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温特在重思国际政治进程性的过程中构建出自己的理论。作为建构主义理论中最富体系特征者，温特的建构主义国家体系结构理论是一个应用在国际政治领域的社会理论，具有理论革命意义。通过对温特建构主义国家体系结构理论从产生背景到主要观点、论证逻辑的细致检查表明，其社会理论革命具有重要意义与不足。对于一场正在进行的革命，其正当性和效果需要仔细考察；就温特的理论革命这一案例而言，更深入、更审慎的“元理论”与“实质理论”思考亟待推进。
关键词：温特 国际关系学 国际关系理论 社会理论 建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8－0073－08
亚历山大·温特1958年出生于联邦德国美因茨，现任教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作为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明尼苏达社会建构主义学派”最重要的学者之一，温特师从研究新马克思主义的杜瓦尔教授，被誉为“未来的国际关系思想大师”。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引发国际关系学科学化革命后，国际关系理论呈现出统一大势，“理性的”主流理论与“反思的”非主流理论彼此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对话。国际关系理论明显僵化。1999年，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出版。和其他建构主义学者相比，温特志在沟通二者，又力求突破主流理论无法完整解释国际政治的缺陷，强调系统性和理论性，俨然成为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集大成者”。因故，与尼布尔(R，Niebuhr，1892－1971年)等被束之高阁的经典大师们不同，温特在某种程度上引导着国际关系领域学术旨趣的变化。
一、重思国际政治的“社会进程性”
社会科学中理性主义的根源在于将复杂的现实世界理论化——使其符合“一切有因”的逻辑体系，这样便能满足人类追求终极解释的内在冲动。但是，将现实世界理论化，必然要承担简化、逻辑化倾向所带来的对现实世界本身复杂性的误解风险。理性主义的这一痼疾之所以长期为国际关系学者刻意忽视，正是因为它长于对国家的物质利益要求作出简洁明了的解释，兼能采取科学的、可证伪的研究方式投入政策分析研究。随着行为主义革命在“第二次大辩论”中深化，理性主义解释力强的优点在冷战氛围的教学、智库的政策分析、解释市场中大行其道，以“解决问题的理论”(problem—solving theory)的姿态占据了美国市场导向的“务实”学术主流。这种风潮对国际关系学界的影响相当明显：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要求发扬理性主义、构建科学理论的呼声已然呈现出压倒性态势。华尔兹的重量级著作《国际政治理论》正是这场移风易俗运动高潮的产物；基欧汉亦步亦趋，秉承简约、科学化的理念，提出了新自由制度主义。_然而，以理性主义为主流并没有解除它基于内在缺陷对国际关系学造成的威胁。迷信理性主义，对颇具政策服务倾向的国际关系学来说，具有学术与现实政治的两重危险；即使是“学术上”的误解，也极可能造成现实灾难。亲历纳粹迫害的流亡者、德裔移民、保守主义分子兼国际关系学大师摩根索的第一本英语著作，便是针对冷战后社会科学行为主义运动导致的政治科学日趋“科学化”(“理性”化、形式逻辑化)而作。㈣这一针对国际关系学偏狭的“科学化”对思考与实践现实政治之危害的反思立场，摩根索贯彻始终。
温特对理性主义的批判集中在学术方面，即理性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其成果能否真实反映研究对象。早有论者提出，长期将先天残疾的理性主义理论奉为主流，已经对国际关系学的整体学术信用造成了严重损害。在温特看来，导致国际关系理论迷信理性主义最直接的原因，是新现实主义理论借行为主义革命东风引发的“经济学式”科学化风潮：一方面，华尔兹从现代经济学引入科学化理论方法的同时，也将“经济人”之类脱离政治现实的纯理论假定引入了国际政治结构理论中，导致后者沦为忽视国际政治现实的虚架子；另一方面，新自由制度主义全盘接受了新现实主义式科学化的价值预设，不但没有提高理论的现实关切，反而将无政府结构、身份和利益等研究领域拱手让给了结构现实主义。