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苏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由理想成为现实，为中国早期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样本和参照，奠定了中共早期妇女运动追随共产国际路线的基础。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传播、确立和中国化，可以清晰地看到共产国际对中共早期妇女解放思想构建的重大影响。
[关键词]共产国际；中共早期；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决议案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0）01-0021-06
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解放运动，关于妇女解放的方向、途径、前景等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说明、做出回答。将抽象的理论具体化、通俗化，并使之为大众所接受，借助样本实践范例来诠释，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苏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由理想成为现实，为中国早期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样本和参照，奠定了中共早期妇女运动追随共产国际路线的基础。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传播、确立和中国化，可以清晰地看到共产国际对中共早期妇女解放思想构建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一、苏俄妇女解放运动的胜利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和十月革命胜利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激发了广大妇女挣脱封建思想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热情，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广泛传播打开了思想的大门；十月革命的胜利，则“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十月革命的组成部分，苏俄妇女解放运动的胜利，更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架起了桥梁。因而中共早期妇女政策一直深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也就源于十月革命和五四期间中国一批早期共产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对苏俄妇女解放运动成功经验的介绍，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的传播。
对苏俄妇女解放运动成功经验的介绍。中共早期构建妇女解放思想，苏俄无产阶级的妇女解放观是起了样本和参照作用的。正如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由理想成为现实，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提供样本一样，作为十月革命的组成部分，苏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成功经验也为中国早期妇女解放指明了方向，成为中共构建早期妇女解放思想的样本。1918年11月，李大钊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大约可以算作最早提到苏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文章。文章向中国人民介绍苏俄革命时说：“他们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工作的男女都應该组入一个联合。”[1]1919年4月，上海《民国日报》发表《劳农政府统治下之俄国——实行社会共产主义之俄国真相》一文，比较系统地报道了苏俄妇女获得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结婚与离婚自由、男女教育平等等事实。此后，有关苏俄妇女的情况介绍，如《俄国的婚姻制度》《劳农俄罗斯之保护妇女儿童观》《劳农俄罗斯之妇女》《俄国婚姻律全文》《俄国与女子》《俄罗斯之女劳动家》等文，都在报刊和杂志上陆续发表。这些报道对中国人民的影响，我们可以用《劳农政府统治下之俄国》一文中的话来说明，文中说苏维埃政府一成立，“就把数千年来呻吟于残酷桎梏之中的妇女完全解放，使他们从今而后，可以享受人类所应享的权利，可以恢复其固有的人格，可以养成一个健全的公民”[2]。苏俄妇女的解放，对中国人民显然有强烈的吸引力。
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诠释。关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最早翻译过来的是列宁的《在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讲话夹在《劳农政府统治下之俄国》一文中。1919年7月，赵叔愚翻译并在《少年世界》上发表《列宁对于俄罗斯妇女解放的言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更多介绍共产主义妇女解放思想的文章相继出现，也有不少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著作翻译刊发。如，李汉俊翻译德国倍倍尔所著《社会主义与妇女》的部分章节，名为《女子将来的地位》，发表在《新青年》第8卷第1号；震赢翻译的《俄国与女子》一文发表在《新青年》第8卷第5号俄罗斯研究专栏；李达翻译《劳农俄罗斯中劳动底研究》的部分章节，名为《列宁底妇人解放论》，发表在《新青年》第9卷第2号；此外，还有《东方杂志》发表的恽代英翻译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这些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阐明了妇女的地位和作用，分析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及妇女在资本主义家庭中的状况，也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条件、途径及纲领性主张。
