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编辑客体是编辑学的核心范畴。自20世纪80年代引起研究者关注以来，其研究经历了起始阶段和发展阶段。在发展阶段，其研究具有三个特点：1.深入思考编辑客体的构成因素及其特征；2.从编辑主体与编辑客体的关系中动态探讨其属性，并以此为起点对编辑客体予以界定；3.对编辑客体进行哲学层面的抽象思考。这些研究对编辑学理论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整体而言，其研究状态与编辑客体在编辑学中的地位不相称，有待不断深化和拓展。
［关键词］编辑客体研究阶段特点
［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
主体与客体是实践活动和认识系统的两极。“主客体关系是物质世界中相互联系和作用关系的最高表现，从一般的对象性关系发展为主客体关系，以动物的心理水平发展到人的意识水平为前提”。［1］客体是与主体既紧密联系又相互对立的一个范畴。编辑客体是编辑活动中存在的客观事物，是与编辑主体相对应的概念，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是复杂的。刘光裕先生就说过，“从哲学的一般原理到编辑客体概念的具体规定，确实不那么容易”。［2］笔者以为，关于编辑主体，在其概念、范围等主要问题上已形成基本一致的看法，其关键点即在作为文化实践活动的编辑行为中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独立的编辑主体，笔者在相关的文章中已有分析［3］。关于编辑客体，则对其概念尚未完全形成一致的认识。而只有确定了编辑客体的内涵和外延，才能从编辑主体和编辑客体的层面探讨编辑活动，把握两者的矛盾运动，从而从整体上把握研究对象，真正揭示其规律，建立编辑学的科学体系。
笔者进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篇名作为选择域，键入“编辑客体”作为关键词查找，截至2010年底，在篇名中含有“编辑客体”的研究文章共23篇（包括谈相关分媒体编辑活动中的编辑客体的文章），其中20世纪80年代2篇、90年代10篇、2000年以来11篇，最近两三年没有研究编辑客体的文章。编辑客体研究的现状与多种因素有关，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编辑客体从本质上讲是一个理论问题，需要思维的抽象和学理的提升。在编辑出版活动受到出版新技术和产业化转型冲击的现实语境与学术环境之下，不少人对编辑出版活动中新问题、新现象高度关注，而认为编辑出版学基础理论对编辑出版实践活动的指导性不大甚至没有指导作用，对基础理论忽视甚至漠视，［4］因而，对于作为编辑学核心范畴的编辑客体也就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基于此，笔者在梳理近三十年来编辑客体研究的基本状况的基础上，对不同研究阶段及其呈现的主要特点与存在的问题进行概述，试图为编辑学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一个参照。
一、编辑客体研究的起始阶段
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提出了编辑客体的概念，但在阐释上存在明显分歧。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编辑客体予以较早关注和研究的，是胡光清［5］和李荣生［6］。他们基本上是将其与编辑主体作为相对的范畴予以考察，分别发表文章，正式提出了编辑客体的概念并予以学理的阐释。胡光清对于编辑客体有较早和较多的关注，在当时较为单一的出版环境下，这种理论思考很有学科构建意义。他认为，“编辑工作过程是编辑客体的重要内容，是编辑学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反映编辑工作过程的常规逻辑系列概念，是表征着编辑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特有的概念，它外在于编辑主体而存在”，“对编辑客体的了解，从本质上看，应从编辑主体和编辑客体相统一的关系上来理解，应把常规逻辑系列概念看作是被认识被改造的对象”。特别是他对反映编辑工作过程的常规逻辑系列概念的功能作了概括，认为它们具有相对稳定的基质，是编辑人员知识增长的桥梁，具有时效性的功能，有着丰富的知识底蕴可供采掘，理应是编辑学研究的重点，并将其作为系统工程来考察。