因此，以“是否有用”为理论原则的“两新”主流理论一心只顾“解决问题”，耽误了对国际政治进程中动态因素的理解；理性主义理论无法解释作为进程的国际政治，对进程性因素视而不见，根源在于其缺乏研究进程的开放前提。国际政治中动态的部分被主流理论忽略了，直接导致“两新”理论在国际政治发生重大改变时反应迟钝、解释无力。从1987年发表第一篇重要论文开始，温特便根据科学实在论质疑一切先验(a priori)独断论原则，分别在“施动者一结构”、“国家体系的结构”(“无政府文化”)、“身份和利益”诸问题领域对理性主义理论进行驳难。在温特的逼问下，理性主义主流理论不得不就“无政府的内容是否给定”、“身份和利益如何认知”和“施动者和结构如何互动”等问题进行回答。温特认为，国际政治本质上是主体间的物质、观念互动，必然带有进程性特征，而理性主义理论对带有进程性的对象的解释力是不可靠的，因此，不光要通过理性主义理论来探究行为问的因果关系，还要运用建构主义(“社会理论”)来开展对事物属性的研究。
显然，温特是在重新理解国际政治的前提下提出“社会理论”的。若想就国际政治进程的内容给出一个完整可信的解释，就必须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诸方面取得革命性进展。温特自己选择的理论突破口正是古往今来从事思想革命的人的必争之地：形而上学(“元理论”)。要彻底改变现状，免不了要正本清源，此即温特花费大力气从“社会理论”的“元理论”人手重新解释国际政治的初衷。
二、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以关涉的问题分类，温特的理论包括研究形而上学标准的“元理论”部分和研究主体间互动实践的“实质理论”；以理论研究对象分类，又可分为关注社会科学整体的“社会理论”和关注国际政治的“建构主义国家体系理论”。“元理论”(“形而上学”)关系到温特理论自身的理论正当性；“实质理论”则通过特定分析框架、分析工具来处理具体领域的问题。温特对“元理论”和“实质理论”都加以严谨讨论，为的是在申明其正当性的前提下应用其实质主张。毕竟，“社会理论”要为学者所用。必须先证明其自身具有相应价值。但是，仅仅有关于自身价值的“元理论”论证还不足以对研究对象的具体内容作出解释，因此“社会理论”也必然有自己独特的分析框架(“施动者一结构”互构)和分析工具(符号互动理论)。“元理论”和“实质理论”共同构成温特认为的适用于一切社会科学的“社会理论”，将之应用于国际政治领域，便有了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根据自己对国家体系结构研究的兴趣，温特进一步发展了“建构主义国家体系理论”。
(一)温特的社会理论
1.“元理论”内涵。温特认为：“不能期望科学哲学家对世界政治作出解释。”但是，温特在用理论解释世界政治之前还必须处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即“知识如何可能”(理论如何建构)。启蒙运动以降，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科学)在西方现代学术体系中蓬勃发展，极力排除神学、宗教和古典政
治哲学的影响后，社会科学逐渐显露出现代性特征，显著特点之一就是独尊逻辑推演而罔顾现实世界的丰富内涵。国际关系学本身缺乏深厚的传统研究根基，在学科“现代化”的震荡中渐趋重逻辑推演、实验分析的“美国化”。在这个语境下，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温特理论革命的初衷。要批判以华尔兹为代表的崇尚“经济学”式科学理论的主流学术，温特对诸多基本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以期获得反思华尔兹式(显然还不够科学的)“科学化”理论的更大视野。
华尔兹采用“经济学”式理性主义方法来构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和他本人对“理论”的衡量标准有关。华尔兹认为，“真伪”是研究规律(Iaw)的尺度，“是否有用”才是判断理论(theory)的标准。温特认为：理性主义无法正确认识国际政治的进程性内容，因此不能真实反映现实，华尔兹的理论非但“没有用”(不能准确解释、预测)，而且“不真实”(不能正确反映；不能理解)；理性主义理论因其先入为主的物质主义本体论取向，刻意忽略了研究对象的进程性(动态因素)特征。因此，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是不完整的理论，必须通过“社会理论”来补充。温特断言。国际政治本质上是一个基于社会性(主体间性)的事实，惟有关注“社会”特征的理论才可能准确反映国际政治。