随着对苏俄妇女解放运动的介绍与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传播与阐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逐步认识到，妇女解放问题与整个民族解放运动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于是把对妇女解放的思考与对整个中华民族解放的思考结合起来。陈独秀曾明确指出“女子问题，实离不开社会主义”，“离了社会主义，女子问题，断不会解决的”。[3]
可以说，苏俄妇女解放运动的成功经验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使得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国的妇女问题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局部的问题，不是单纯的生理意义上的性别问题，它主要是个社会问题，涉及到经济、政治、伦理等方方面面。如果没有社会思想的进步、社会制度的更新，没有整个民族争自由、求解放的胜利，妇女的解放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确立
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期，由于经验不足，缺乏活动经费，所以许多重大的政策与策略实际上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制定实施的，早期妇女运动更是直接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要求。按照共产国际指示建立的中共妇女部，成立伊始就提出：“我们自不能不与国际无产阶级同志携手，我们更不能不受世界无产阶级祖国的妇女共产国际的教导与指挥。”[4]
1919年3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决议《关于吸收女工参加社会主义斗争》，此时还不太重视妇女问题，决议只是笼统地提出：“必须全心全意吸收无产阶级妇女入党。”[5]1920年7月至8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并通过《共产国际章程》，其第16条规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国际书记的任命，并组织共产国际妇女支部。”[6]会议通过的《关于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提纲草案》，明确了各国共产党要吸引劳动妇女参加无产阶级革命的工作方向。7月30日至8月3日，第一次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讨论了妇女的平等权利、社会解放和各国共产党的妇女工作等问题，并作出了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下设妇女书记处的指示。11月2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妇女书记处（1924年改成妇女部）在莫斯科成立。
对于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因正忙于建党工作，中共一大对中国妇女解放问题并没有形成详细的决议或明确的指示，只是对妇女运动工作“略略谈到大要”、“决定交未来的中央负责处理”[7]。但是，共产国际对于妇女问题的关注俨然已开始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运动。1921年8月，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着手帮助在上海颇有影响的中华女界联合会进行改组，并在《新青年》9卷5号刊登中华女界联合会的改造宣言和章程，其纲领为“在人类利害共同的理由上，我们主张与国外妇女团体联合”。这是中国共产党将妇女工作提上议程的第一个重要举措。经过改组后的上海女界联合会成为进步的妇女团体，也作为暂时领导全国妇女运动的机构应运而生。同年11月，党的中央局发出通告《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更以文件的形式阐明了注意妇女问题的重要性，文件指出：“关于青年及妇女运动，使各区切实注意。”[8]同年底，由上海女界联合会主办的《妇女声》半月刊创刊发行。《妇女声》宣传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促醒女子加入劳动运动，成为妇女运動宣传舆论的阵地。随着北京、上海等地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的兴起，女工和女学生的空前活跃，妇女运动也得到了推动与发展。
值得一提的还有，同时期创办的平民女校可谓迈出妇女解放运动实践的重要一步。上海平民女校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为领导妇女解放而创办的第一所学校，名义上由中华女界联合会主办，实则为中央局直接创办领导。平民女校招收学生不多，开办时间不长，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第一批妇女运动骨干，丁玲、钱希均、王一知、王剑虹等一批党的妇女干部从这里脱颖而出。这些革命者在担任妇女运动领导职务时，在中共妇女运动过程中按照共产国际妇女运动思想理论制定了中国妇女革命的方针政策，从而将共产国际妇女解放观念直接贯彻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践当中。
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二大制定了党的第一个《妇女运动的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确立。1921年6月至7月，共产国际召开的三大进一步关注了妇女工作，通过了《共产党对妇女进行工作的方式和方法》的决议，其中专门针对“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东方各国）中党对妇女的工作”作出了如下规定：“共产党要与妇女工作部一起争取妇女在党、工会和劳动阶级的其他组织中具有与男子相同的权利和义务。妇女工作部或妇女工作委员会应当与党一起对压制妇女的各种偏见、习俗、宗教信条进行斗争，同时也要对男子进行这种宣传。”[9]在决议之后，还附有一个特别指示，“依据东方各族人民生活条件的特点而提出的共产党对妇女进行工作时可采用的一些主要方法”，即“（1）在每个国家中协助出版妇女工作的中央机关报；（2）在党的报刊上增辟‘女工问题专栏’或出版专刊，在党和工会的一般报刊上登载有关妇女工作问题的文章”。[10]