［7］22~32虽然编辑客体不能单纯地定位为编辑过程，但其来自编辑实践的较高的理论抽象，使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其后，李荣生也发表了关于编辑客体的文章，认为，“所谓编辑客体，应理解为编辑活动或编辑工作所直接施于的对象物。笼统地说，编辑活动是以人类的文化知识及其生产与消费为工作对象。因此，作为反映人类文化知识成果的著作物、出版物，以及与此有关的著作物的创作者和出版物的消费利用者，即著作者和读（听、观）者，都是编辑工作的对象，都是编辑客体”。［8］也就是说，编辑客体包括著作物、出版物和著作者、读者这四个因素，而且是处于编辑活动中的对象物，与具体的编辑主体发生了关系。在分清编辑或编辑活动的基础上，李荣生对编辑客体作了进一步的解析，认为著作物和出版物是编辑客体的核心，而“著作者”“不应仅指书稿的作者，而应包括各类著作物的创造者，即泛指社会文化积累和精神生产的过程中，一切创造了作为精神产品的各类著作物的人”；“精神产品的消费者，是指在社会精神文化生活中，凡是采取不同方式利用、消费各类精神产品的人”，“在广大社会成员中凡是有条件、有能力参与精神文化生活的人，都应包括在这个范畴之内”。［9］这就可以看出，李荣生对著作者和读者的把握已经具有一定的理论抽象性，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没有停留在单一的、个别的著作者、读者的身上，而是试图从形形色色的著作者与读者中寻找共性规律，同时李荣生看到了“文化科学发展的固有规律”、编辑出版方面的“方针政策”等因素的影响，要求区分编辑客体和编辑学研究的客体。这些思考对编辑客体和编辑学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早期的编辑学研究中，胡光清等率先提出的编辑主体、编辑客体、编辑实践等概念，产生了一些影响，特别是关于编辑主体、编辑客体的提法，曾经引起编辑出版界的争议。胡光清将编辑过程客体的说法改称为编辑客体，认为编辑主体和编辑客体是编辑实践过程中的两极，是编辑学的一对基本范畴；编辑实践之所以成为一个过程，在于主体和客体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书稿和编辑程序连结一体，构成编辑客体，成为编辑主体的作用对象。“书稿与编辑程序的连接之所以能成为对编辑主体对象性活动有实际意义的编辑客体，不仅仅是由于它的客观存在，不仅仅是由于单方面所规定，同时还要由编辑主体方面、由编辑主体同它的具体关系方面来规定”。“编辑客体的第一个规定在于，编辑客体与编辑主体相关联，书稿与其‘中介’编辑程序构成编辑客体。第二个规定是，编辑客体是编辑主体的作用对象，并指定了编辑主体活动的范围”。胡光清对李荣生提出的编辑客体四对象的观点不赞同，认为四个对象的内涵和外延规定过宽，在性质上差异很大，很难成为具有同一性的统一体。［10］可以看出，胡光清从编辑主体对象性活动结构和与编辑主体相关联的前提下来释义编辑客体，将其定位为书稿和编辑程序的一体化，在当时的编辑活动环境与研究背景下具有典型意义，但其对于编辑客体的规限难于概括编辑客体的所有形态，因而有待进一步拓展，以揭示编辑客体的一般性和编辑活动的本质规律。基于此，刘光裕撰文对当时编辑主体和编辑客体的研究进行述评，在列出李荣生和胡光清两位学者的观点后，提出应对此进一步予以深化研究。［2］
上述研究可以说是关于编辑客体研究的第一阶段，也即起始阶段的研究，为编辑客体与编辑主体的研究打下了思维的基础，为其范畴提炼与理论构建提供了学理性的视野。之后，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于编辑客体的研究呈现出多向度、多层面的趋势，同时从分媒体编辑活动等不同侧面对编辑客体展开研究，丰富了编辑客体的内涵，也有利于从具象走向一般，提升其理论意义。
二、编辑客体研究的发展阶段
这个阶段编辑客体研究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1.更多地深入思考编辑客体的构成因素及其特征
20世纪80年代后期，学者王振铎认为，编辑学要研究的编辑活动，除信息（即出版方针、读者信息反馈等）外，主要由六大要素构成：原文化，即历史文化客体，如原有的书籍、文献等；著作者，即精神文化产品的创造者；著作稿，即精神文化的创造物，如原稿等有待审理的编辑客体；编审者，即代表社会对精神文化创作物进行审理编辑的人；编定稿或出版物，即经过编辑的劳动转化成为可供社会传播的新生文化客体；接受者，即读者。其中，原文化、著作稿、编定稿可归属于物的要素，即载体；著作者、编审者、接受者则属于人的要素。他认为，整个编辑过程就是这物与人之间往复交叉的一系列矛盾运动，如果把编审者作为编辑的主体，那么，编辑的对象——书稿则为编辑客体。“主客体之间还表现在编辑主体创造了客体；编辑客体也创造着编辑主体这样一种关系，因为编辑活动是一种精神生产过程。