“科学实在论”是温特“社会理论”的“元理论”核心内容，是温特整个理论的知识论基础。“科学实在论”原则有三：第一，世界独立于个体观察者的大脑和语言；第二，成熟科学理论通常是指涉客观世界的；第三，即便是客观事物不能被直接观察，成熟科学也是指涉客观世界的。如何真实地认识客观世界，对一切严肃知识而言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温特断定，坚持科学实在论是理论准确把握现实的前提，即便研究对象本身是不可直接观察的社会事实，科学也可以充当可靠的解释手段。因此，成熟的国际关系科学理论，必须以尽可能真实地反映其研究对象为目标。然而，国际关系学是一门无法进行实验的社会科学，如何确保一套体系理论不仅仅是“我们自己虚构的世界”?温特的理由如下：首先。对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拒斥一切先验假设使科学实在论者虚怀若谷，为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提供了可能。就社会科学来说，客观世界必须被当作一个物质和理念的复合体，人类并不是生活在人以外的纯自然环境，而是生活在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间性为基础的社会环境中。既然人类行为是在社会环境中进行的，社会的主体间性就决定了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一种观念的互动。物质因素通过观念而有意义，因此，社会科学必须重视观念研究。然而，由于观念具有明显的进程性，难以展开实证分析。基于上述特点，任何先入为主的前提假设，都可能使观念研究陷入逻辑化的独断论，从而重蹈理性主义理论忽视国际政治进程性内容的覆辙。其次，对建构主义国家体系结构理论而言，坚持科学实在论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后此谬误(the post hoc fallacy)。由于温特继承了华尔兹开创的整体主义结构理论，其研究对象是无法直接观察的国家体系结构，研究结论便依赖于对结构效力的观察；而对结构“效力”的观察本质上是经验性的、归纳性的，由结果反推原因的论证很容易陷入后此谬误。由此，如果观察者所持的理论没有足够的开放性，很容易受到研究者自身偏好干扰，从而严重影响理论的真实客观性。因此，必须坚持科学实在论以求最大限度地保证研究的开放性。
虽然温特没有证明坚持科学实在论是社会科学理论准确反映其研究对象的充分条件，但他成功地展示了理论因未坚持“科学实在论”而失败的例证。结构现实主义以单位个体为基础来理解结构的效力，将单位个体的身份属性视作给定因素，如此一来，单位个体、结构的属性的进程性特征便完全被忽略。有鉴于此，温特认为，惟有坚持科学实在论，理论才有准确理解国际政治进程性特征的可能性。
2.实质理论。国际政治的基础必然是物质的，但是，对纯物质的严谨研究难度重重，因为任何研究都必然是在具体的文化环境中进行的。研究者很容易将自身的文化成见视为物质世界的本来面目。温特断言，物质理论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形态，应当以理念主义来检讨其非物质因素，使之成为更严格的“弱式”物质理论，承认物质有不可替代的影响，但专注于研究理念。
为了解释国际政治的进程性内容，必须正确地理解国际政治现实的观念性，这是由国际政治的主体间性所决定的。温特的社会理论关注社会行为和社会事实(即主体间事实)，认为社会事实的真实性应以主体间的共有理念为依凭。根据自己对国际政治进程性的理解，温特断定国际政治现实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主体间观念实存的社会现象，以理念主义(“弱式”物质主义)的观点来审视国际体系，就能更准确地理解国际政治。