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出席共产国际三大时向大会提交了书面报告，报告对中国妇女运动作了专题论述，对中国妇女问题的严重性、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史、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等重要问题进行了分析。报告认为惟有中国无往而不胜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够“使中国的女知识分子以及中国的男女工人获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解放”[11]。报告还特别强调中国妇女是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统一的革命机器的有用的螺丝钉”。该报告因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政治舞台上由第一个中共代表团首次提出，被视为中共最早关于妇女运动的文献。
为了贯彻落实共产国际三大关于妇女宣传鼓动的工作，1922年1月6日，国际妇女书记处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向各国共产党又发出了具体指示：“（1）把自己出版的妇女工作刊物送交给国际妇女处；（2）派一名中央委员负责妇女工作；（3）在党刊上开辟关于妇女运动的专栏；（4）与国际妇女书记处建立经常性联系；（5）党校要招收不低于学员人数10%的妇女学员，并且要开设妇女运动的课程。”[12]
1922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中提到，“党的宣传还应该涉及妇女，应该从女工中间开始……必须把青年工人和大多数女工纳入工会组织的工作中去。”[13]共产国际的指导对中共早期妇女观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开始尝试制定妇女解放运动方针政策。
同时期召开的中共二大通过了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为建立国际妇女书记处与中国妇女运动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提供了依据。会议同时决定，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妇女组织分别加入第三国际领导下的赤色工会国际、共产主义少年国际和共产主义妇女国际[14]。按照共产国际的章程规定，中共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理所当然，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运动实际上要接受共产国际妇女书记处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双重领导。
中共二大制定党的第一个《妇女运动的决议》，从理论上为中国妇女运动指明了方向。该决议体现了列宁关于妇女解放必须走苏维埃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理论，最直接地反映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决议认为，“妇女解放要在社会主义的社会，才得完全实现”，“中国共产党认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决议还明确，中国共产党将依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创立劳动妇女的组织，宣传劳动妇女的解放。从中共二大妇女运动决议案中可以看出，中共为妇女运动所制定的目标、途径和组织方式等，都深受共产国际的影响。
中共二大妇女运动决议案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第一个以政党名义作出的关于妇女问题的决议，它明确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明确了中国妇女运动的性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确立，为中共早期妇女解放思想的构建作好了理论上的准备。
三、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中国妇女运动实践相结合构建了中共早期妇女解放思想
中共早期妇女解放思想的构建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传播和确立的过程展开的，也是在中国妇女运动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产生的。
中共三大妇女运动决议案开始关注中国妇女的实际问题。1922年11月至12月，共产国际举行了第四次代表大会。由于共产国际注意到各国党因性别偏见而出现的轻视妇女工作的现象，专门在第24次会议上详细讨论了“共产主义妇女工作”问题。这种以妇女问题为会议全部议题的做法在以前几乎没有过。共产国际妇女部负责人克拉拉·蔡特金是这次会议的主要报告人。她指出，不重视领导妇女是党的损失。“在那些没有妇女工作书记处之类的机构或者这类机构又被解散的国家中，妇女同志们很少参加共产党的党内生活，无产阶级妇女很少参加本阶级的斗争”，“我们必须努力把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妇女纳入无产阶级的普遍斗争……在斗争中成功地使每个党认识到无产阶级妇女群众参加斗争的必要性”，“妇女委员会必须利用一切机会和党的一切活动，致力于使妇女工作成为整个运动的一个环节，并使用一切组织上的和政治上的辅助手段，借助党和它的所有机构的权威，开展和支持（妇女）这一工作”。[15]1923年，共产国际成立了东方部远东局，其任务包括“监督这些国家的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国际妇女秘书处一份报告中指出，“从1924年起，国际妇女联合会东方部在中国已有妇女工作特派员。”[16]此特派员是鲍罗廷的妻子鲍罗金娜，她与鲍罗廷一起，在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下指导中国的妇女运动。