既是生产，那么，‘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特定的编辑客体，能创造出编辑它们的特定主体”。［11］同时依据这六大要素，他又从编辑学研究对象的角度，对编辑客体作了理论上的分析，认为原文化、著作稿、编定稿或出版物属于客体，著作者、编审者、接受者属于主体，［12］不过没有从普遍意义上就编辑客体作具体的明确的界定，实际上著作者、编审者、接受者肯定都是主体，但从编辑主体的涵盖面来看，编辑主体只能从编辑活动中来予以考察，而不能无限扩大。在其编辑学原理研究专著中，王振铎对这六种要素的提法作了进一步规整，并认为这六大要素中有三个客体和三个主体，相互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特殊矛盾关系，主要可以概括为三种关系：三种客体之间的关系、三种主体之间的关系、文化主体与文化客体之间的关系，从而从文化关系中探讨带规律性的东西。［13］后来，张聚元在给编辑客体下了定义之后，借用王振铎的六大要素来说明编辑主体与编辑客体问题，认为编辑主体是要素之四的编审者，其他五个要素都属于编辑客体；编辑客体“是编辑主体对象性活动的物质世界（包括物化了的精神产品在内）和精神世界，它只有同编辑主体发生作用时才显示出客体的存在和价值”。［14］这样，编辑客体的概念范围就越来越明朗了，其内涵也基本明确，依此，著作者、接受者列入了编辑客体的范围。1990年，杨德超、李景英从期刊信息建设的层面试图对编辑客体的实质进行分析，认为“编辑客体就是编辑对象，即稿件或刊物，其本质就是社会信息和社会信息过程”，并将以学报为形式的编辑客体的特性概括为四个方面：编辑客体的学术性、编辑客体的重现性、编辑客体的庞杂性、编辑客体的中介性。［15］这对研究编辑客体的普遍特征与本质属性有着启发性，提供了一种参照。林山外则将编者和稿件视为编辑活动过程最基本的主体和客体，并引入“稿件品级”、“稿件价值”和“加工维度”三个标准，描述稿件客体，试图揭示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16］代剑萍则将编辑客体由稿件扩展到精神产品，认为“编辑客体是编辑主体业务活动的对象，是为编辑主体所接受、认同并由读者共同参与创造的具有高质量的精神产品”。［17］这样，编辑客体的内涵就更加丰富。鲍宏礼认为，编辑客体是成为编辑主体认识和加工、改造对象的那部分作品信息及信息载体，以自有的形式、构架存在并有信息传播的特性，其客体性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一定的客体对象都有一定的信息传播目的和宗旨以及作者的思想观点和要求，编辑主体不能随意改变；一定的客体对象都有一定的思想性、阶级性、政治倾向性以及艺术性等；还有信息载体的独有风格和作者的个性特色，因此必须以编辑客体的外在尺度为基础去认识、加工和改造对象，从而克服唯我性、随意性。［18］114，120说明编辑客体性决定了主体的选择与其他编辑行为必须遵循客观规律。阎志芬认为编辑客体是指编辑活动的对象，并将其分为广狭两义。狭义的编辑客体是指编辑活动直接施加的对象，即依附于一定的物质材料的社会精神文化产品，是编辑活动的材料，是编辑创造性劳动的对象。按照其表现手段的不同，可以分为四类：文字作品、艺术作品、图像作品和音响作品。对这部分作品进行研究，大致包括三个方面：各类文化产品的性质特点及其形式规范；各种文化产品的类别；各类文化产品的生产规律。生产者（作者）和消费者（读者、听者、观者）是编辑活动的间接作用对象。广义的编辑客体是指编辑活动的直接施加对象和间接施加对象。编辑活动的间接施加对象包括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在社会文化积累和生产过程中创造了文化产品的各类作者）和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在社会精神文化生产中，采取不同方式利用、消费各类文化产品的人）。具体来说，前者作为编辑客体包括：作者的素质，作者的创造性精神劳动的特点，作者的权益和作者队伍的组织、构成和建设，后者作为编辑客体包括：消费者的层次和结构、消费者对文化精神产品的需求状况、消费者的文化消费情绪和文化产品消费情况的反馈。［19］尽管对编辑客体范围及其构成因素的概括并不全面，但对所涉因素的具体分析精到，对于作为编辑客体的作者与读者的研究有理论启发意义。唐康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认为编辑客体应该是跟编辑主体相对的客观事物、外部世界，也就是编辑主体对象性活动的客观世界，尤其是人们的精神世界，尽管他没有对这个“客观世界”的范围作具体的描述，但分析了编辑客体的基本特性，即他所说的“编辑客体的客体性”。