温特被华尔兹关于系统理论的形式逻辑论证说服。但并不认为它适当地关注了国际政治的本质内容(主体间性)。华尔兹的经济学假设隐含了高度同质化的、纯理论的“经济人”内核，在温特看来，将国家视为属性稳定、同质化的“经济人”，无疑否弃了国家在社会(主体间性)中的进程特征，“既无法解释单个国家身份的变化，也无法解释国家之间的身份、意图区别”。显然，要挽救新现实主义的结构理论，必须将结构研究的重点转移到那些动态因素更为明显的观念事物上去。温特认为，将结构化理论引入国际关系学至少倡导了一种从进程研究的角度考察国家与国家体系互动的理念，目的是通过讨论“施动者一结构”的互构实践，为身份、利益、文化等观念因素的动态研究提供一个分析性框架。
“结构”之于世界体系理论，正如“单位”之于新现实主义，是理论家赖以解释国际政治全局的盲点——新现实主义的结构解释是以行为体为中心的，而世界体系的个体解释则是以结构为中心的。两者都只涉及国际政治进程中“施动者一结构”的某一部分，作为中心的“另一部分”始终在视野之外。在吉登斯的启发下，温特断言，要对进程性的国际政治作出完整、真实的解释。必须运用“结构化理论”将两方面的解释综合起来。
(二)建构主义国家体系结构理论
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一部分，温特给出了一个包括“元理论”和“实质理论”分析框架的全景式的理论；及至第二部分，研究目标转向了对国际政治的整体主义(国家体系结构)解释。温特首先明确说明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国家施动者和国家体系结构相互构建的进程。
为了具体地解释国际政治进程变化如何发生，温特引入了更关注基本互动实践的符号互动论。根据美国社会学家布鲁默(Herbert Blumer，1900-1987年)，符号互动论的三个前提如下：第一，人们是根据事物对于他们来说所富有的意义而针对这些事物进行活动的；第二，这些事物的意义是从一个人与其同伴进行的社会互动中衍生或者产生出来的；第三，在这个人与他所遇到的事物打交道的过程中，他通过对这些事物的解释过程而驾驭并修正这些事物的意义。符号互动理论表明，意义是在人们进行互动的过程中产生的，具有主体间性。施动者与自己互动，根据他被置于其中的情境和他的行动方向，选择和审度各种意义。施动者将意义当作指导和形成行动的工具来使用和修正。温特对符号互动理论的
吸收主要在以下两点：第一，人们就意义进行交换，因此意义(形成身份的基础)具有主体间性；第二，意义生于互动实践，具有进程性。意义是身份形成的基础，身份给行为体对自身利益的判断提供参考，并决定“无政府”的实质——如“自助”即是一种特定内容。显然，符号互动论引导研究者对人类行为“情境”进行深度思考。以此为工具，温特得以就国家施动者主体间互动的“情境”生成和相互身份角色的定位问题进行探讨，提出“情境”(“角色身份”)和“文化”(国际无政府结构的内容)之可变性的逻辑解释。符号互动理论带有明显的主体间性理论特征，以之为研究国际政治“施动者一结构”进程的工具，将使国际关系理论前所未有地关注经验性国际政治的进程性内容。
重视经验世界的本质内容，组织反映这种重视的方法论原理和取向的符号互动理论，符合温特“更加全面地认识社会环境，克服任何虚假的决定论思想”的理论目标。温特指出，国家的身份必然是自我和他者互动进程的产物，所谓“角色身份”是主体间共享的理念结构，国家间的互动实践使独立于某一国家私有知识的共有知识成为可能。一旦论证了身份的塑造具有进程性，任何“身份给定”的学说便不攻自破；以非建构性的国家身份为基础的结构理论(如新现实主义)便风雨飘摇——既然“自私的”国家造就了某一个具体的“无政府文化”，有什么理由认为，在基于主体间共有知识的国家的集体身份发生改变(根据符号互动理论当然是可能的)的情况下，“无政府文化”的内容不会发生改变呢?
三、重构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学统
为克服理性主义主流学统无法把握国际政治之进程性的缺陷，温特在科学实在论的原则下提出“社会理论”。虽然后者与主流理论大相径庭，但都是以系统理论和结构理论为框架的科学化理论(scientifictheory)。在质疑理性主义主流理论、系统构建“社会理论”的过程中，温特对主流理论的假设及其传统的研究领域进行了全面检查，因此结构建构主义基本上把主流理论的主要论题都重新处理了一遍，同时扩展了关于国家身份、国家体系理念结构的进程性研究新维度。温特与主流学界的积极对话，使许多长期为主流学界忽略的重要论题暴露在整个国际关系学界面前，迫使后者不得不面对主流“范式”的危机；为了挽回学术效能，国际关系研究不得不开始重视对观念、文化等新论题的研究。套用建构主义的话语，温特的社会理论正在以其“元理论”标准重构国际关系理论学统。