共产国际的要求使中共在妇女工作问题上必须作出回应。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在共产国际的促成下，制定了与国民党合作的国民革命路线，通过了《妇女运动决议案》，作出了结成妇女运动统一战线的决议。决议指示：全党不仅要重视“劳动妇女运动”，同时要对“一般的妇女运动，如女权运动、参政运动、废娼运动”给予充分重视，“不要轻视此等为小姐太太，或女政客们的运动”，在指导这些运动时，要切实注意“阶级的主义的色彩不要太骤太浓，至使她们望而生畏”，要实行“全国妇女运动大联合”。决议特别强调： 在妇女运动中，“应加入‘打倒军阀’，‘打倒外国帝国主义’两个国民革命运动的口号，以引导占国民半数的女子参加国民革命运动”[17]。这既是对共产国际要求的回应，也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中国妇女运动实际相结合的体现。
可以看出，中共三大妇女运动决议案已经开始关注中国妇女的实际问题。该决议对性别歧视问题不再像中共二大妇女运动决议案那样笼统带过，而是作出具体指示。决议指出：“男工女工间之冲突亦随而发见。此种冲突之来源大致由宗法社会轻蔑妇女之习惯与成见，还保留于男工之中，以致女工在工会中常感男工压迫侮弄之痛苦，因而另思组织女工会，此实为工人阶级分裂之危机，本党关于此点应尽力宣传，不仅要号召男女工亲密团结，而且要扫荡男工轻侮女工之习惯与成见。”[18]会议决定通过“设立妇女委员会”和创办单独的妇女刊物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解决了党的一大、二大谈及却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共三大妇女运动决议案对妇女运动的情况作出精辟分析，进一步明确推进妇女解放运动的具体方法步骤，对当时整个妇女运动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
1924年上半年，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设立妇女部。妇女运动联合战线形成，在其推动下女工运动、女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女权问题再度引起关注。各地纷纷成立女权运动同盟会，“以扩张女权，取得宪法上法律上男女平等为宗旨”。
中共四大妇女运动议决案对中国农村妇女运动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中国妇女运动实际的真正结合。1924年6月至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五大通过了《关于共产党在劳动妇女中的工作问题》决议，再次强调“必须关注在劳动妇女——女无产者、农妇和小资产阶层中的工作”[19]，给远东各国共产党下达的争取劳动妇女的“首要任务是与生活习惯和宗教方面的种种偏见作斗争”。共产国际五大召开，要求中共派代表到会，还强调“代表团中亦须有妇女和青年的代表”，中共派了妇女代表刘清扬参加。
客观地讲，共产国际五大的指示影响了中共四大。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大会承诺，“对于（第五次共产国际会议中）国际妇女会议的决定亦完全同意。本党以后应注意妇女运动并在本党各级委员会下设立妇女部，以责专成”。中共四大通过的《妇女运动之议决案》进一步强调了妇女组织与妇女宣传的重要性，“各地党部应注意介绍女党员……从经验上说，没有女党员的地方，妇女运动常常无从着手。各地党部亟应设立妇女部，其无女党员的地方亦应组织妇女部。”中共四大还重申筹办妇女定期刊物的必要性。“为图本党妇女运动宣传工作之发展，本党应有一妇女定期刊物之筹办。”“此刊物内容应注重妇女问题多方面的描写和批评，切忌偏枯。此外，在本党各种机关报上亦应为妇女运动作宣传文字和理论解释。在各种妇女群众集会中应注重口头宣传的广大作用。”在党组织的宣传动员下，广大妇女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参与罢工、罢课、罢市等，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另外，中共四大特别提到了农村妇女运动问题。议决案指出：“本党妇女运动应以工农妇女为骨干……使工农妇女渐渐得为妇女运动中的主要成分”，“此后，凡本党开始农民运动之地方，即宜作农村妇女运动的准备工作。”把重视农村的妇女解放问题写进“议决案”，除共产国际的指导，與当时农村革命形势的发展，尤其是与广州地区农民运动、广东农村妇女运动的发展及农民、农村妇女所显示的力量有直接的联系。《妇女运动之议决案》还对妇女运动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的关系问题，对建立全国统一的妇女组织问题，对妇女、妇女干部的培养教育问题进行了讨论。
可以说，在中共三大、四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认识与理解更加深化、更加具体化、更加切合中国实际，对诸如妇女运动与国民革命、妇女统一战线、以工农为妇女运动的骨干以及农村妇女解放运动等，都有了比较明确的提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思想。
综上可见，中共早期妇女解放思想的构建，一方面是中国革命形势发展在妇女理论上的缩影，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同时还是中国共产党人自我认识和自我提高的成长历程的体现。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早期妇女解放运动的认识逐渐系统化、理论化、具体化，为后续中国共产党制定妇女运动的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积蓄了革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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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分别系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副教授、中共上海市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科员