“编辑客体的客体性是指在编辑主体同编辑客体的对象性活动中，编辑客体对编辑主体所表现出来的决定性和制约性”，“这种制约性不是为了扼杀主体的能动性，而是为了‘提醒’主体要在客观世界允许的范畴高扬主体性”。具体而言，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深对编辑客体的认识：正确认识编辑主体性同客体性既互相独立又互相依赖的辩证关系；从宏观角度看，国家的编辑出版方针决定了发挥编辑主体性的基本走向；从微观的角度看，编辑对象的政治倾向、学术观点、文字内容、艺术风格等也制约着主体性。［20］从其对编辑客体的界定及其分析中可以看出，编辑客体是编辑主体的对象性存在，其范围囊括了国家出版方针等政策、制度安排，已经看到了社会客体对编辑主体的作用。张玉将编辑客体视为“编辑者认识的对象、完成的对象，即著作物（统称稿件）、出版物、著作者（统称作者）、读（听、观）者和编辑过程。”［21］吴飞在其研究编辑学理论的著作中，专门用了一个部分来探讨编辑客体，认为编辑客体是指编辑主体认识和改造的对象，具体包括反映文化精神、文化成果的各种作品，精神文化成果的载体——各类传播媒介，作者与受众，并用较大的篇幅对作品、媒介、编辑与作者、编辑与受众这四个问题作了分析。［22］其所指的编辑客体明确，对所列四个问题从编辑学理论层面所作的分析系统深入，但对编辑客体的哲学抽象和内在规定性的把握有待进一步展开。
2.开始从编辑主体与编辑客体的关系中动态地探讨编辑客体问题，并以此为起点对编辑客体予以界定
这一研究大致是从1994年开始的。其中又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将编辑客体置于其与编辑主体的价值关系之中，从实践价值论的角度来分析。认为客体的唯一特性是对象性，即客体范围的确定取决于主体认识和实践活动的需要，被主体接受了的对象并反映了或外化了主体内在尺度的对象，就变成了对应的有意义的客体，进而从这一哲学前提出发对编辑客体予以界定。编辑客体就是编辑主体进行业务活动的工作对象，为主体所接受，被主体所认同，具体包括作者、读者和文稿三个方面；而编辑主体对客体的选择主要依靠客体的质量来决定，创造具有高质量的文稿是主体必须解决的难题。［23］在这种关系之中，编辑主体有发现和创造价值的需要，编辑客体则要显示和实现其价值。第二种情况，将编辑客体置于其与编辑主体的矛盾关系之中，从两者辩证运动的层次来把握编辑客体。有研究者认为，编辑客体与编辑主体的矛盾从它们参与编辑活动一开始就已经存在，正是在这种互相依赖与互相斗争的矛盾运动中，编辑客体才显示出其意义。［24］“编辑过程就是编辑主客体矛盾运动的产物”，“编辑客体是赖以产生编辑活动的客观基础”，“编辑主体之所以能作用于客体文稿，是以客体文稿作用于编辑主体为条件的”。［25］不管对编辑客体作怎样的界定，但从矛盾层面对编辑客体予以把握是其共同的思维视角。杨焕章一直坚持以矛盾论的方法来研究编辑客体问题，在其多篇文章中均进行了具体的探析，认为编辑客体作为编辑主体在编辑活动中实施作用的对象，是以编辑主体为自己的存在前提的，在两者的矛盾运动中推进编辑活动的发展。［26］徐柏容也认为，“整个编辑过程就是编辑主体与编辑客体诸矛盾统一的过程”。［27］从矛盾运动的角度来把握编辑客体，具有普遍的抽象意义，是一种编辑哲学的思维，对于建立普通编辑学颇具理论启迪。
持这种方法论的研究者还认为，编辑客体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社会文化环境下，在不同的编辑活动过程中，编辑客体有不同的存在形式与表现形态，与编辑主体处于不同的关系之中。他们中有人在对编辑活动的内涵外延和编辑活动中主客体属性进行分析后，就编辑客体的作用变化进行了一些思考，认为“编辑活动中编辑客体是社会中的客观存在，就这点来讲编辑客体具有不变性；但是从客体的性质、形式、范围、意义等来讲，编辑客体随着社会的发展是在不断地变化着、发展着”，编辑主体应及时、敏锐地把握好编辑客体，使编辑客体得到有效的改造和利用。［28］以动态的、发展的眼光，从社会文化的发展、出版手段的变化、读者需求的兴起、市场规律的演变等方面来审视编辑客体的新变化，是在新的环境下研究编辑活动及其规律的必然要求。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编辑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在编辑工艺流程中通过评价、鉴赏、选择而形成的。编辑客体的内容和形式制约着编辑主体的认同尺度”；［17］编辑主体和编辑客体的辩证统一关系，在编辑主体与某一具体的编辑客体之间有不同的表现形式。［21］因此，在编辑主体与编辑客体的辩证运动过程中，彼此形成一种作用关系，互相推进与发展，并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3.对编辑客体进行哲学层面的抽象思考
