分化和综合,随着科学研究的日益分工和合作,“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这几个超级领域三分鼎立的局面变得日益地模糊起来”[7]｡
美国学者华伦斯坦的这句话并非无中生有,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曾提出了自然科学与“关于人的科学”相统一的思想｡马克思批判了以往自然科学与哲学､历史学的“疏远”,认为实践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以往的人类实践无论在规模还是在程度上都是有限的,所以,以自然界为直接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未能充分进入人的生活｡随着实践活动的逐步发展与深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都加强了其与人类自身的联系,它们之间的对立与分离也正得以减缓｡正因如此,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8]｡马克思主张把“哲学”､“社会学”与自然科学结合起来,这一思想,为我们反思并纠正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尖锐对立提供了理论资源｡
那么,如何将文学理论研究中的科学性与人文性统一起来呢?我们认为应该以科学性为基础来统一人文性,具体说来,就是承认文学理论研究既具有科学性又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人文色彩,但在两者之中,科学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人文性､个体性和主观性是可以而且应该被统摄在科学性之中的｡也就是说,文学理论研究过程中的主观性可能有多种多样的表现,但我们要善于从这些多样性中发现统一性,那就是文学理论中包含的科学性｡因为文学理论主体在进行理论研究的过程中,事先就具备一定的知识储备和经验积累,这些背景知识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产品,是通过社会遗传机制进入理论主体大脑的,并在文学理论研究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文学理论研究要面对情感､心理､潜意识､无意识等种种难以确切把握的因素,但它们与意识一样,“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9]｡非理性心理活动的介入虽然会暂时地使理性隐匿和退避,但只要“人们还存在着”,这种心理意识就仍是社会的产物,仍然脱不掉社会的痕迹;同时,非理性心理意识的物质负荷者——人的大脑,也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从这一角度说,用文学理论的科学性统摄人文性,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综上所述,我们既要承认文学理论是一种事实,又认为它是包含着价值的事实;既提倡文学理论主体采用客观的合理的方法从事文学研究,又认为这样的研究方法不是唯一的或排他的;既相信文学理论是一种知识体系,又不排斥通过文学理论话语表现一定的人文理想……总之,我们既承认文学理论的人文性,但更主张以科学的方法､精神和态度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并力图以文学理论的科学性来统一和规范人文性｡
责任编辑 宋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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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苏]波斯彼洛夫.文艺学的科学性[J].国外社会科学，1980，（8）:37-41.
[2][加]马克·昂热诺等.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 [M].史忠义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3]Charles Taylor.Interpretation and the science of Man[EB / OL]. http： // star.ucc.nau.edu / ～jgr6 / NMT / 2Tay / .html.
[4][美]拉尔夫·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M].程锡麟等译,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5]Thomas Muo. Toward Science in Aesthetics[M]. New York： The Tiberal Arts Press,1956.
[6]R.Welleck.Concepts of criticism[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
[7][美]华伦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7.
[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