温特将自然科学、科学哲学中的科学实在论、现代社会理论中的“结构化理论”和“符号互动理论”等其他科学领域的思想引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使关于国际政治之进程性因素的研究成为可能。这一博采众长的做法，为长期隔绝于其他科学领域的国际关系学注入了新资源。早有建构主义者指出，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内部资源已经消耗殆尽。温特的榜样，将鼓励国际关系学者积极从学科外引介新资源。
温特将华尔兹的“经济学”式物质结构改造为具有显著社会特征的“强式”理念结构，从而将系统化结构分析理论的成果批判继承下来。在温特看来，虽然个体、国家、国际体系本质上都是社会进程的产物，但并不是同一层面的建构关系。因此，虽然理念主义对任何互动进程都可以展开研究。若想把住国际政治进程变迁之要津，重视分析结构因素的整体主义理论显然更宜。
对于以批判理性主义独断论起家的温特来说，社会科学理论要有“自知之明”——必须明确自己的解释限度所在，否则会影响理论解释力的可靠性。贸然研究范畴外的事物没有科学意义，成熟的理论必有界定清晰的范畴。如温特认为，将国际政治的进程现实还原到施动者层面或体系层面的任一者都是不科学的。所谓科学的做法，就是对“施动者一结构”的二元对立做综合处理，然后在选择整体主义或个体主义取向的前提下进行的研究。温特选择了整体主义取向，他关于国家体系理念结构的通则性解释(解释了“文化”的保守性和结构内容改变的可能性)是符合论者自我期许的理论成果。关于自己理论的限度，温特似乎也相当清楚：以理性主义研究相对短期的问题，以建构主义分析相对长期的问题，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对国际政治之进程性的准确把握乃至“解决问题”，则端赖于对建构主义、理性主义两种理论各自“范畴”的进一步发现。据此可推断，像建构主义国家体系结构理论这样形式逻辑严密、研究取向清晰、理论限度明确的新型结构理论将成为国际关系理论新一轮科学化的目标。
温特断言，“几乎所有国际关系学者都是(含蓄的)科学实在论者”。为了跳出过往理论的窠臼，温特以科学实在论为原则设立了一套新的“元理论”标准并绳之于诸理论。然而，科学实在论似乎未能像温特设想的那样，完全解除理论对前提假设的依赖。相反，温特口口声声说任何科学理论都要拒绝“元归纳”、但潜在的虚无主义倾向使得本身不提供价值的科学研究不可能自觉地保持价值上的开放性——归根到底，我们还是无法确定，依据“最合理的理论推论原则”获得的所谓成果，是否仅仅是研究者自身一厢情愿的偏执想象——科学实在论实际上与它所批判的那些先验理论一样，自己成了一套束手束脚的新“形而上学”。
无法否认，建构主义和科学实在论之间存在矛盾：“根据科学实在论，世界的表象是由世界本身所创造的；根据建构主义，世界的表象则是由我们自己创造的。”由于无法调和科学实在论和建构主义进程研究的矛盾，温特只好诉诸“弱式”物质主义。然而，“弱式”物质主义仍然要面对纯物质世界无法展开可靠社会科学研究的难题——若要进行具体实证研究，它将和一般物质主义同样束手无策。即使温特对传统理论的批判是基于其“元理论”的，我们也不能无视它反映出来的既有研究中的种种问题，更没有理由为对传统理论进行“元理论”批判的温特理论单独开绿灯；相反，我们应就“元理论”的建设性内涵进行更为严谨的研究。
从华尔兹到温特，国际关系学似乎树立了一个新“正统”，仿佛非“系统研究”不够“科学”，非“结构研究”不够“国际”。可以说，温特的理论受缚于科学理论系统分析的条条框框，未能将“社会理论”落实到国际政治中最基本的层面。对于温特的国家体系结构理论而言，国家自身的结构性(国内建构)研究就成了未曾踏足的学术荒原。
虽然温特通过强调理念因素使结构主义焕然一新，也引起了国际关系学界“建构新的结构主义理论”的讨论，但这很可能进一步恶化国际关系学界长期以来对国内政治研究的忽视。如果忽略最基本的政治事实，国际关系学或可更“科学”，却未必更实在——对于具有潜在政治服务功能的国际关系学来说，此举非但没有消解国际关系理论“解决问题”的倾向，反而容易造成解决问题的粗暴方案托“科学”之名泛滥于世。
温特理论中与现实联系相对紧密的，应属他颇具特色的“文化”研究。笔者认为，温特所谓“文化”缺乏具体内涵，是某种特定形而上学价值取向的产物。温特对理念结构即其所谓“文化”的研究，是基于以下逻辑：对国家的集体施动者，微观结构进行无差别假设，认定它们进行符号互动之后产生超善恶、无是非的共有知识，并通过从数量、质量上获得国际观念的主导地位，从而构成所谓国际无政府
理念结构(即温特所谓“文化”)的内容。