将编辑客体作为与编辑主体相对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范畴，从抽象的层面予以分析，这是编辑客体研究的一种理论提升。杨德超提出了编辑主体和编辑客体测评的问题，认为编辑主体和编辑客体测评也称编辑评估，是编辑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编辑管理科学化、现代化的标志之一，也是优质高效地提高编辑素质的一个战略举措，并引进模糊数学的理论与原则，对编辑评估的原则、内容与方法作了分析。［29］由此可见，编辑客体成为编辑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具有理论的普遍意义与学科架构的基础性。靳青万则认为，编辑主体、编辑源体、编辑客体和编辑用体是编辑活动中四个最主要、最基本的本体，从而基本上构成了整个的编辑活动体系；“主源客用”及其最佳交合问题是编辑学学科的基本问题，并以此推演出编辑学的基本矛盾和基本规律。我们不妨来看看除编辑主体之外的“三体”的独特含义。编辑源体就是为编辑主体创作和提供其原创作品，成为编辑客体来源的人；编辑客体就是被编辑物或编辑对象，是指来自编辑源体的，即将、正在或已经经过编辑主体编辑制作的原创型作品；编辑用体是指使用编辑产品的人，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读者、观众、听众等。［30］70~101作者对这三体的概括颇具哲学思维的抽象，力图从具有普遍意义与思维概括性的高度来探索编辑活动的规律，理清编辑活动范畴。后来，靳青万又进一步对编辑主体、编辑源体、编辑客体、编辑用体和编辑辅体作了系统的论析［31］，显示出对编辑学理论追本溯源的勇气和依据这五个关键范畴对编辑学理论予以构建的创新精神。根据作者的阐释和笔者自己的理解，我们认为编辑源体是指作者，编辑客体是指作品，而编辑用体是指读者，实际上都是与编辑主体相对而言的，都属于编辑客体的范围，是对我们所说的编辑客体的一种分解与细化，作者所站的编辑哲学的高度是发人深思的。我们期待能有进一步的突破。
梳理近三十年来编辑出版学界对编辑客体研究的基本线索，解析其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编辑客体作为编辑学的核心范畴，自20世纪80年代引起学界的关注以来，其研究取得了较多的成就，形成了研究的多元视野，特别是在编辑主体与编辑客体的辩证运动中把握其特质与属性，对于推进编辑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就整体而言，特别是近年来，在编辑学基础理论研究进展缓慢的现实困境下，其研究状态与编辑客体在编辑学中的地位并不相称，尚有待深化和拓展，特别是要强化研究的系统性，在编辑活动系统中综合考量其属性与意义，从范畴抽象的哲学高度予以把握，从编辑学理论发展特别是普通编辑学建设的旨归来探究其学科本原意义和终极价值。我们相信，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编辑客体研究必将迎来新的发展阶段。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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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光清.论编辑学的研究客体.编辑之友，1986（1）：4-9. 论编辑主体和编辑客体.编辑学刊，1987（3）：28-33.
［6］李荣生.编辑学概念范畴体系略说.编辑学刊，1986（4）：25-30.关于编辑客体和编辑过程.理论研究，1987（2）：11-15.
［7］胡光清.编辑论编辑.北京：奥林匹克出版社，1996：22-32.
［8］李荣生.编辑学概念范畴体系略说.编辑学刊，1986（4）：25-30.
［9］李荣生.关于编辑客体和编辑过程.理论观察，1987（2）：11-18.
［10］胡光清.论编辑主体和编辑客体.编辑学刊，1987（3）：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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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靳青万.编辑五体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