显然，现实中的文化在温特的理论框架之外——任何文化都以某一共同体(不一定是国家)为依托，并不存在以“全世界”为依托的“人类文化”，多种不同文化的分立已经深深嵌入当今国际政治的主权现实存在，而并没有哪一种从数量(numbers)、质量(capabilities)上获得了主导地位而得以跻身为全球文化之“公器”。温特的国家体系理念结构“文化”不过是主要国家间共有知识之集合的代名词“文化”谱系的划分标准，恰恰可以反映温特理论自身所处的“文化形态”。
虽然温特逻辑严谨地证明了国家体系“文化”的基础——共有知识——无法还原到单个国家的私有知识，其主要内容也相对独立于具体国家的意图，但如果据此便将一切国家的意图(私有知识)对“文化”的影响等同视之，显然忽视了存在于施动者之间的施动能力的差异。假定“洛克文化’’确实如温特所说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主导“文化”，它发端于西欧、迫使其他地区的国家削足适履的进程性事实就充分说明了“共有文化”具有某种偏向性。同样身为美国学者的尼布尔牧师说过：对现行秩序沉默，即是对既有权威的自觉纵许；显然，温特的理论对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保持了沉默。
要进行严谨的“文化”理念主义国家结构研究，须关注政治现实中文化等观念因素的具体情况和实际影响。如伊纳亚图拉和布莱尼建议，要从文化的乡土特征人手，顾及文化在政治事物中的影响力，而不是盲目运用“首次相遇”模型，把人类共同体之间的互动等同于人类与外星人的符号互动。
四、结 语
温特的理论革命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引发了关于身份与利益、结构与符号互动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思考与争论，促使国际关系学正视“因果关系”与“建构关系”两大研究范畴的学术差异以及它们各自的现实意义。随着这方面讨论的日趋成熟，建构主义至少作为一种路径和方法(appmach)进入主流学术，并与之形成互补态势——“暴露争议、提倡融合”，这一对看似相互矛盾的观点正是温特建构主义国家体系结构理论的精髓：明确说明分歧所在，申明融合的必要，并付诸理论实践。希求构建“新正统”的温特，虽鲜有毫无异议的同志、伙伴，在整个学界却不乏精神投契者。
无论我们是否认同温特的理论，他对主流理论的批判已经充分暴露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政治进程性内容的忽略；能否有针对性地补充这方面的研究，关系到学科的整体学术信誉。温特及其伙伴成功地将这个危机展现在国际关系学界面前。但是，他的理论本身存在诸多问题，同样无法完整、准确地解释国际政治；即使他准确把握了国际政治具有进程性这一事实。温特迫使国际关系学界不得不关注理念研究、“文化”研究、身份研究，但具体而精确的研究方法、研究议程仍付之阙如。
追根结底，是“科学实在论”等社会理论的一套“元理论”并没有真正提高国关理论对国际政治现实的反映的真实性。齐菲斯依据德里达的解构学说令人信服地展示了建构主义(包括温特)所展示的“真实”不过是其理论展开逻辑叙述的“起点”，而并没有反映对象的“真实状况”；建构主义理论(包括温特)的“话语”还限制我们跳出它的教条去思考“何为真实”这一严肃而必要的问题。温特的理论为了揭示所谓“真实”而不得不采取一种非善恶的超然姿态，然而它不但没有揭示“真实”，而且模糊了政治现实的本相，导致它在政治方面的见解缺乏政治责任感。随着温特或建构主义思潮对国际关系学的影响愈发深入，对这种缺陷的清理就愈发紧迫。国际关系学研究不但要提高其“真实性”，更要重申其政治责任；鉴于这两个特征在早期学者的研究中都得到了适当关照，我们不得不质疑温特试图建构的“新正统”是否完整继承了国际关系学传统的精髓。这并不是说，国际关系学应该机械地“回到过去”；笔者认为，无论是对经典思想的重温，还是像温特那样去搞理论革命。“真实性”和“责任感”都是适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衡量标准。就温特社会理论(“元理论”)革命这一具体案例而言，“新正统”迫切需要认真反省缺陷，以期进一步完善。
不过，正如温特本人所说：科学应当以问题为导向；学术应当在充分了解现状的基础上激发关于现实的新想象，给现实注入新活力。解读温特和温特的社会理论革命，本身即是对国际政治进程性及其他内容的开放性重思，这无论如何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